2013年-2014年间,
澳洲医院进行了
超过31.4万次下背部CT扫描,
其中大多数没有表现出异常。
在腰痛的常规病例中,X射线和CT扫描没有提供有意义的信息来指导医生的治疗,反而让病人受到不必要的辐射。
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消费预期增加、人口老龄化、财政激励措施(医生让病人接受影像服务是有抽成的)和“防御性医疗”,医生为避免误诊遭病人控告而采取谨慎做法。
这是世界各地医疗保健支出浪费的众多领域之一。
美国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的医疗保健护理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
澳洲的情况似乎是一样的。按保守估计,澳洲公立医院系统可规避的成本是9.28亿元。
我们可以探究一下医生为何总是要求病人做这些检验,并利用行为手段(behavioural techniques)改变这种状况,从而减少一些浪费。
为什么会浪费这么多钱?
这种浪费的一个推动因素是,消费者对医疗检测的需求上升了。
新技术的涌现和公众意识的提高导致乳腺癌、肠癌和宫颈癌的大规模筛查增多。
大众媒体进一步刺激了需求,2013年媒体对影星安吉丽娜-朱莉接受预防性乳房切除术的大肆报导催生了“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效应”,乳腺癌基因检测和降低患病风险的预防性手术的咨询量暴增了两倍。
虽然这些情况是有证据支持筛查的,但这也让消费者能够主动要求为其他疾病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测,包括常规腰痛的X射线和CT扫描。
几十年来,减少与不必要检测有关的医疗浪费已成为研究者、政府和卫生服务机构的一项主要任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努力大部分被浪费掉了。提高医疗质量的传统方法一直围绕于这样一种假设,只要提醒医生就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告诉医生X射线和CT扫描不建议用于治疗常规腰痛,那么他们就不会再让病人做这些检测。
然而,“以认知带动行动”的想法本身就是个有缺陷的假设。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多吃蔬菜、多运动,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会去做。
利用行为学研究改变医生的行为
如果驱动人类行为的不只有认知,那么我们该如何找出其他驱动因素呢?
答案看似简单:问问人们为何他们要做某件事。
我们需要探讨为什么医生、病人和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会作出某种行为,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影响他们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医学研究突破具备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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