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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以下简称《名义》）意外获得了年轻观众的支持，周梅森说，这是最让他欣慰的事。

他在位于南京江北的工作室里打开手机微信群送到记者面前，群里是宣传方分享的工作日报，包括前一天的收视和播放量数据，实时微博热度、相关话题搜索量，也包括舆情监控。从数据来看，周梅森和他的《名义》无疑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

这其中贡献了巨大力量的多是年轻观众，周梅森的女儿还给他发来年轻观众在公交车、地铁上用手机观看这部剧的照片，这更让周梅森直观地感觉到，《名义》是真的火了。他甚至注意到，有网友在豆瓣上为这部剧恶意打了一星，原因不过是《人民的名义》这个剧名听起来就太过主旋律，但不用周梅森生气，已经有许多网友自发地抨击这名网友的不公允评价了。

在这之前的数年里，这位著名政治小说作家的作品一度难以问世，但周梅森说，他是个有准备的人，这些年没有间断写作，就等着适当的机会把它做出来。当然，这除了源于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反腐时期不能置身事外于这些大而化之的口号，单就写作政治题材这件事的本身，也是周梅森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就像剧中的陈岩石一样，有着股不服输的老愤青气。

《人民的名义》其实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诞生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找到周梅森的时候，是2014年的10月。他提出创作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的想法，希望由周梅森执笔，周梅森当时给出的反应是：“这发得出来吗？”

《名义》播出前的十几年里，反腐题材因种种原因从国产剧的一个重要类型变得销声匿迹。周梅森创作的《绝对权力》在2003年播出，之后，《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精英本色》几部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剧，演员阵容是一部弱过一部，也再无缘在卫视平台播出，《精英本色》等作品甚至无法在视频网站上找到踪迹。圈内圈外的人，都感受到了反腐题材遭遇的寒意。

不过这期间，周梅森还是创作了三部同类型的反腐题材小说，但无一例外地都被他扔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不是作家不想写，编剧不想编，导演不想导，问题是根本没法干。”

周梅森是个暴脾气的人，2002年播出的《绝对权力》经历了漫长的送审修改过程，周梅森说，这部剧折腾了他两三年，修改达八、九百处，还险些被毙。

2003年播出的《国家公诉》也几乎是同样的命运。前去送审的周梅森能够感受到对方工作人员的高度紧张，自己被人提防着，像是个破坏分子，这让他感觉很糟糕。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不跟你玩儿行吧？你爱咋咋的吧。”

周梅森早年创作过历史小说，但在自己的作品难以问世的这些年里，他却没想过用借古喻今的形式继续创作，尽管他非常推崇刘和平的《大明王朝1566》、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并且认为《大明王朝1566》的制作水准非常非常高。

这其中有三重原因。首先，周梅森不想做任何的借古喻今和影射，他更希望通过当代话语直抒胸臆；其次是出自现实角度的考量。《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以一己之身对抗整个腐败的王朝，如此的立意角度，也不是审查部门乐见的。

最后一重原因，则是周梅森坚信反腐题材能够重见天日。

事实上，周梅森不是党员，但他认为没有任何人比中国共产党更想清除腐败，也没有什么题材比反腐更能引起老百姓的广泛关注，毕竟这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最相关，同时这也是《名义》在播出后能够如此火爆的内在原因。并且，反腐话题针对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任何一个政权对腐败都不可能无限制容忍下去，腐败伤害的不仅仅是执政者本身，它对一个国家、民族的整体文化传统和素质也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当然，《名义》的播出之路也并非如外界想当然的畅通。为了保险起见，范子文曾征询了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的意见，李司长的态度让周梅森和范子文看到了希望，他所听到的答案是：从没说过不能做，也没有任何相关文件禁止做，问题是谁来做，怎么做。至于由周梅森来做，李司长很放心：他写的东西没问题。

《名义》得以诞生，中纪委的支持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15年6月，中纪委宣传部调研组在一次座谈会提出希望最高检影视中心加强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周梅森转述了他听到的大意：“反腐搞到现在了，一部像样的电视剧都没有，这个东西要引起重视啊，要抓啊。”

周梅森不讳言，制作《名义》这样一部电视剧，“实际上是理所当然的。”可现实却是，疑虑、担忧、恐惧等声音始终围绕在对反腐题材原本跃跃欲试，却一直踟蹰不前的影视从业者们的脑中。

“我不是一个好惹的人，除非法院裁决，否则我不会修改我的小说”

在作家周梅森的职业履历中，曾在家乡江苏徐州挂职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经历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份工作让他得以了解政府组织的运作形式，近距离地接触一些官员，也为他成为以政治题材见长的作家打下基础。而能够把腐败案件中的经济犯罪写得真真切切，则是与周梅森早年的经商经历有关。

周梅森自称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历程成长的，做过矿工，当过杂志社编辑，经济大潮时，周梅森甚至下海经过商，“时代的车辙和我人生的脚步有很多都是重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创立，20万就可以开一个大户，周梅森就是大户里的头一批。

“我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变迁过程，不论是它的成就、辉煌，还是它的挫折、失败，我陪它一起走过。因此我做这类题材可以讲是手到擒来、驾轻就熟，没有任何问题。”

周梅森“没有任何问题”的自信，也是源于曾经出过的问题。

《人间正道》出版时，曾经引发了一场有名的“对号入座”事件。当时，40多名厅局级干部联名控告周梅森的这部作品，3个宣传部长提出要其修改小说，新华社为此特意发了内参。

事件最后在周梅森的强硬态度下告终，他拒绝修改小说，理由是“我写的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有理有据，不服也得服。

周梅森告诉对方：要么按法律起诉我，不起诉就别跟我谈。“让我改我也不会改，改了反而心虚，他们可以去起诉，禁我的书，不许出了，法院判我就执行，法院不判，我就不执行。”

周梅森说，经历过那次事件之后，没有人再敢跟他上演类似的“对号入座”事件。《人间正道》没法在周梅森熟悉的江苏拍摄，就到山西去拍，中央台播出后影响依然很大，“我的脾气在江湖上比较出名。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周梅森有着熟练的、把握政治题材范围的书写尺度，他也十分笃信自己的拿捏。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作者写作的立足点，“你是真的像某些官员所担心的，在制造动乱、给政府和社会添乱，还是希望咱们的社会、国家变得越来越好，真心实意地支持反腐，这个立足点非常重要。如果立足点站对了，再加上政策放宽，这类作品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

但即便如此，《人民》的尺度还是空前的。作品中触及了副国级领导干部的贪腐，这突破了反腐小说以往“写到副省部级为止”的“红线”，而这个尺度的确立，是在制作方2015年7月11日召开的剧本创作专家研讨会上。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等领导专家参与了剧本研讨，翟泰丰在研讨会上批评了周梅森的创作尺度，“坏人只写到一个公安厅长，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的贪官，反腐形势这么严峻，你能这么轻描淡写吗？”

后来呈现到剧中的，是开篇即来的重磅。周梅森把现实中受贿两亿多元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当做原型放在了故事开头，与此同时，京州市的一个贪腐副市长逃往美国，这不仅是送给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沙瑞金的“大礼”，也是送给观众的一份大礼。周梅森认为，看到《名义》的反腐力度之大，也是在与观众建立信任，“我是刻意把它用进去，用大量的钞票形成震撼的视觉冲击力，证明我们的反腐不是儿戏。”

贪腐之外，周梅森也在剧中铺设了“小圈子”、“山头主义”的时代反腐着力点，观众也从剧中看出了作者如此设置的用意。以汉东省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为主的“汉大帮”，以汉东省委常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为代表的“秘书帮”，这些门生、故吏把京州市政治生态破坏殆尽，周梅森认为，反腐到如今的程度，《名义》中不能不触及这些现实中存在的现象——任人唯亲、团团伙伙，这种腐败比贪污更加可怕。

放弃做局长改去写小说：

我想弄清那些官员腐化的过程

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的艺术顾问，周梅森的执笔也得到了检察系统的大力支持。从《国家公诉》到《人民的名义》，周梅森都被允许前往南京浦口监狱，与真实的落马贪官及检察院的干部进行会谈，借此让作品得以充实。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想一窥身在铁栏另一端的他们心境几何。

但周梅森的创作又并非照搬自这些案例，更多的时候，他愿意从中纪委网站中取材。每当有官员落马，周梅森都会持续追踪，除了对官员的从政履历和贪腐经过进行研究，还会详细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这些公开材料中的细节，成了周梅森探究官员腐败的故事源，很多时候，真实的案例会让编剧的想象力相形见绌。

关于挂职的话题还有后话。“对号入座”事件之后，省委还让周梅森到江苏省公共管理局挂职副局长，手续都下来了，但周梅森没有去，他一方面的考量是，挂职工作会让自己的写作再度陷入争议——总有人会认为你写的就是他们；另一方面，有过类似的经历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他一丁点儿当官的欲望也没有：“我觉得当官太累了，当一个好官，想办点实事不容易，当一个贪官，整天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你说有多不容易！我一点儿不羡慕他们，当年不羡慕他们，到现在还是不羡慕他们。”

他紧接着又补充说道：“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权力的游戏非常有意思，好玩儿，充满奥秘，我有探究的兴趣。”在和官员交往的过程中，周梅森亲历过认识的官员从意气风发到贪污腐败沦为阶下囚，这其中，甚至有他十分看好的“能吏”。在他看来，写政治小说，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腐化的诱因、过程，是什么突破了他们贪婪的心理防线，人性，是书写的根本出发点。

时代变化太快，网络信息时代，贪腐与反贪腐都用上了全新的信息手段，《名义》紧随时代，水军、微博、手机视频这些新鲜事物都出现在了剧情中，但在故事的铺陈上，周梅森用的还是笨办法。

剧本创作到一半，剧组已经开始筹建了，一群学习影视专业的年轻人进入剧组，周梅森在筹备会上告诫他们，《名义》里不可以讲“桥段”，大家都要把自己视作制造桥段的人，“你侃一段，我侃一段，就叫电视剧？你是愚弄我们的民众，把民众当傻瓜，本剧立足于创造，你别说哪个戏里是怎样写的，哪个戏是怎么成功的，别跟我谈这个，我们绝对不用。”

但周梅森也不是全然不接受变化，他原本只打算将剧做成40集，剧本创作合同也是按照40集来签的，但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名义》这种体量的作品，仅拍40集不足以保证资方的收益。导演李路身兼制片职责，以拍摄情感类题材见长的他，希望丰富剧中的感情线，而后，同为编剧的周梅森太太也参与到创作中来。周梅森强调，《名义》基本上是以男人为舞台的政治剧，感情戏必须放在主线上，不能游离于主旋律之外。最终，拍了60集，精剪、修改到55集，最后的效果，周梅森认为“卡得还挺好的”。

周梅森对于他的作品充满自信，但在《名义》大获成功之前，这种让周梅森充满自信的创作方式也曾遭受过资本的羞辱。融资拍摄期间，曾有一家大型公司想要全部控股《名义》的制片资金，但是该公司没有人有过做剧的经验，于是把《名义》的剧本拿给一家剧本测评机构打分，周梅森说，对方的评价标准如下：三分钟应该有一个剧情爆点，某些地方应该搞笑，情节进行到某处应该有演员耍宝，按照这套评价体系，《名义》最终的结果是不及格，对方给出的结论是“建议慎重投资该项目。”

周梅森气得骂了娘：“去他妈的，赶紧滚蛋！不是一路的，跟他扯什么淡！”

写《人民的名义》我只想解决一个问题：

回答世界对中国的关注

土豪公司被周梅森骂跑，《名义》的拍摄资金陷入了困境。

导演李路只看了三集剧本就决定加入，他追周梅森的本子追了多年，得知周梅森重启了反腐剧的创作，他当即决定拍下几百万的定金，要拿下这个项目。通过周梅森的举荐，李路拿到了最高检影视中心的授权，除担任《名义》的导演外，还担任总制片人，负责项目投资、融资、制作和发行。

《名义》筹备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投资进入，接触的公司有很多，其中包括国企、上市影视公司等资金雄厚的公司，但即便有些已经签订了合同，最终还是临阵逃脱。从近几年的电视剧投资趋势来看，观众趋向于大IP、年轻化的题材，《名义》题材的敏感性和高昂的投资额，让大多数影视公司不敢冒进。

第一个入坑的是高亚麟，他在决定投资前甚至连剧本都没有看，而只是出于以下几点的判断，一、周梅森的创作水准；二、作为最高检影视中心主抓的项目，打消了“不安全”的隐患；三、反腐题材的可看性。综合以上几点因素，高亚麟得出“物以稀为贵”的结论。

高亚麟为这部剧专门成立了天津嘉会文化并投入了总投资中最大的一笔。接着，上海利达影业和大盛国际加入进来，两家公司的老板都是女性，也都是仅用十几分钟就决定了投资，换个说法讲，也正是这三家公司的鼎力相助奠定了这部剧的基础。

《名义》的总预算是1个亿，由于三家投资方的资金是分批进入，《名义》能不能按原计划开拍又成了问题。范子文和周梅森的意见是谨慎行事，等资金全部落实再开拍。记得当时，李路在房间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凌晨三点做出决定：拼了，干！周梅森说，李路的结论是，如果当时不开拍，这部剧就完了，片中多位演员的时间已经订好，一旦改期，很难再把队伍集结起来。

开拍之后，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李路一度想过抵押房子，周梅森则打算将手中两三千万的股票抵押掉，但周梅森最终还是劝住了自己和李路。

“我跟李路讲，不到万不得已你都不要投资，为什么呢？一定要把资本和艺术分开，如果自己又是投资者又是艺术家，这个矛盾纠葛肯定会有，作为艺术家需要把作品做到极致，作为投资者你又会想怎样获取每一分利益，这本身是矛盾的。”

而后，北京正和顺影业、弘道影业的入局，解决了资金的燃眉之急。

在写《名义》的剧本时，周梅森就不断和李路强调，“这部戏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回答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谈及《名义》获得的成功，周梅森称，这是国家话语一次成功的市场化表达。而这一次，政策的支持也回报了创作者们，审查时间虽然长达数月，但最高检从未对他们有意为难，提出过什么不好处理的意见。周梅森称，这些意见也都十分中肯，包括一些职务层级的叫法、侦查办案的手段，甚至还包括副市长丁义珍逃脱之前一些非典范行为的尺度把控，这回，周梅森很服气：“确实，点到即止就好，没必要太直白。”

采访临近结束，周梅森再次拿起手机看起微信群里新分享来的日报数据。对于数据，他相当满意，但他也需要担心相关的舆论情况，生怕有负面发生，对于一部反腐题材来说，《名义》如今获得的成功是意外之喜，能够顺顺利利地播出完毕，是周梅森现阶段最盼望的事。

 （文/邵登 责编/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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