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新闻说，2015年中国有429万新发的癌症病人，而每年出国看病的不过3000多人，我希望这条0.07%人选择的路，能帮到更多的人。

没有耽搁，我去本地最好的医院看医生、做活检。几天后，那位医生拿着病理报告看了看说：“宫颈上皮内瘤变，不是癌。”她叫来护士，给我安排椎切手术的时间。

都说中国病人自己就是专家。回家的路上我不放心，边坐车边拿手机百度：宫颈上皮内瘤变是一组与宫颈浸润癌密切相关的癌前病变的统称。

什么叫癌前病变？这会变成癌吗？我惴惴不安。

好在闺蜜认识这家医院的一位专家。他帮我重新看了病理切片，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你不是宫颈上皮内瘤变，而是宫颈癌。”

这时，我才真的蒙了。

后来回想，如果没有这个老专家，我就被误诊了。

我逼迫自己不要沉浸在恐惧、慌乱的情绪里，既然遇到癌症，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渐渐我就发现，在国内想要找到靠谱的解决方案真的太难了！我无法完全依靠医生、护士，我还不得不靠关系、靠网络，最终一切只能靠自己。

你不光要面对病情，还要面对难以抉择的治疗方案、难看的脸色和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托了一位同学，我去见了一位妇科专家，听说，如果自己挂他的号，排队都要好几周。而在他几平米的诊室里，我才发觉，在中国当病人，你就不要指望一点点隐私。7、8个病人在候诊，诊室里内诊区和医生的诊台只靠帘子隔开，医生与我的所有对话，别人都能听见，她们听到我是癌症病人，全都盯着我。

害怕、同情、怜悯、嫌弃各种情绪，混杂在他们的眼神里。

有了第一次与误诊“擦肩而过”的经历，我开始尽可能多地咨询更多的医生，更多的专家，虽然我清楚，人永远没有办法穷尽所有选项。不过多方了解，再做出选择总没有错。

然而，这反而让我更加混乱。

因为我的病灶位置特殊，正好在阴道壁边缘，有的医生说是阴道癌宫颈侵犯，有的医生说应该是宫颈癌阴道侵犯。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癌症，治疗方案也完全不同。

即便认为是宫颈癌的医生，他们对我的分期也有不一样的判断，有人说是IIa期，有人说是IIb期。分期不同，治疗方案也不同。

我把各大医院的专家看了一圈，甚至同一家医院，不同的医生方案也不一样。最后，总结起来，共有3种不同的治疗方案。

有医生说，可以直接做开腹手术，但难度高、风险大；另一个医生认为，应该先放疗，缩小病灶后，再手术；还有医生说，手术后，保险起见，应该再做化疗。

一个医生一种说法。面对三种方案，没有一个医生愿意拿出哪怕二十分钟的时间和我详细分析一下，每一种治疗方案的利弊，哪一种对我才是最好的。甚至有一位医生不耐烦地说，“我就是这个方案，相信别人就去找他看。”那医生，看起来和我妈妈差不多的年纪，却没有那个年纪该有的耐心。没办法，她的诊室外还坐着一大堆病人。我，只不过是那么多那么多人中的一个。

可是，现实很残酷：病情没有完全确诊、分期不明确、治疗方案无法确定……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摆在我面前，生死攸关，我该如何抉择？

一天一位在私人银行工作的同学打电话给我，建议我考虑到国外试试，并推荐了一家红杉资本投资的中介机构。

现在想起来，这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很快，在盛诺的协助下，我开始准备所有出国看病的材料。这家机构告诉我，治疗宫颈癌最好的是英国和美国。两国宫颈癌的五年生存率几乎相同，分别是67%和67.5%，比国内的45.4%高出很多。不过英国治疗费用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绝大多数普通白领也可承受。经过考虑，我决定去英国最好的医院试一试，毕竟我们不是亿万富翁。

联系医院、办理签证，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和丈夫飞赴英国。到了不久得知宫颈癌HPV疫苗在中国被批准上市了。要知道，这个疫苗已经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10年之久。这10年，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中国女性。

到英国后，除了西餐实在不能恭维外，其他都很顺利。

按照预约的时间，我和丈夫坐在古色古香的医院候诊，20分钟后，大夫出来叫我们进入诊室。中国妇科是男士止步的，但在这儿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家属是否陪同。我希望丈夫能陪在身边，我不想独自面对癌症。

第一次见到D医生。那是一位50多岁的英国绅士，腰板笔直，没有穿白大褂，而是一身得体的西装，一口自带贵族范的纯正英式口音。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很仔细地询问我在国内看病的情况，告诉我他已经认真研究过国内提交的MRI和其他病历资料，又非常仔细对我进行了妇科内诊。“宫颈癌IIa期。”他明确地告诉我国内一直难以确认的分期，并微笑着告诉我：“别担心，你的疾病完全有可能手术治愈。”

由于我的病灶小，D医生告诉我，到底采取根治性子宫全切，还是只切除病灶的手术，还需要多学科专家根据病情会诊后决定。

第二天，再见到D医生时，他已经为我安排了手术时间，是腹腔镜手术，手术由外科医生L进行。我紧张起来，国内的建议一直是开腹手术啊！我本能的想：是不是开腹手术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切得更加干净呢？

我很着急，在国内，我请了好几个专家帮我内诊，有的认为我的分期可能是宫颈癌IIb期，所以我很担心英国医生内诊时，没有查到右侧穹窿的结节，才选择了腹腔镜手术。

D医生告诉我，他有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也做了非常详细的内诊，而且这个治疗方案是由宫颈癌内科、外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团队共同讨论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我的情况最适合做微创的腹腔镜手术，不要考虑创伤更大、感染可能性更高的开腹手术。

为了打消我的顾虑，手术医生L说，他从1994年就开始做腹腔镜手术，2007年开始进行应用机械人辅助的腹腔镜手术，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最后他说：“请放心，如果你是我的妻子，我也会让她选择做同样的手术。”他的无可置疑的语气、他的幽默和可信，让我不再纠结不安。一切都听医生的！

手术安排在一周后，我和老公报了一个当地旅行团，去苏格兰玩了一圈。

手术前两天，我做了SPECT检查，将近一个小时，又做了CT。开门时，我惊讶地发现，门把手居然是温热的。盛诺一家的翻译人员告诉我，这是医院担心病人怕冷，特意做的。

手术前一天，我居然来了大姨妈，我和老公都觉得，手术肯定做不成了。但L说：“完全没有问题。”要知道，在中国月经期拔牙，都是不可能的事啊。

手术当天，因为我是那天的第一台手术，我在家洗好澡，凌晨5点，老公就陪我到了医院。

护士告诉丈夫，应该在哪里等待手术，我的衣服会存放在哪里，“不要担心，每两个小时，会有护士出来告诉你手术进展。”

随后，我便和盛诺一家的翻译一起去了准备室。知道我在月经期，护理员为我送来了弹力短裤和卫生巾。她还让我穿上弹力袜，是电动按摩的，据说这是为了预防手术中出现血栓。

为了让我有足够的隐私，准备室的百叶窗一直关着。当我打开百叶窗，护士就知道我已经换好手术服，他们才会进来，一切有条不紊，没有丝毫慌乱。

手术医生的助理们，陆陆续续过来看我，和我打招呼，给我鼓励，几乎每个人都在说：“你的手术医生非常出色，他会照顾好你。”

护士为我测量了基本生命体征，还有一个研究机构人员询问我，是否愿意把手术切下的组织，交给研究室研究。

这些细节让我深受触动，没想到医院原来可以这样尊重患者的一切权利，很多权利我甚至从未想过。

手术室护士重新核对了我的个人信息，询问我是否知道手术医生的名字、手术的名称，要切除的是什么。她给我一一讲解他们会如何把我推进手术室、如何移动到手术床上、如何放置监护器，在手术室清醒15分钟后，我会进入麻醉状态……充分的知情权，让我感到自己不仅是一个病人，更是一个被尊重对待的人。

另外一名护士，为我建立了输液通道，查看我是否有松动的牙齿或假牙。

麻醉医师对我说：“我昨天看了你的病历，你很健康，应该没有问题。手术后我会给你多一些麻醉药，你会去恢复休息室，不会痛。我很荣幸和这些护士一起服务和照顾你。”

最后，手术室的两个护士和准备室的护士再次核对我的姓名、医疗号码。我便被推入手术室……

醒来后已经过去了7、8个小时。医生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

英国手术真的好神奇，这样一个大手术，术后一片抗生素都没吃，在国内肯定要卧床休息一周，而在英国我只是留院观察了一晚。

当晚，护士便让我点餐，不像国内还要通气后才能吃饭。一个打着领结的男生推着餐车来到病房，给我送来营养套餐。

医生也叮嘱我，多运动才能更快恢复。当晚一定要下床活动至少1小时，回家后，至少要去活动半天。这在强调术后静养的国内是不可能的。

一周后，再次去医院，我是自己走过去的，我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这一个星期里，我还走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把鲜花放在客厅，我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了。

L医生告诉我：手术后，进一步肯定了我的分期就是宫颈癌IIa期。病灶被全部切掉，淋巴没有发现癌细胞，阴道壁边缘组织也没有发现癌细胞，不需要任何后续治疗！

我反复和医生确认，不需要放、化疗吗？医生坚定的告诉我，目前完全不需要。

一个月后，我又做了一次妇科检查便回国了。在临走前最后一次见面时，D医生给了我一个英国式的“含蓄”拥抱。他笑着说，以后你只要定期复查就好，在中国做也可以。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当时，这个“贵族范儿”罕见地做了个伤感的表情。我一下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心想这就是英国人的幽默吧。

我们一共花费了大约40万人民币，我和丈夫都是普通的上班族，算是中产之家，钱花掉了，未来再挣就是，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在刚得知患癌时，我马上想到我只有3岁的可爱女儿。我无法想像，如果我消失了，她的生活会是怎样。

不得不说，不管有没有神或上帝，冥冥之中，当人生的门被关上时，老天会在某个地方为你留扇窗。

我就是这样不幸中的幸运儿吧。

读书是我的一大爱好。在得知患癌后，我看过很多涉及医学的书，从《医学的真相》到《医生的精进》，再到《最后的告别》。在《最后的告别》里，身为哈佛医生的阿图·葛文德描绘了三种医生：

第一种是家长型医生，非常强势，患者什么都不需要知道，听医生话就行了。可是，从我的经历来看，面对癌症这样的疾病，病人和家属都特别恐惧，太想知道病情到底怎么样，应该怎么治，为什么要这么治，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等等。但是国内患者实在太多，医生往往没有时间，没有精力。

第二种是资讯型医生。他告诉患者有哪些治疗方法，手术、放疗还是化疗。“患者说了算”。患者和家属自己商量，想怎么治就怎么治。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当下，这也许是医生保护自己的一种无奈之举吧。

第三种是顾问式医生。他会让患者和家属参与到对病情和治疗方案的讨论中，最终拍板的还是患者，但是医生会给出专业的建议，帮助患者做出最优的选择。

很幸运，我遇到了第三种医生。对病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医生站在病人的立场上，为病人设身处地的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更重要的呢？

想起D医生,在讨论是否需要切除子宫时，他问我是否有孩子、是否想要冻卵等等，他考虑了我真正想要什么、怎样才能让我的未来更好。

我想，对于每一个病人来说，医术都不仅是学术，更是心术。医生不仅是权威人士，更是可以带领患者前行的医者。这就是医学的境界，医生的境界。

最后，我还想感谢一个人，那位劝我出国看病的同学。人一生的故事由很多重要决定组成，感谢她在我经历重大磨难的时刻，给了我做出正确选择的建议。

希望分享我的亲身经历，能帮到更多的人，给还彷徨在病痛中的朋友，多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