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普华永道今天发布的报告称，尽管CEO们担忧过度监管和政府面临财政赤字，但他们对超过国际同行仍持乐观态度。
与全球39%的CEO们相比，43%的澳大利亚CEO们很有信心在未来12个月内比去年增长9个百分点。从长远来看，55%的CEO很有信心在未来三年将增长21个百分点。
然而澳大利亚60%的CEO认为跟三年前相比，今天的增长存在更大威胁，比如监管过度、澳大利亚债务负担的处理和网络安全风险都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对全球经济增长平缓的观点，只有多于4%的澳大利亚CEO相信全球经济增长在未来12个月内会在今年提高到38%。
46%的澳大利亚公司CEO参与普华永道的第十八届全球CEO调查，其中包括澳航（Qantas）的老板艾伦•乔伊斯（Alan Joyce），必和必拓（BHP Billiton）的CEO安德鲁•麦肯齐（Andrew Mackenzie），还有沃尔沃斯（Woolworths）的格兰特（Grant O'brien)。
普华永道澳大利亚CEO卢克·塞耶斯（Luke Sayers）认为，好坏参半的结果反映了在澳大利亚和海外不确定的政治和立法环境。
塞耶斯先生说，“政府和商界了解确保澳大利亚的长期经济前景所需要的条件，但不幸的是，当前在堪培拉的政治环境不利于实现这一期望的结果”。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一次艰难的商议，更广泛和更重要的问题，企业和政府对更广泛区域改革的基本原理却没有进展”。
“如果澳大利亚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保持其优势，未来五年将至关重要。在此之后，澳大利亚充分参与全球经济会越加艰难，承受的冲击会将会越来越大。”
“我们需要看到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显著发展，以支持我们的老龄化和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包括税收改革在内的根本性改革必须加以解决。”
塞耶斯先生的评论正反映了澳大利亚CEO报告的结果：
•76%的澳大利亚CEO认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最大威胁。
•澳大利亚74%的CEO认为政府应该优先确保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有效的税收制度， 69%的人相信政府一直无力实现这一目标。
•与全球同行78%的比例相比，澳大利亚有95%的CEO们对过度监管问题非常关心。
该调查还着重在CEO们对增长机会、员工、人才和多样性、颠覆性发展趋势和竞争的态度。
超过半数（55%）的澳大利亚CEO希望在接下来的12个月增加员工数量。只有12%的CEO计划减少劳动力规模，而全球同行在该举措的比例是21%。在促进多样性上澳大利亚公司也远远超过他们的国际同行们， 86%的人称他们有一个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策略，而全球同行的比例是64%。
塞耶斯先生说“当与客户交谈时似乎是一种谨慎乐观的气氛，并且很高兴看到这种气氛在招聘意向等领域被证实”。
“哲学争论已经证实劳动力更加多样化的好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性别等领域多样性的真正改善，和对更复杂的多样性的深刻理解，它是一种延伸到文化经验和技能的多样性。”
文化经验对于获取海外机会将越来越重要，澳大利亚CEO们认为中国是海外增长最快的国家（67%），其次是美国（45%）、日本（21%）和印度尼西亚（21%）。
尽管人们更广泛地谈论中国和亚洲存在的机遇，塞耶斯先生认为许多公司未能很好的把这一想法付诸于行动。
塞耶斯先生说“除了贸易，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直接投资和业务活动水平是糟糕的。”
“与在中国和印尼的投资相比，我们更多地投资于新西兰，我们不能假设地理优势在亚洲地区可以自动转化为经济优势。
“在亚洲取得成功需要培养长期关系和适应当地民情的投入。公司想获取该区域的增长份额是无法以快进快出的模式来定位的。”
在国内， CEO们合资、合伙和技术作为增长来源和竞争威胁。数字创新及其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特别被予以关注：九成的澳大利亚CEO们都认为这是他们面临的头号颠覆性的发展趋势。
塞耶斯先生说，“许多公司现在变得越来越像科技企业，特别是当你考虑如何与顾客互动和提供商品和服务时。”
“澳大利亚CEO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需要一个数字策略，而是一个适合数字时代的商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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