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墨看大选】总理如愿以偿成了“临时工",今日悉尼微信公众号文章

悉尼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澳中关系研究院主席黄向墨

总理“临时工”有点频繁

澳大利亚总理谭宝(Malcolm Turnbull)如愿以偿，令自己成了“临时工”。

谭宝在5月8日宣布，总督同意解散参众两院，自次日起生效，大选日确定在7月2日。这意味着，从5月9日开始到7月2日，澳大利亚进入了3年一轮的“大选时间”。这也意味着，自5月9日开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进入了“看守时期”，包括总理在内，整个政府都成为“临时工”。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在法律层面对“看守政府”做出具体的规定，但根据《看守政府公约指南》（GUIDANCE ON CARETAKER CONVENTIONS），“看守时期”自众议院解散之日起，至竞选结果宣布之日止；如果竞选导致执政党轮替，则必须等到新内阁就职。在“看守时期”，政府不可做出重大的政策决策、人事任免等，除非经与反对党充分磋商，达成共识。

2016年的这场大选来的比以往更加早些。澳大利亚的大选一般多在春季，这次大选将是史上第4次冬季大选，也将是第2次在7月份的大选。这次大选，从宣布之日到投票之日，足足有8周，是以往大选的一倍多，因此被不少媒体称为“马拉松”。这次大选也是史上第7次“双重解散”（double-dissolution）。

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的确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典型的表现是政治波动频率大大加剧，总理“临时工”频繁出现。在1975-2007年的32年里，澳大利亚总共出了4位总理，即弗雷泽（Malcolm Fraser），霍克（Bob Hawke）、基廷（Paul Keating）和霍华德（John Howard）。而最近4年就，澳大利亚就快速生产了4位总理，即陆克文（Kevin Rudd）、吉拉德（Julia Gillard）、阿博特（Tony Abbott）和谭宝，几乎一年一换，包括陆克文、阿博特这样由“人民选举”(阿博特语录)的总理也都成了实际上的“临时工”。

多亏澳大利亚有着坚实的民主基础、稳定的法律体系，“临时工”当总理的现象即便如此频密，还不至于对大局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当然，因党内斗争而成为“临时工”，与大选前的法定“临时工”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政党内部不稳的结果，后者是国家平稳运行的前提；前者是充满了欲望、交易和背叛的“纸牌屋”游戏，后者是由持重守中的政坛操守约束。

预算案：平庸也是一种算计

从夺位上台的第一天开始，谭宝就是个“临时工”：总理的每届任期共3年，本党同志阿博特已经干了2年，留给他的只有1年。

迄今，谭宝已经上岗8个月，他大约是这个国家最盼望着尽快大选的政客。这个通过党内“政变”上台的总理，面临着内外两重压力：在党内，不得不依靠半路接手的“二手”班子，缺乏自己的团队，处处受到掣肘；在党外，要应对工党日渐猛烈的攻势，以及自由党日渐消褪的领先优势，更要应对难关重重的经济大局。

当了8个月的总理，谭宝大约是受够了，不惜充当8周的“临时工”也要发动一场大选。谭宝除了有些破釜沉舟的勇气之外，也有着精确的算计：

一、通过推动ABCC法案，瞄准工党的软肋，以便启动“双重解散”；

二、通过“双重解散”，终结参议院中亲近工党的小党参议员、独立参议员的任期，清扫敌对的参议院；

三、通过提前大选，趁着自由党尚还有领先工党的微弱优势，更趁着民意对谭宝本人的期望值尚未完全透支，取得大选胜利，从“政变”上台的总理变为“人民选举”的总理，夯实执政基础。

甚至，万众期待乃至万众失望的预算案也体现了谭宝的精明之处。

5月3日发布的2016年预算案是史上民意支持度最低的预算案。据Essential Research的民调显示，仅有20%的人对此认同。Seven-ReachTel的民调则显示，只有7%的认为这份预算案将改善自己的生活，59%认为不会受影响，33%认为会令自己的生活变差，39%的人认为这份预算案“一般”，26%的人认为“好”，其余超过三成的人认为“差”。

客观地说，这份预算案与其说是“差”，不如说是“平庸”，其中根本没有涉及任何重大的改革。这份预算案的妙处，就在于“平庸”，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中庸”：

首先，预算案推出的时间，正好是执政党必须确定是否提前大选、是否“双重解散”的关键时期，选情与预算案相互纠结、相互影响，这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能不顾忌的；

其次，以当下的选情看，自由党虽然民望下降，但毕竟依占优势。谭宝需要做的，是巩固这种优势，并尽快将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选票，坐稳权力的宝座。此时，一切可能引发不必要风险的举措，都是政治票房的毒药，因此，预算案绝不可冒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未必有力多种花，却需有心少栽刺；

第三，要摆脱澳洲当下的经济发展困境，预算、尤其是税收体系改革，本是破局的关键所在。但是，一旦涉及加税，就必然要得罪人，要么得罪票数众多的草根选民，要么得罪手握政治捐款的工商大佬，甚至两者同时得罪。谭宝选择的是谁都不得罪。因此，这份预算案没有增税，反而对年收入8万澳元以上的中高收入人群予以税收优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群正是澳洲社会处于中坚地位、扮演着“桩脚”作用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低收入人群有着相当强烈的引领示范作用。

可以说，这份预算案的着眼点根本就不是“施政”，而是“大选”，是一份“临时工”式的预算案，与总理的“临时工”身份十分般配。当然总理还指望着用它来彻底去除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对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份好的预算案，但对于执政党和总理谭宝来说，这绝对堪称一个好的选举工具。

潜水艇：潜伏着竞选高招

谭宝及其执政党的精明，不仅仅在“找茬”激活“双重解散”及提前大选，也不仅仅在推出一份万众失望、吾党暗喜的“临时工”式预算案，甚至连关系到澳大利亚国防大局的巨额军购也被娴熟而巧妙地转化为竞选工具。

4月底，谭宝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建造12艘潜水艇、总价值500亿澳元的大合同由法国获得，而非原先舆论以为板上钉钉的日本。国际舆论，尤其是中国舆论，都猜测这或许是澳大利亚顾及到中国感受的一种安排。其实，这更多地是澳大利亚执政党基于国内政治需要，尤其是选举需要的精明决策。

法国赢得这个大合约的公开理由是其同意在澳洲本土建造这些潜水艇，这将给作为生产基地的南澳直接增加2800个就业机会。这对于备受经济转型之苦的南澳，当然是喜从天降，南澳有人甚至将谭宝宣布竞标结果的时刻称为历史性的时刻。在谈判过程中，法方与澳大利亚国防部提出两种建造方式，一种是完全在南澳建造，一种是先在法国建造1-2艘而后再移到澳洲建造。相比之下后者更有效率、更节省经费，但自由党最后决定完全在澳洲建造。

南澳近年来承受着经济转型的剧痛，尤其是境内大型汽车制造业的相继关闭，对当地经济、政治乃至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目前，南澳的失业率目前高达7.2%，远超过全国的5.8%，在诸如Barossa,Yorke Peninsula以及Mid-North等地区，失业率接近8%，15-24岁的年轻人中有1/5失业，而新增的就业岗位比例，仅有其它州的一半。

潜水艇合同对于南澳来说，不仅是“久旱逢甘霖”，而且是一场雨量极大的“甘霖”。在动听的振兴经济的表象下，是执政党的政治算计。有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在“战略需要”的借口下，向南澳注入了高达500亿澳元的竞选资金，潜水艇合同交给法国根本不是什么对北京的“叩头”，而是对阿德雷德的“叩头”。媒体也认为，这一切就是为了拯救自由党在南澳的席位。自由党与工党在南澳势均力敌，总过11个席位，自由党与工党分别占据6席和5席。但是，根据今年年初的民调，执政党将可能丢失足足4个席位，甚至连自由党的铁票区、现任联邦劳工部长派恩（Christopher Pyne）的选区Sturt，都可能失守。执政党为了保住南澳席位，几乎不择手段。

另一个严峻的局面是代表南澳的独立参议员瑟诺芬（Nick Xenophon）组建了一个叫做“尼克瑟诺芬团队”（Nick Xenophon Team）的小政党正在南澳迅速崛起，有望攻城略地，夺取自由党的选区。这可能在全国产生连锁反应，自由党不能不防。在南澳，自由党面对的不仅是工党这个老对手，还有Mr. X的新挑战。

这一切都将南澳这个原本在联邦选举层面并不关键的州，推向了2016年大选的第一线。自由党和工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此地作为选战首站，可谓“对手所见略同”，也间接证明了谭宝将国家利益捆绑政党利益的招数的确有效。

不再“临时”？

3年前，曾为吉拉德总理担任政策顾问的Nicholas Reece在总结工党失败教训时指出，工党不是败于政策、不是败于经济，而是败于内讧。

3年后的今天，曾给霍华德总理担任顾问Terry Barnes也指出，对政党而言不团结就是死路一条；如今两大政党的今内部都出现了裂缝，哪一个党在7月2日之前的裂缝开得更大，哪个党就会输掉竞选。

人们爱说，西方的选举游戏是在两个烂苹果中挑选一个不那么烂的，是在“烂”(bad)与“更烂”(worse)之间的抉择。

4年来，总理一年一换的“临时工”现象，的确令澳洲政坛出现了个人野心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烂苹果化”趋向，这绝非国家之福。

8个月来，总理谭宝已经展露了其权谋之能，尚未展露出其治国之才，离“好苹果”的差距还相当遥远。

8周之后，澳大利亚民众不仅期待能够用选票选出一个更好些的“苹果”，更期待这个“苹果”能在总理府这个苹果框内呆足3年，有始有终、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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