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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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5-11 澳大利亚无锡商会



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这样的一个曾国藩,再怎么说他“可怕”,也不为过。


文/流沙河 | 来源:摘自《流沙河随笔》


回忆高小初中,国文教师选讲《曾文正公家书》,催人渴睡,记不起讲些啥。校长每周训话,又抬出曾国藩大圣人做榜样,烦死人了。40年代来成都读高中,《曾文正公家书》有廉价本,青年路书摊上摆着呢。本想翻翻,听同学说蒋委员长爱读此书,便决心不看了。50年代做了编辑,又听同志们说此书“反动透顶”,想看看到底是如何反动,图书馆里又没有了。跃入60年代,阶级斗争炮火连天,读了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篇文章,才晓得曾国藩加冠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觉得这顶帽子有趣。现今混到六十快退休了,突然瞥见湖南大学出版社精印的《曾国藩家书》,非常吃惊。买一本来瞧瞧。


瞧瞧之后,更加吃惊。好厉害哟,曾国藩之为人!


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不像我和我所见的一些人,自我批评挂在嘴上开会说说罢了,他有具体措施,落实在行动上。


道光二十二年,他三十一岁,从十月初一那天起,灵魂深处爆发反革命,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影》(我联想起“文革”时革命者“过电影”),天天在上面写。写些啥?“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天天写《过隙影》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念念欲改过自新”。


《过隙影》必须字字写正楷,以示狠抓狠斗狠修养。不但写,而且做。十月初九日,也就是《过隙影》刚写到第九天,便猛省从前与小珊结仇怨,错在自己当初“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是夜即到小珊住处“登门谢罪”。长谈之后,过了四天又请吃饭。效果呢?“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想那《过隙影》中一定写有不少丑念丑事,此亦足见他的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太可怕了,这老反革命,不,壮反革命!


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的最高领袖道光皇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七十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咱们皇上春秋已高,种起子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亦骑马雍容,真龙种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还不可怕不可恶?


这家伙,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咸丰三年,太平革命军解放南京城,关他屁事。部长级京堂官他不当了,这时候倒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还说“系为大局起见”。从此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可恶,可恶!可怕,可怕!


这家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愈打愈顽强,一路攻下去。


咸丰四年十一月,攻下黄梅县,逼近九江府,函告家人:“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如果此人热得发昏,太平天国就有希望。可惜他不发烧,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


两月前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而“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


第二年打败仗,回头整顿水师,以鄱阳湖为根据地,“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片刻疏懈”。不时巡弋长江,隔断武汉南京两处的太平军,使之首尾不得相应。


第三年,亦即咸丰六年,战局扭转,到处反攻。两个弟弟也上战场带兵打仗,凶猛异常。湘军名震东南,前景辉煌,他却函训二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这时候南京城内那一群革命王侯在忙啥呢?在忙着建王府,筑侯宅,做礼拜,坐江山。广西大脚婆昔年生育的革命种子,恐怕早已养成小衙内了。天王洪秀全不时发神经,宣布昨夜梦见天父上帝怎么说,天兄耶稣又怎么说。东王杨秀清封了禾乃师,嫌九千岁少了不够用,要洪秀全给万岁。北王韦昌辉袭杀杨秀清,洪秀全又杀韦。翼王石达开全家被屠杀,不得不出走。


对比两个阵营,站在革命那边,痛感到这家伙实在可怕可恶!


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


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


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挨打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两天以后,又嘱家中四位老弟勿来长沙军营找他,“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


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


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像他这样不近人情,悭头啬脑,吾蜀人所谓的老牛筋,可怕已极!


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旁边有同志说,“反革命的思想工作!”我想也是)。


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入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而且最后埋葬了太平天国。


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复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


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作何面目不言自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字。这八个字后来被奉为革命队伍的金科玉律,我辈耳鼓膜都听起趼皮了,天哪,原来还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怪不自在!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


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请将自身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顶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歉悚”起来。两年后,他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


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纷,特别可怕可恶!


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三十七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车了,仍坐蓝呢车,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


1991年7月14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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