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虹霖 口述 / 文隽
目前，中国十大首富中有五个都在投资拍电影，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异常火爆。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票房收入219亿，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电影总票房，估计今年底会突破300亿。近3000家影院、2万2千块屏幕遍布全国，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按照这样的趋势，五年之后，中国一年一千亿票房并非不可能。
这些数字相对于电信、地产等行业的收入只是一个零头，在香港李嘉诚、李兆基这些最有钱的大企业老板都没兴趣做电影。但拍电影对一些投资企业来说是踏脚石，占据影视文化领域更受人关注，名字和电影明星联系在一起，影响力名气都大了，开拓其他的也很容易。有些或出于开拓上下游产业考虑，比如万达将拍电影、影城、房地产、娱乐基地、影视基地一系列的产业整合，形成协同效应。
但整个市场80%的电影在赔钱。即使赔钱，大量资金依然源源不断地进来，因为觉得拍电影很容易。对于电影界来说，资金不缺的情况下，人才至关重要。电影是人才导向型行业，必须要找对班底，但不是有钱就能找到对的人。几年前，一家大型地产商说想拿十个亿，把陈凯歌、冯小刚、姜文全部请来拍电影，才发现原来不是有钱就可以达成。
电影圈的人才就像一个金字塔，最有本事、最有赚钱能力的人在塔顶，他们很难请动。谁都愿意给冯小刚钱，但冯小刚一直跟华谊合作;排队给姜文多少亿的人也很多，他肯定会选择最熟悉的、懂电影的人合作，这里面也有很多人情的因素。
如何把塔尖这个小三角的人请动，是每一家电影公司都在追逐的事情。要找一般的人当然容易，越往塔下人越多，水平也参差不齐。所以二八理论放到电影市场也一样适用，80%的人拍电影都在赔钱，10%持平，仅剩下有限的10%赚钱。
热钱涌入的影响有好有坏。一方面，在这个行业的人直接拿到好处，以前拍一部片2000万不算少，现在投资没有一两个亿都不算大片;另一方面，太多人拿钱进来，都在追逐金字塔尖的人，就会把这些人的价钱抬高，尤其是一些有市场价值的明星。
过去，一部片子可以把刘德华、梁朝伟、刘青云这些优秀演员都集中在一起，现在这些人每个人要几千万，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通常就只能请一两个顶尖的，这就是太多热钱带来的后遗症。十多年前，张艺谋拍《红高粱》才花了60万，而今天60万甚至请不到一个像样的造型师。
很多投资方都愿意出几千万请一个有号召力的明星，但哪怕多拿十万给编剧也觉得没必要，实际上没有好的剧本演员如何火?我们看成熟的美国市场对剧本的重视：通常一个剧本几百万美金，很多编剧可以一年只写一两个剧本。中国目前还处在比较粗放的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自己是编剧出身，14岁开始就给香港报纸投稿，那时你不需要认识谁，只要文章漂亮，就有人用你。我初中就开始写小笑话，为了报纸能登我的稿，我什么都写，乐评、影评。这么多年已经成了习惯，跟别的电影人不一样，我每一天都在写稿，我在香港的报纸有两个专栏，电影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每一天都在记录。
我是1991年第一批到内地拍戏的香港电影人，那时候内地只有1000多块电影屏幕。当时给姜文当《阳光灿烂的日子》监制，1993年开拍，1994年参加威尼斯，1995年在内地发行。2001年我监制的一部电影《我的兄弟姐妹》是当年的票房亚军，第二年中国电影市场正式起步。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说，我是跟内地新导演新班底合作最多的一个人，如姜文、徐静蕾、田萌、俞钟，很多新导演的第一部片都是我当监制。
去年，我跟叶伟民导演在和润影视设立内地办公室，我们合作的《京城81号》以4.68亿人民币创造了国产惊悚片最高票房纪录，打破了国产惊悚片小投资、低票房的传统。现在，我们原班人马在打造另一部惊悚片《魔都魅影》，该片由金诚财富旗下基金主投，投资规模也很大，创作上由我主导。可以说，我非常早就把重心放在了内地，内地电影市场在发生什么我很了解，韩国片、日本片、好莱坞片我也很熟悉，我认为自己是“知道分子”。
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像是战国时代，山头林立。有本事、有魅力的人号召一些创作团队在他们身边，像博纳、华谊、光线、中影等;另外一些以前老制片厂，比如上海、深圳、湖南，峨眉山、长春等，现在都已改制，成为北方电影集团、南方电影集团等。另外，包括BAT(百度、阿里、腾讯)以及一些传统行业的企业陆续进场，没有能力的会逐渐淘汰出局，剩下靠谱的慢慢合众连横。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类似BAT这样的企业进入具体的电影制作时，他们原有的平台会带来很多优势，但是即使是阿里推进电影业务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曾经和阿里合作了三个月，但决定还是暂时转向传统的合作伙伴。原因很简单，合作下来我认为BAT等外来的企业现在对拍电影的流程还是不太熟，包括一些行业规矩。但是我相信，它现在这样不代表明天依旧如此，经过一些冲击，他们会慢慢发现，电影创作不是盖房子、打地桩，用什么材料都可能精确计算出来，在很多细节观念上他们需要改变。我当时因为等不及，还是按自己过去三十年的方法继续往下推进，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依然会再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