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出狱了!曾300元起家,成为中国首富,今76岁壮志不减,再造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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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9-29 北美华人资讯网


    

今天,曾经的首富牟其中,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出狱引起的轰动盖过了美国大选首场辩论。他在狱中接近18年,一个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的备受争议的人物。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入狱,2000年被判无期徒刑,后因表现好,改为有期徒刑18年。


此前在湖北洪山监狱,牟其中已经待了16年。

16年来,妻离子散,牟的南德集团产业被查封,员工四散,“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16年前,牟其中“罐头换飞机”,得意洋洋要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甚至计划“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子”。第一个被冠以“中国首富”的企业家牟其中不久之后以“信用证诈骗“被判处无期徒刑。


16年后,刑满释放,“虽已年届76,但健康尚可”的牟其中得诗一联“人生既可超百载,何妨一狂再少年”,牟其中还打算再干二十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抛开是非,用吴晓波的话讲,“牟某人终非池中物”。

“牟某人终非池中物”

1992年前后,牟其中在南德集团会议上讲话。


19岁那年,四川万县人牟其中曾经填过一阕《虞美人》,词曰:“九人踏雾入山来,重登太白岩。一层断瓦一层草,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垣颓柱斜庙已败,何须再徘徊。愿去瑶池取玉柱,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如此评价:好一个“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写得如此好词的牟某人终非池中物。


牟其中第一次入狱是因为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万言书,这份万言书把他打成了反革命。1979年下半年,四川开始清理文革的冤假错案,牟其中等人被宣布无罪释放。牟其中没有回到县玻璃厂继续当他的烧炉工人,而是在出狱一个月后向人借了300元钱,成立了一个“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


出狱后牟其中办的贸易服务部一直没有多大起色,只能做一些小本生意,直到他发现一种由上海工厂的“555”牌座钟在市场上很好销,大凡结婚的青年都会添置一个。牟其中当即找到重庆一家半停产的军工企业,请他们仿制一万个“555”牌座钟,每个25元。然后他赶到上海,把仿制钟以32元的价格卖给一家贸易公司。这样一倒手,他赚了足足7万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生意,他的倒卖新闻在万县当地一时广为流传。后来万县工商局以投机倒把罪名将牟其中及七名员工收押,当时的《万县日报》如此报道这一事件:万县个体经营户“中德商店”,打着百货、五金零售的招牌,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内外勾结,大量套购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郁闷之极的牟其中在牢房里被关足整整一年,到下一年的9月,他才被不了了之地释放出来。


这次倒卖经历让原本就对实业制造和经营管理毫无兴趣的牟其中从此疯狂地迷恋上了空手腾挪的“空手道理论”。1989年,一直对自己的商业天才深信不疑的牟其中,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天才”。


他在从万县到北京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河南人,从后者口中,牟其中得知正面临解体的前苏联准备出售一批图-154飞机,但找不到买主。牟其中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冒险的生意。他打听到一年前刚开航的四川航空准备购买飞机的消息,便七拐八弯地前往洽谈,川航同意购进苏联飞机,然后,牟其中又从四川当地的国营企业中组织了罐头、皮衣等大批积压商品,准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达成这笔生意。牟很能抓住人的心思,他接待苏联航空工业部官员的地点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开始谈判之前,他“很荣幸地”告诉客人,这里便是不久前戈尔巴乔夫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地方,苏联同志当然立刻肃然起敬。就在牟其中的空手倒腾之下,这笔“不可能的生意”居然变成了现实。1991年中期,南德、川航与苏联方面达成协议,中方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购四架苏制图-154飞机。


1993年4月,牟其中游览峨眉山,在峨眉山金顶的景点“金刚嘴”前,他自嘲靠一张嘴打天下,笑称自己的嘴就是金刚嘴。(图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罐头换飞机”令牟其中一夜成名,更让他对自己的“空手道理论”深信不疑,在今后的十年里,牟其中将他的这套理论一再付诸行动,他策划了一大堆听上去就吓死人的“宏大计划”,其中包括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深2000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入中国干旱的西北地区,使之变成降雨区。在整个90年代,牟其中一直是媒体的焦点,他获得了“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中国十大实业家”等众多称号;南德集团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国真正的民营企业”;在1994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将牟其中列入当年度的全球富豪龙虎榜,位居大陆富豪第四位;同年,中国的一本名为《财富》的民间杂志把他定为“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和“大陆超级富豪之首”,这位充满商业想象力和改革空想热情的四川人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被冠以“中国首富”的企业家。


他在南德成为首富,但是他自己从未接触过所赚的“大钱”。“从没去过歌厅,也不打牌、洗桑拿,不抽烟,有应酬时才偶尔会喝点酒。闲暇时,除了找人聊天,就是爬山,经常也会打打网球,高尔夫连球杆他都没有摸过”。牟其中的生活极其俭朴。有一次为了在业务会谈中不至于显得太寒酸,夏宗伟托人花了两百多元给牟买了一条金利来皮带。牟顺手拿过来看了看,问花了多少钱。怕挨骂,夏宗伟骗他说“20块”。“这么贵!买个七八块的不就得了!”他很不解。他更不解的是,当时的妻子夏宗琼买回来一件毛皮大衣,居然要4万块。过了很久,牟才意识到,财富和价值观是他和夏宗琼的根本分歧。


牟其中的身败名裂发生在1997年。这一年,一本非法出版的杂志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其书名为《大陆首骗牟其中》,它把牟其中描述成一位“上骗中央、下骗地方”的中国第一大骗子。在书的封面上,它以牟其中前任律师的话高呼: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这本非法出版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铺遍了全国大小书摊。在这期间,经济检察部门也开始秘密调查牟其中,发现他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有骗开信用证的行为,涉嫌诈骗金额7507万美元。2000年5月30日,在被拘捕一年多后,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以“信用证诈骗“判处59岁的牟其中无期徒刑。


牟其中入狱后,“南德集团已经被夷为成了一片废墟,连北京总部的264套家属住宅也已被哄抢一空,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产业被查封,员工四散而去,他的第二任妻子、夏宗伟的四姐早在案发前就已与他离婚,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移居美国,至今不曾回国。只有牟其中曾经的秘书、前妻的妹妹夏宗伟一直在高墙外为他奔波上诉。


1994年,25岁的夏宗伟随牟其中前往美国考察,在自由女神像前合影留念(图片来源:《人物》)



牟其中入狱后的16年里,夏宗伟成了牟其中唯一的代理人。这段漫长的关系最终改变了夏宗伟的全部人生。(图片来源:《人物》


“一个坐牢的人,每天还忙得很。”

入狱后,牟其中瘦了,肚子下去了,过去标志性的领袖大背头消失了。

2000年5月30日牟其中接受宣判(来源:夏宗伟博客)

前去探监的人问牟其中“在里面吃得怎么样”,牟其中回答:第一次坐牢时,每月按规定是26斤粮,1斤肉,饿得不得了。第二次入狱时,有苞米糊糊了,勉强能吃饱了。现在米饭可以尽量吃,每月逢“1”可以吃白菜炖肉。如果有钱,可以自己买小灶吃。据知情人士称:“一小碗西红柿炒鸡蛋就得30块,一条鱼得60块。”


牟其中的狱中作息极其规律:每天上午阅读、写作3个半小时,午睡一小时,下午继续阅读、写作,晚上看《新闻联播》,监区允许时,还会看中央一套8点档的两集电视剧作为娱乐。


最初,牟其中每天会用50分钟来锻炼身体,主要爬楼梯,每天上下十几层,甚至还坚持洗冷水澡。“现在,他的锻炼方式是在地上爬,每天会爬上一二十分钟,”夏宗伟说,因为在地上爬的时候会磨到手,牟其中还专门让她买了几副手套,戴着爬。“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常说,如果自己连健康都不能保证,就没有办法做后边的事情,”夏宗伟说,“老牟提的口号是,再干二十年,轻松过百岁。”


在监狱,他一刻都没闲着。他曾与一位狱友一起设计出了“可以进入世界十强的业务项目”,包括资金、技术和管理,他称那位狱友为“计算机天才”。他也曾很认真地计划把中国人大批量移民到非洲去,开发利用非洲的资源。他还为此进行了项目的可行性、风险性和预算规划。


看书看报、做笔记、锻炼身体,“一个坐牢的人,每天还忙得很。”夏宗伟很佩服牟其中的意志力。牟其中爱看书,除了监狱图书馆内一些关于法律、政策类书籍,牟其中读的最多的书是《资本论》。“他自己定了10几份报纸。”夏宗伟说,只是现在,“除开少数几份报刊,什么书籍都不让送了。”以前,他最爱看的是《南方周末》,不过后来监狱不再让他订阅了。牟其中会把有价值的内容分门别类,逐条摘抄、记录,天坚持写三五千字阅读心得和分析文章。现在牟其中的笔记本,摞起来已有数米高字数达数百万。在一份牟其中给夏宗伟的手稿上,上面有反复修改的痕迹,多达96页。


很长一段时间,牟其中都非常关注“互联网”,他从这些仅有的资料中搜集一切蛛丝马迹,拼凑想象“互联网”的模样。然而,监狱外的世界已经发生变化。


“可能他自己意识不到,他会觉得跟这个社会还认识,天天看报纸、看新闻。可是真的要再融入这个社会,不是说通过报纸就可以。可是这种感觉往往又是最残酷的,他出来后,可能就跟地震之后的人需要心理修复一样,要有一个时间去调整这些东西。也可能他的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强,调节的时间会缩短一些,但……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更多时间成本了。”


夏宗伟觉得牟很可怜。

70岁的时候牟其中在狱中突发脑溢血,住进了武汉的一家医院,夏宗伟去看牟其中:“我记得住院两星期后,从医院回监狱的时候,接他的警车里放了一张床,他坐着轮椅被推到车前,然后被扶着上了警车的床上,被要求平躺下,也望不见窗外。他以前没去过武汉,听着外边车水马龙的,他就特想坐起来看看,眼神很渴望。他们赶紧说“躺下!躺下!”,我看着他坐起来,又被躺下,那会儿觉得,真可怜。


牟其中是这部中国企业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人物之一

牟其中在狱中拒不认罪,夏宗伟说他一直在等着被平反:“我经常在想,如果不管他,他可能早出来了。可如果我真的不管他,他就两个结果,第一个死了,第二个还是‘死了’——他可能认罪,人是出来了,但是行尸走肉。对于他来讲,也许精神的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残酷,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目标就是要平反,要无罪释放。”


牟其中是这部中国企业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人物之一,王石、冯仑、吴晓波、秦朔对其都曾有过评述。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在中国企业史上,牟其中是最奇特的一个种类。他对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充满了冒险的激情。他的空手道在当时为人津津乐道,也很是启迪了一代渴望财富的人们。然而,他却耻于做具体的实业,对资本经营则无限痴迷。


从本质上来讲,牟是一个企图在政治资源与经济领域的灰色地带攫取利益的寻租者,他确实也与当时一些很有政府背景的国有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等有密切的往来,他所有的项目其实都是为了从各地的金融机构融到资金,以空手套狼的方式在企业转型中获取利益,在其后的十多年里,无数“商业天才”用这样的方式一夜暴富。牟其中的错误在于,在这种“见不得阳光”的寻租过程中,他又渴望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同时还显示出一份十分醒目的异端姿态。他连续不断地、让人瞠目结舌的、恶作剧式的承诺最终让他在政界、经济界、传媒界和社会公众层面多重失信。


有一年,当时还在《第一财经日报》的秦朔采访了牟其中:“当时关于他的江湖传闻很多,如生活腐化、睨世傲物等等,可是见到了却是一个略显疲态、喜欢自言自语、梳着一款毛式大背头、有着一副仓库管理员体格的中年人,他请我到南德公司街对面的小店吃廉价的火锅,涮羊肉的时候满桌数他声音最响。牟其中不停地说他的理想,说自己坎坷的经历,坐牢,流浪,孤独,不被理解,他说自己听到国歌就会流泪。讲到这里,我分明看到他眼中似乎闪出湿润。在某一瞬间,我竟有点着迷。几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到那次经历的时候,仍会有一种莫名的怅然。”


冯仑以前在牟的手下办事,潘石屹,陈功权等万通系的人也都在牟的南德干过,冯仑评价牟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身陷大狱的人,没有不反复反省自己过去的成败得失的。”牟其中对自己的评价是:“青春顽劣,皓首疏狂,坦诚天真,轻死重义。”


2007年,王石曾到狱中探访了牟其中。王石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看牟其中,首先是因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对于这次看望,王石想的比较远。王石说,牟其中还是要出来,出来还是要做事,去看他就是给他一种鼓励。


“牟先生虽已年届76,但健康尚可。最近他得诗一联‘人生既可超百载,何妨一狂再少年’……我们坚信南德试验(Ⅱ)一定能如期起航。”夏宗伟在今日发布的《南德集团理事会关于牟其中先生刑满释放的声明》中如是说。


2015年,牟其中曾对夏宗伟说:“明年(2016)南德试验将会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牟其中还说,“我出去以后,十年之内就会重建一套商业体系。理论写的再好,还是要实践检验。与那些经济学家、理论家不一样,我自己发现了一套理论,我还可以自己做出来证明出来。”


附读:

冯仑:他所谓的成功只是时代的悲剧

一、曾想兵谏老牟

从1989年到现在,我认识老牟已经十六年了。牟其中很少讲经营理念,他就讲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会给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对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识。所以,中国最早的MBA应该是牟其中所讲的这些故事,它们都是活教材。


我在体改所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没见过。1989年以后我在海南碰到南德在海南的一个代表,这个人是帮助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的汪兆京,他跟我说了一些牟其中的事。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的办公室。军博大院里比较奇怪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的空间。他办公室旁边有个会客的地方,两排沙发,一个破茶几。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是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这个形象。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说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我帮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这为他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先设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视界”),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很有气势。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之后我做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南德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我引进的,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个人(冯仑、王启富、王功权、刘军——编者注)在南德干过。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商讨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那儿)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放弃了。我们又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


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从头折腾起。柯云路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希望我给他干。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不理我。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两次奇迹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事后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功权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在商业上有过巨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身陷牢狱,没能成功到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发现,他的商业逻辑(发卫星、运作航母、炸喜马拉雅山等)并不是都不成立,但是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


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毛主席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里,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三、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


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之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


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他这种错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猪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猪。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会觉得恶心,恨不得一脚把他连猪一起踢得远远的。这就是错位,也可以说是错爱。


我认为牟其中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我觉得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


但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在面对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错了。实际上这一代人都有这个特点……由于他们有超强的毅力,这种政治情结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非商业的行为就特别刺眼。


我和牟其中曾经一起去陕北,开的是一辆价值4万块钱的漏风的破车,总共开了两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文水县云周西村当初刘胡兰家的边上。我们当时饿极了,就咣咣咣砸老乡的门,让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盐啊醋啊之类的调料端上来。当时饭桌边上还睡着人。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这顿饭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上车以后,我们都觉得勉强饱了,老牟就说,“你们不懂什么是饥饿。坐牢时最大的煎熬是饥饿,不是疼痛。一进去先饿你个五天,啥都招了。”他教育我们要懂得忍耐。他饥饿过、忍耐过,所以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特香。


牟其中作为普通人来说,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在我离开他之前一段时间,他母亲病了,住在309医院里。我跟他去看过他母亲几次,就我们俩,他在他母亲身边,表达的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当年他坐牢的时候,他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迈着小脚给他送饭,所以他一直对他母亲特别感恩,当他母亲去世时也非常难受。开追悼会前一天,他信手写了一个对联,让我贴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联最早是曾国藩写给母亲的,上联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下联是“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早上,我陪他到太平间去,这是我今生特别难忘的一件事……那一次,我第一次看见老牟哭。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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