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Jenna Cook，中文名叫夏华斯。1992年3月24日，这个刚刚出生1个多月的女孩被遗弃在武汉硚口区宗关街街道办事处门前，随后被送往武汉市儿童福利院。几个月后，夏华斯被一位美国女教师收养。
20年后的2012年，昔日的女婴已经考入耶鲁大学。为了寻找她的生身父母，夏华斯从美国来到自己的故乡中国武汉。在寻亲的过程中，她见到了50多个家庭，可惜最后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2014年，夏华斯从耶鲁大学毕业，并成为富布赖特中国学者。最近，她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寻亲过程中的一些遭遇和感受。
中国武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手捧着一块红色格子的破旧蓝布，“你见过它么?” 她问道，“你记得这块布么?”
“我给你穿上新衣服，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剩下的这块料子，我保存了20年用来记住你。我的孩子，你肯定见过这块布料! 你一定还保留着那套衣服吧?” 没有。我摇了摇头。我从来没见过这布料做的衣服。她的面容变得悲伤。她开始啜泣。
但更重要的是，那是我欠我自己的。我从没想过我的寻亲之旅会引来媒体的广泛关注，还会引出几十个家庭悲伤的过去——这些家庭都认为我是他们遗失的女儿，我也没想过这会揭开一片已被遗忘许久、但是遍布中国的伤痛，这个国家至今仍在同这段历史和解。
当年我二十岁，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我是借助大学奖学金才回到中国的，在奖学金申请书中， 我提到“我会记载寻亲的过程，以此为其他8万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领养儿童提供有用的帮助。”我本来计划前往中国三个不同的政府机构寻找我的领养记录，还计划在武汉的街头发放寻人启事。
我想要寻找我的亲生父母，因为不论结果如何，经历这寻找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个解脱。抵达中国以后，我和养母如计划中地那样去了政府机构，在街头发放寻人启事。
但一星期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位记者友人在当地的《楚天都市报》工作，她表示愿意帮我们写篇关于寻亲之旅的文章。
中国媒体对于我的故事大肆报导。我很快被贴上了标签：我是一个“去了发达国家”， “上了耶鲁”的“弃婴”。
一个中国记者对此表示赞叹：“你是如何从如此不幸变得如此幸运？在一分钟内，你的命运完全被改变了。”
他们执拗地关注着我的“幸运”和常青藤名校，但却完全无视我们这些中国领养儿童的不幸。虽然我们有了新的家庭，但是我们失去了原本的文化、语言和国籍。
因为在这些白人社区里很少有其他种族的人，我们中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到种族歧视。每年都有从中国领养来的孩子自杀，他们的经历深深地撼动着我们这些人的灵魂。
我相信我的故事之所以震撼了中国公众，是因为在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或多或少的听闻或经历过遗弃孩子的故事。在寻亲的过程中，我见到了50多个家庭，他们每一个都在1992年3月在武汉的同一条街上遗弃过他们的孩子。这隐含的意义迫人心扉。
在1992年到2013年间，有统计表明中国共计有139,696起国际父母收养中国儿童的案例。
2012年，我去了一个长途汽车站，距离我被遗弃的那条街很近。我问那里一个年长的工人她是否曾记得在1992年3月捡到一个婴儿，她叹息着回忆道：“在那个年代” 她和她的同事经常在长途汽车站捡到婴儿。附近派出所的一个退休警察表示同意：弃婴那时候如此普遍，以至于政府都不再浪费时间进行信息登录。
但是他们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孩子有可能被外国人领养。
他们会问：“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领养来的?” 在美国，被领养的子女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同养母种族不同的孩子。
他们会问：“你的养母怎么可能支持你寻亲呢?” 在美国，领养中国儿童的家庭非常注重子女寻亲，以至于有很多讨论会、活动和书籍专门指导养父母如何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他们会问：“如果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将来你怎么为两边的父母养老呢?” 美国父母通常会为退休生活攒钱，而不会指望儿女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中国人通常认为我的寻亲之举会伤害我的美国养母。
迄今为止，我仍然没有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关于他们为什么在1992年3月将我遗弃在武汉的那个街头，我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证明，我所见过的50多个家庭都生活在深切且真实的悲怆中。他们拥抱我、他们痛哭流涕、他们对我鞠躬、他们祈求我的原谅。
当我问这些家庭为什么想和失去的女儿重聚，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想念她，想要知道她是不是活了下来。一位父亲眼含泪水的告诉我：“在我妻子心里，她非常想要找到我们的女儿。不论我们去哪儿，她都觉得街上的女孩儿’也许就是我的女儿!'”
另一位父亲告诉我：“我只想看她一眼，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我什么都不要，我不想打扰她的生活。”
来自另一个家庭的母亲说：“如果她过得好，我就不会再自责了。”
在见到这些家庭的时候，我们——失去孩子的父母和我——是相互人生中残缺的那个部分。他们会哭泣，会说：“我真的对不起你，你能原谅我吗?”
而我则答，“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在那个时刻，我就是他们今生也许再也不会谋面的亲生女儿。
我也发现自己会对着这些家庭发泄我的情绪。我终于有机会问：“20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你们记得我吗?”
他们会说：“我们当然记得你。”
我问：“如果我没有那么爱哭，如果我长得更好看，你们会留下我吗?”
他们会说：“你是最漂亮的孩子，我们是如此想你。”
我们互相拥抱，我们彼此安慰。我们没有同样的血脉，但是我们体会彼此相同的伤痛。
2015年夏天，我和2012年時见到的第一个家庭见面吃了午饭。他们仍然未找到他们的女儿。拥抱告别后，那位妈妈抓住我的胳膊，哭着说：“答应我你永远不会放弃，答应我你会一直寻找你的亲生父母，答应我你会尽一切努力找到他们。”
我看了一眼站在她身旁的男人——那个本来可能会是我父亲的男人——他眼中饱含着同样的绝望。他们需要听到我说他们的女儿不会放弃寻找，正如他们不会放弃找寻。在那个时刻，站在他们面前的我，就是他们的女儿。
“是的,” 我点头说，“我永远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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