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到天津传达了中央关于接管中国银行的方针：在四行、两局、一库中，中国银行有其特殊性。它有商股，有海外机构，历史悠久。全国解放后，中国银行要建成面向海外的外汇专业银行。为此，要继续保留中国银行的原名和原机构，原有员工原则上都留用。

全国解放以前，中行职工中，有不少人员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行总处和上海、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分行都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开展了各项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接管中国银行的通令

中行各地分行纷纷采取措施，动员组织职工群众，坚守岗位，保护行产，迎接解放。1949年2月中旬，上海中行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发起筹组“中国银行员工应变互助会”。1949年5月25日凌晨，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市苏州河以南地区，国民党军队尚在苏州河北岸顽抗，外滩中行大厦仍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弹射程之内。当天早晨，上海中行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冒险来到银行，找出两匹白布写上“庆祝大上海解放”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做成两幅各长30米的大标语，高悬在中行大厦上。这是解放上海时外滩最早高悬的大标语。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代表接管了中行总处。

6月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传达了接管中国银行机构和人员的方针：原封接管、稳步改造、尽快恢复营业；并宣布龚饮冰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1949年6月中国银行恢复营业

汉口、南京、杭州、西安、桂林、广州等地的中行机构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护行活动，积极组织职工做好银行库存、帐册、文件、公物的保护工作，以不同的形式迎接解放，绝大多数中行机构均被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

1950年1月，新中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展开，中行海外分支机构相继接受中行总处的领导，同时迫切需要政府颁布新的中行条例和章程，组成新的董事会，以便海外分支机构重新办理登记注册手续。这是关系到正确对待商股和中行海外机构长期存在的大事。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都亲自过问。陈云副总理亲自听取汇报，并把中行的旧条例、旧章程都调去详细查阅；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中行新董事会的官股董事和监察人名单。对原有中行的商股董事和监察人，周总理指示：只要不是战犯都全部予以承认。

1950年3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查中国银行之股权，除三分之一商股外，国家投资占三分之二，为公私合营的银行。现在全国业已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早经建立，该行之国家投资，自应为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为加强人民政府对该行的领导和监督，特指定南汉宸、曹菊如、马寅初、胡景沄、沙千里、章汉夫、章乃器、王绍鏊、龚饮冰、冀朝鼎、詹武、孙晓村、郑铁如等13人为该行官股董事。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许涤新、李世璋等5人为该行官股监事。中国银行原有之商股董监事，除战犯外，均继续有效。该行应于短期内，迅速召集董事会议，以推动业务之开展”。

1950年4月9日，中行新的第一届董事会在北京召开，中国银行新的领导机构正式组成，中国银行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