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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6月08日 澳洲留学有问必答成功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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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因被冠以“电焊工移民村”的名号,长清区孝里镇后楚庄村突然变得热闹极了。一时间,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涌入,挨家挨户刨根问底。随后,“月入两三万元”“拿绿卡、住别墅”“移民神话”等标签,让这个只有200多户村民的小村庄在全国火了起来。

一个村庄变为“移民村”,几十户村民上演着“草根逆袭”。如今,快两年过去,后楚庄村已慢慢归于平静,但是当地村民还没有从当年的媒体“冲击波”中走出。同时,因受移民政策所限,加之本土企业的崛起,“澳洲蓝领梦”已经难以复制。

移民村“后遗症”村民大多避谈出国


从外表上看,后楚庄村与周边村庄并无差异。绿油油的麦地一眼望不到边,一旁的道路上堆砌着秸秆和石墩。同时,这里也有着农村“空心化”的常态:村子里少见青年人,老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拉着家常。

一条主干道将后楚庄村与临近的四街村和金村连接起来,街上偶尔驶过几辆农用三轮车。村子里的房屋有的略显陈旧,有的则修缮一新,有的可能用澳元建造起来的双扇大门,顶上写有红底金字的“家和万事兴”。



5月14日,记者来到后楚庄村,探访舆论热议两年后村子的现状。理论上讲,在这个每三四户中就有一户“打洋工”的村庄寻找移民家庭不算费劲,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上午的时间,记者敲开了多户村民的家门,当得知记者来意后,大多数村民都选择了避而不谈,昔日红火的“移民”字眼如今成了“敏感词”。

“当年组织过一次集中采访,之后还是有记者不断过来,也有人看着出国打工赚钱多,过来咨询‘取经’,有的直接闯到人家家里去问,这样他们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长清区孝里镇宣传办主任牛振勇告诉记者,“有出国的直接从澳大利亚打电话告诉家人,不要再接受采访了。”



赴海外“淘金” 80户村民变“澳洲蓝领”


几经辗转,记者终于找到一户移民家庭。


9年前,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马新峰带着几件行李和一身本领,贷款17万元交给中介后,远赴8000多公里之外的澳大利亚,在珀斯的一家工厂里干起了电焊工。

虽然是一门苦差事,马新峰却很少向家里抱怨。每天早上5点开工,即使在夏天,也要戴着头罩和护目镜,闷在厚重的防护服里做活。奋斗几年后,马新峰住进了500平方米左右的洋房,也把妻儿接了过去。

“这小子算是出息了。”如今,回想起儿子第一次出国时的波折,马新峰的父母马克平和方庆梅依然记忆犹新,“刚把出国手续办下来后,这小子去他姥姥家,结果半道上让拖拉机把腿给撞断了,为这个又在家养了1年才出去,难过得天天哭。”

早在马新峰出国前的1年,澳大利亚对于后楚庄村还是个陌生的字眼。2005年,村民尹法刚在深圳一家船厂干活时,其出色的手艺引起了公司国外工作人员的注意,还建议他去澳大利亚闯一闯。“这孩子当时胆子大,找中介报上名后就去了澳大利亚。”马克平说。3年后,尹法刚在墨尔本买下了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办下了绿卡,还生了个澳大利亚籍的儿子。



看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了,后楚庄村的年轻人们躁动了起来。找中介-补英语-苦练电焊技术-出国,越来越多的人复制着尹法刚的路子,出国潮在2007年前后达到了高峰。牛振勇介绍,后楚庄村200多户居民中,有近80多户在海外“淘金”,“临近的四街村也有七八十户出国了。”

后楚庄村的“移民神话”,也是中国技术移民热潮的一个缩影。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蓝皮书显示,过去10年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技术移民来源国。2013-2014年,获得澳大利亚积分制技术移民签证的中国人共8340人,仅在2013年,就有20245名中国人通过职业技能获得永久居留权。

在澳大利亚,除了收入可观,当地的福利待遇也吸引着村民前往。后楚庄村的年轻人通过申请457签证过去,工作满两年后可以申请雇主担保移民。在当地生孩子住院,政府给买单,还能享受5000澳元的补贴。

“俺儿待的城市有很多同村的,都住在一个社区,成了‘小后楚庄’了。”马克平笑言道。




身陷“磨合期”当中国传统遭遇西方文化


在国内,像后楚庄村这样的移民村并非个例。有300多年侨居国外历史的浙江青田县,现有华侨25万多人,遍布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徽槐塘村2000人中,有近千人曾务工经商闯荡西欧,村里约80%以上的农户有亲人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

“在国外过日子有好处,也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马克平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居住环境,蓝天白云气候适宜,“俺儿在那边日常生活都没问题,要想融入当地生活,还得需要多磨合、多适应。”语言最成问题。早些年从后楚庄村走出去的青年大多学历不高,只要电焊技术过硬,就会被老板选中“漂洋过海”,直到申请绿卡时才会要求英语考试。“当时大部分人的分数不够,但是政府也能变通,”一位村民曾告诉媒体,只要交上2000澳元,在当地语言培训机构按时上课就行,但是“有人干脆只交钱不去读,当地也不管。”



有媒体曾对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家庭做过调查。在温哥华、多伦多等地,有些侨胞至今不能熟练使用当地语言,很少迈出唐人街;而2006年以后的移民,则习惯于居住在华人集中的社区,过着“中国化”的生活,融入的积极性相对较低。

而这种不适应,马克平和方庆梅也多少感受到了一些。3年前第一次到澳大利亚探亲时,老两口感觉很新鲜,看到有人出海钓鱼,马克平也跃跃欲试;见有人在海滩冲浪,两人看得饶有兴趣。可时间一久,老两口就打算回家,“还是不习惯呐,平时除了在家里做饭,基本不出门,人家说话咱也听不懂,憋得慌。”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云华看来,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的心理落差,也是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面临的问题。多年前移民新加坡的他曾向媒体表示,这种心理落差造成的局面是:通过移民取得外籍身份,但绝大多数时间仍以国内的方式生活。门槛提高﹃移民村﹄现象难复制

“前年俺们村让你们(媒体)写得太火了,很多人都觉得出了国以后钱很好赚,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说到儿子这两年的生活状况时,马克平的嗓门明显提高了,“现在厂子接的活少了,俺儿赚的钱都快够不上还房贷了。”

2008年前后,金融危机席卷澳大利亚,4年后,当地的失业率慢慢走高。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月失业率达6.4%,创13年以来最高纪录。

而让马新峰感受最深的是,过去最多每天能干10个小时、赚300澳元的活儿,现在缩减了大半。“俺儿买的房子有40万的贷款,赚的钱还得向政府缴税、养活孩子,现在的日子大不如以前了。”马克平直摇头。

不好找活儿的现状,让不少外村慕名而来打听出国事宜的年轻人犹豫不决,而移民政策的不稳定性,则让他们打了退堂鼓。

为了给当地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这几年发生了较大变化,2011年成为最严格的一年,要求技术移民的雅思成绩达到单科6分以上,这近乎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标准,将一大批申请者拒之门外。而2012年,从1月到11月,各项新政不停地推出,被称为移民政策“变脸年”。

“政策紧了,这两年村里再没有人申请出国了。”牛振勇告诉记者,近几年,孝里镇通过招商引资,进来一批企业,村里不少年轻人留了下来,技术好的每月也能拿到将近1万元,“在家门口打工,也不耽误家里农忙的时候干活,所以‘打洋工’的热乎劲儿慢慢退去了。”

5月的后楚庄村,麦地里的小麦已经接近一人高,家家户户马上进入收获的季节,而此时几千公里之外的马新峰,刚刚与工作的工厂续签了4年合同。至于儿子未来有什么打算,方庆梅心里也没谱儿,“家里有五六亩地,回家生活也没问题,但是在哪儿过得好就在哪儿待着,就由他吧。”


以上内容转自:悉尼印象

澳洲资深留学顾问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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