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到处文章老 学问深时意气平

—访阿德莱德大学亚洲学院高默波教授

近些年，由于中国政治大环境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对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本人的负面评价，甚至出现不断的扭曲事实，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夸大毛泽东时代的错误的现象。特别随着批判毛泽东本人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尚，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反毛作家。对此，高默波教授专门有一部著作《为中国的过去而争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系统阐述了人们对毛泽东以及对毛泽东时代的误解和编造，回击了一些人对毛泽东评价的偏颇之处。

高默波教授认为，现在很多中西方学者，出于政治目的或个人恩怨，将反对毛泽东作为毕生的追求。高教授自称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自由追求者，对毛泽东没有狂热崇拜的感情。当年作为小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时刻，看到无数的人热泪盈眶、狂喊不已，年幼的高默波却平静如水，没有什么特别的激动。现在也这样，高教授对毛泽东没有个人感情，更没有个人崇拜。高教授强调，他不崇拜任何人，他是个彻底的跨国界的国际人，也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的不拉帮结派的学者。

因此，如今被某些人贴上了“拥毛派”标签的高教授，并不认同这个身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个人的情感去赞扬毛泽东本人，也不因个人的遭遇去否定毛泽东时代，不为否定而否定，不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为赞扬而赞扬，他不跟风, 他反潮流。他的学术研究不为过去也不为现在，不为中国也不为西方的政治做脚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重要成绩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而毛泽东时代犯下的错误也不该由毛泽东一人承担。所以，一但遇到了歪曲历史、夸大事实或是出于政治和个人原因而选材攻击中国和攻击毛泽东时代的学者和作家，即便他们人数众多，力量强大，高教授也要毅然挺身而出，与其唇枪舌剑。正如毛泽东诗中所写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高默波教授认为毛泽东是时代的伟人，他是一位对中国的解放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的伟人。

正是在严谨的学术精神的推动下，高教授正在写一部新书——《理解中国：论关于中国的知识是怎么制造和消费的》，他将从中西学者的政治立场、国家利益和学术范例（paradigm）三个方面解读目前有关中国的流行知识，我们非常期待这本新书的出版。

高默波教授对毛泽东时代的哪些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呢？这在高教授的另一著作《高家村》里体现的尤为深刻，本书英文版最早1999 年在伦敦发表。 因为读者需要，200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发行了简体版。 为适应中文读者的需求，201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推出了中文版本。

高默波教授出生在江西省鄱阳湖边的一个小村庄——高家村，那本来是一个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地方。但高家村人历史上第一次人均寿命的攀升、医疗条件的改善、教育资源的出现、妇女地位的提高都发生在毛泽东时代，而高峰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高默波教授本人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家庭出身的农村人，用农民的视角和农民的体会去感受那个时代带来的深刻变化，反应了当地农民的心声。

高默波教授举了一个简单形象的例子来说明农民与中国有些知识精英的不同。比如样板戏的推广。对于当时农民来说，样板戏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现并进入农村，或多或少地为当时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起到了调节文化生活的作用，也在劳动之余活跃了娱乐活动，农村人不但学普通话， 也当地的语言和戏曲或唱或演着其中的角色。这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公共联系，比如说青年人谈恋爱，同时因为学台词而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毛泽东时代为高家村人第一次提供了除了宗族，宗教以外的公共场所。

高教授也并不否认毛泽东时代给许多知识分子带来的冲击和对一些人的迫害。过激的阶级斗争行为和暴力在文革中使许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有的甚至受到迫害。文革的冲击使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中断了他们熟悉的学术活动，这是需要吸取的教训。但当时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和进五七干校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农村基层的疾苦，自己也得到了身体的锻炼。高教授不赞成暴力，也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去鼓动暴力。在《高家村》一书里，高教授就表达了对村里一家被戴上地主和一家被戴上富农帽子两家人的同情。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农民没有因为文革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相反，他们在文革时期得到了基础教育的普及，学到了文化知识。同时，赤脚医生的制度也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解决并改善了部分农村缺医少药的医疗条件，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应当值得肯定的贡献。广大的劳动人民成为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益者也正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初衷。

只是，自由派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对毛泽东时代的贡献逐渐地选择性遗忘甚至掩盖起来，而取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无底线的批判，比方说把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越夸越大。对于同样的历史时期，人物和时间，写历史的人的政治立场，国家利益和学术概念框架的取向会不同导致不同的解读，甚至会使制造历史的人不自觉或有意地选择不同的素材和资料。这就是高教授在新书里要论述的主要观点之一。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时代正在慢慢地淡出历史舞台，但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很多物质、精神遗产在今天仍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不应当在批评毛泽东反面的时候而丢掉其正面遗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去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是有道理的。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下良好的工业和国防基础，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不可想像的。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奇迹，有的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艰苦奋斗，包括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毛泽东时代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全方位工业和农业基础建设的基础。

高教授接着谈到了几个人们常见的认识误区，让人增长了不少见识。第一，人们总以为粮食问题的解决，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这其实并不准确。以袁隆平为首的科学家群队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研制出杂交水稻制种技术，正是毛泽东时代的努力而得出的成绩为后毛泽东时代大面积杂交水稻的推广奠定了基础，这一技术可以使水稻增产了15%-20%，从有利于解决不但是中国也是其他第三世界的粮食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屠呦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目前为止唯一得到非文科科学诺贝尔奖的人。她所代表的就是毛泽东时期集体团队的成就。第二，人们广为熟知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确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大的发展，但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在毛泽东时代就由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比如 197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因此，一些人为了影射毛泽东时代不注重经济建设，刻意回避毛泽东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这是需要澄清和纠正的。此外，在土地改革与中国崛起的关系、水利建设与粮食生产等多方面，高教授也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鞭辟入里，让人收获颇丰。高默波教授还指出，现在粮食产量高的另一个因素是大量化肥的使用。毛泽东时代工业化刚在起步成长，当时没有大量的化肥供应。毛泽东时代发展重工业的策略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化肥生产打下了基础。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化肥过量使用的副作用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高默波教授与澳大利亚报业集团首席记者郭燕合影

而对于当今时代，高教授讲到，新自由主义风靡的这20余年，看似深入人心，但是民众的反抗在中外都是普遍的，只是这个历史暗流没能在主流媒体上反映出来。资本主义对低成本的追逐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大规模外移，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美国持续多年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导致巨额债务，顺差国比如中国的外汇以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金融市场以支撑美国的消费。这种奇葩的穷国资助富国的全球资本主义不但没得到富国的同情，富国反而指责穷国进行贸易操纵和抢饭碗。金融泡沫债务的积累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以美国为首的富国却没有抑制跨国资本家，而是把危机进一步转嫁给穷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正在以新的形势顽强地证明着。

中国应坚持适合本国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的道路。为此中国应该发挥和应用社会主义的遗产。高教授讲到，中国在农村仍应坚持土地集体经济所有制的道路。而在城市，国营企业不能完全放弃公有制为主导的地位，否则必将造成私人侵吞国有资产等一系列的经济腐败问题。

高教授讲到，中国的不断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海外华人的处境。关于发展，高教授强调要用辩证地发展地的目光看待。当今中国的发展和中澳关系都面临者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比方说，中国要发展高端工业和科技创新，也要有新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思想的支撑，所以也就需要真正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如何在全球花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掌握话语权霸权的形势下制定适合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尺度是很艰难的。颠覆稳定的活动要防止，但是靠压制是不能最终保持社会稳定的。在中国是这样，在世界也是这样。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是毛泽东的说法之一。同样，在中澳关系上，如何处理澳洲对中国的既贪婪又恐惧的综合症也很棘手。这都需要跨国界的智慧和跨时代的勇气。

*以上均系受访嘉宾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