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首先应体现在国家认同上。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国家为实体组成的，现实中没有人生活在国家之外，不管你是身在祖国，还是侨居他乡。我们13亿之众的中国人，99%以上就只能生活在祖先留下的这片国土上。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既是社会统治的机器，也是世界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载体和基本形态。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古代先贤两千多年前概括的这一点，至今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那么，各国人民的福祉必然和他的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利益至上仍是现今世界必然的行事逻辑，爱国主义也就成为各国人民的行为准则，家国情怀自然就被纳入到人们的道德标准和根本利益范围。这一串的关系绝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影响每一个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课题。

　　笔者曾经两次去过美国，令我颇感震撼的不是那里的先进发达，而是两件小事。一次是代表团参加一个大型活动，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广场，生性自由活泼的美国人，看似无拘无束地嬉笑打闹。但当三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护卫着星条旗正步走入广场时，人们立刻安静下来，右手按在左胸前，表情庄严地注目他们的国旗，偌大广场只听见三名战士的脚步声。可畏的是并没有人提醒，大家都是自觉的。另一次是在饭馆吃饭，当电视里响起“星条旗高高飘扬”的国歌声时，所有正在用餐的美国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表情严肃地按住心口，直到国歌声结束。我当时就想，美国人的爱国情怀，绝不输于任何国家，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美国的强大有着必然关系。

　　国家认同，离不开对国家基本状况和发展道路的认同。我们的国家，是从一盘散沙、外强瓜分、军阀割据、战火频仍的状况下重新站立起来的。无论说它是“睡着的狮子”，还是说它“东亚的病夫”，都是任人宰割、欺辱的对象。除了掠夺你的资源财富，没人关心你的人民疾苦，国民也变得越来越愚昧和麻木，就像鲁迅先生无情鞭挞的那样。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探索，而今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22美元，发展到2014年人均7595美元，综合国力从贫穷落后一举而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六七亿人民脱离贫困，全体人民不再为温饱发愁，而是向全国小康的标准快速迈进，而且中国人做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抓鳖”……这一切也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不管当下还有多少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已经取得的空前成就都显示着国家、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且它仍然蕴藏着更多的潜力与希望，这就是当今国家的主流。

　　对于国家、社会存在的问题，领导中国实现复兴事业的中国共产党，给出了以更大决心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解决方案，体现了巨大的气魄和责任担当。但是这条继续改革之旅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注定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配合。如果整个社会不能形成共识，形成强大合力，去攻坚克难，那它的进一步成功，就会变成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

　　政府代表国家管理着整个社会，也为全体国民的利益工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应简单地将这种关系看作是对立的关系。政府的任务是要在各种利益共同体的利益诉求中，找到并实施某种平衡，在“最大公约数”的涵盖下，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在基本满足各种利益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而这种长远根本利益，也包含着各阶层的利益。

文化认同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还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认同。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从古到今传承下来的文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样定义文化：“人类，只有人类，能够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即今日所谓的文化”。“由于人类具备独特的，彻底变革环境的能力，所以人类不用经过生理上的突变便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具体地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文化，就可以理解它是中华民族为适应与改造生存环境而创造出来的，它就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既然是与生存环境紧密联系，那么，它一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叫作“与时俱进”。但不论怎么变，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离不开我们所说的“大道”。我们的国家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导致国家的衰落和人民受辱，这里确有传统文化保守落后的因素。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瓜分，却也激活了我们文化中固有的自醒、自力、自强，在新的条件下努力寻求适应与变革，以应对新的环境，我们又成功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这一历史变化诚然是学习外部的结果，当然也是自身文化发掘、发挥、融合、变革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当今的改革，事实上也是秉承自己传统文化活的精神，继续创造更好的环境，也同时创造更辉煌文化的必由之路。完全没有必要产生文化自卑、文化自悲的心理，而应有坚定的文化自信。

　　既然我们从民族文化中可以理解到继续前进的精神依据，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传统文化全是阻碍现代化的负累，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它的精要部分。我们的圣贤主张“内圣外王”，提出“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将“格物、致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其中，重教精学，依道而行，重视修养，就是一个很好的特点，值得抓住并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新秩序，重要的一条是她自身有坚定的信念和铁的纪律，要求其成员都有自觉的党性修养，且始终以人民的福祉为奋斗目标，因而形成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也成为共产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要继续前进，这些民族的、优良的文化就是不可或缺的。

　　笔者想借此说一个文化现象：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威尔·杜兰特专注于世界文明史研究。这位美国自由勋章获得者曾著书向世界推荐了十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孔子。他在穷50年心血创作的《世界文明史》中，有这样一段话：“群众最常见的做派就是喜欢通过贬抑他人来达到吹嘘自己的目的，尤其是指出伟人的缺点，更可以满足这一心理。”我理解：既然是最常见的做派，那它就是指一种习惯或习俗，既涉及人的认识范畴，又涉及社会传播领域，它也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了。如果把这种现象延伸一下，把“贬抑他人”理解为“他人做的事”，把“伟人的缺点”延伸到“对领导做事的理解”，这样做似乎并没有脱离威尔·杜兰特所指的规律以及范围。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事情不仅仅像中国老百姓所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一种认知和传播习惯，而且在群众的习惯心理中，自然就有一种对管理者、对别人表现的贬抑和距离因素。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社会和民众都应该直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可能对社会进步有间接的积极意义，但更多的可能是对国家文明起消极作用的因素。而它又不是简单命令可以改变的，难怪列宁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

　　还应该认识到，所谓文化，其实也是意识形态。中国的文化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西方的文化，是形成西方意识形态和所谓价值观的基础。东西方文化不同，其意识形态也就不同，这本没有什么奇怪。而意识形态的不同，会造成社会体制的不同，这也完全合乎逻辑。同时，我们的文化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它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并不影响我们随着社会进步，或为了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而学习外部先进、成功的东西，经过消化吸收，把它本土化。因为外来文化的存在和影响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华文化就是在不断与外来文化碰撞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在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创造出更好的、更能适应各民族发展的、更新的文化呢?

　　都说最好的创新是融合，那么，中国参与创造和引领人类新的文化，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正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