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7日，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TA)。消息发布之后，中国媒体又是一片欢腾。
此时，距离两国确定结束实质性谈判，正好7个月。
漫长的婚约
7个月前，2014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会谈，双方共同确认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那时，消息传来，中国媒体就已经欢腾过一次了。
然而，不管是7个月前还是如今，不少中国媒体却过于急躁地解读了消息，甚至开始倒推各项贸易开放的日期。
其实，如果将签署自贸协定当作两个国家的一场婚姻的话，中澳之间目前依然还仅仅是宣布订婚而已，此前谈判所涉及的就是婚前协议的具体内容，而这些协议还必须等待结婚登记手续完成之后，才能最终生效。
新华社所发签约新闻中，提及：“此次协定正式签署，为两国分别履行各自国内批准程序、使协定尽快生效奠定了基础。”
而澳大利亚政府官网所发布的新闻公告，则明确表明：签约之后，协定将进入两国的国内法律程序，等待两国立法机关的审批。
根据澳大利亚的“条约订立程序”，中澳自贸协定经两国政府签署后，还有若干步骤需完成：
一、在议会开会期间，将协定文本及相关的《国家利益分析报告》，提交议会讨论20天;
二、随后，“条约联合执行委员会” 将就协定内容提出质询，并上报议会;
三、议会将审核是否需根据协定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修订;
四、当两国都完成了国内审批程序后，双方政府互换外交照会，确认本国已经做好实施协定的准备;
五、确认协定实施的外交照会交换之后30天，协定生效实施。
显然，尽管在长达10年、多达21轮的谈判时间里，双方政府的谈判人员都充分考虑了各自国内的情况，但在审核阶段的“最后一公里”，难以确保没有新的变数出现——尽管其概率很低。
更值得关注的，如果自贸协定内容与国内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还必须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因此同样可能出现新的变数。
因此，严格地说，为中澳自贸的“订婚”而庆祝，似乎依然还是略早了些——等到“洞房花烛夜”，才能算是大功告成。
此前10年，中澳双方政府就“婚约”达成了相当细致的共识。这纸“婚约”，规定了中澳之间贸易开放的节奏。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将对中国的所有商品开放市场，而中国将对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商品开放市场。澳大利亚官方已经发布相应文稿，详细介绍了中国对澳洲开放的具体内容和开放节奏，而这些也正是中国消费者热切期盼、中国企业界则怀着复杂心情观望的焦点。
经贸博弈50载
中澳两国携手走入FTA，其历程未必如不少媒体想象的那么浪漫，而是充满了博弈。
现代中澳贸易交流，是从小麦开始的。
1970年10月13日，一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中国与加拿大政府，在北京与渥太华同时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红色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国家。
受到震撼最大的国家，或许并非苏联、日本等，而是看似遥远的澳大利亚。
此时的澳大利亚，将加拿大看成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争夺着巨大的中国小麦市场。吊诡的是，这两个美国的重要盟友，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都不顾美国老大哥的反对，在几年前就与并未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建立并保持着以小麦贸易为主的经济关系。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成为澳洲小麦的主要销售区域，“1966年中国人所吃的澳大利亚小麦,相当于澳大利亚人自己吃的两倍”。此前，澳大利亚的小麦主要销往英国，但是随着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英澳之间的贸易急剧下降，中国成为澳洲小麦的救命稻草。就在1969年，两国还在继续洽谈高达1.18亿美元的小麦贸易，澳大利亚政府对此充满期待。
中加建交之后，迅速签订了一份价值1.4亿美元的小麦购买合同，中国随即宣布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理由十分简单：澳大利亚居然继续奉行对华敌视政策。这一变故，对澳大利亚的压力相当巨大。惊恐的澳大利亚小麦企业，加大了游说政府的力度，要求澳中关系尽快在政治上予以突破。这，成为1972年中澳建交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推动建交的澳洲政治家们，毫不掩饰其推销小麦正是中澳建交的经济动机之一。
当然，正如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根室所言，他们也搬出了一套更为冠冕堂皇的说辞：“在政治方面，与亚洲邻邦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就会减轻澳、新(新西兰)在防务上的负担，而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夸张的。对外政策的重点将从军事转向贸易和援助。如果中国在更大的程度上变成一个市场，那么它的威胁就会更小了。”
中澳建交之后，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重心，从欧洲移到了亚洲。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65%的出口商品销往亚太，55%的进口商品来自亚太，从经济的角度看，澳大利亚越来越像一个亚太国家。
除了小麦贸易之外，中澳之间在建交的第二年，就签订了食糖长期贸易合同，中国从澳洲进口食糖。但总的来说，整个上世纪70年代，中澳之间的贸易量依然十分微弱。1972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8655万美元，至1977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也仅有4.75亿美元。
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动东亚地区迅速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澳大利亚也适时地制定了面向亚洲的外交政策。1978年，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给予中国以发展中国家优惠贸易待遇的国家。1983年，澳大利亚贸易部制定了“中国行动计划”，促进中澳双边贸易，至1989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8.9亿美元，比1972年足足放大了20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欧洲统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令澳大利亚有强烈的被边缘化危机感，“融入亚洲”的需求更为强烈，中澳经贸关系全面升级。1990年，中澳贸易额比上一年甚至还略为下降，仅有18.8亿美元，但到了世纪末的1999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63.12亿美元，10年间增长近3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改革开放中，澳大利亚不仅是最早来华的投资者，也是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其在上世纪80年代，在华投资额仅次于中国香港、美国和日本，高居第四;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则一直保持在前10名。
21世纪的头10年，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升温。根据澳大利亚官方统计，中澳贸易额从2000年的84.5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883.26亿美元，10年增长了9倍;澳大利亚对华投资存量从2000年的18.85亿澳元，增长至2010年的118.76亿澳元，10年间增长5.3倍。相对来说，中澳经济交往中，服务贸易算是短板。2000年，中澳服务贸易仅占货物贸易的10%，到2010年，这一比例更为下降，仅有7.9%，这也说明服务贸易的提升空间相当巨大。
在中澳关系发展中，三次当选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华德，功不可没。
他在1996年第一次当选后，就提出澳大利亚特别要加强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互利合作，并将中澳关系作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四大双边关系之一。
1997年，霍华德第一次访问中国，修复1996年台海危机时坠入冰点的两国关系;2001年霍华德第二次访华，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中澳建交30周年，霍华德第三次访问中国，推动了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深化发展，当年中澳双边贸易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03年，霍华德第四次访华，与胡锦涛主席共同签署《中澳贸易与经济框架》，推动中澳自贸协定的前期可行性研究，中国也成为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市场;2005年，霍华德第五次访华，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当年启动了中澳自贸谈判。
2005年开始，中澳两国开始了自贸协定(FTA)的谈判，但进展相当艰难，至2014年11月宣布结束谈判，足足谈了21轮。影响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澳经济的不均衡。
大凡论及中澳经济关系的，多会提及中澳贸易的互补性，两国的官方口径也基本认可此点。
中澳双方最大的互补，在澳大利亚方面，是作为世界上矿产、能源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对人均资源占有率较低、且又处于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极大的意义;而在中国方面，作为世界上劳动力最多且最为廉价的国家之一，对于人口稀少、劳动力成本高昂的澳大利亚，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一方是矿多人少，一方是矿少人多，互补自然导致亲近，但是，细细探究，却发现“互补”的背后，其黏度与强度并不对等：澳大利亚的矿产品，对中国而言可替代性很弱，需求刚性强劲;而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对澳洲来说则可替代性很强，更多的后发国家如越南、泰国等都可以作为替补，尤其当中国的劳动力廉价优势日益减弱之后。
诸如此类的不均衡，当然直接影响到双方的经贸。直接的反映，就是双方的贸易不平衡：
从中澳建交以来，中方在中澳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2000~2010年，中国对澳出口307亿美元，进口603亿美元，逆差为338.85亿美元;根据澳大利亚最新的官方数据，2013年中国对澳出口493.3亿澳元，进口1015.4亿澳元，逆差更是高达522.1亿澳元。
根据2013年的统计，中国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商品，前5位分别是通讯设备及配件、电脑、服装、家具床垫、玩具等。这些商品技术含量不高，在澳大利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市场替代性比较强。反之，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前5位中有4类是矿产品，分别是铁矿石、煤、黄金及原油，对中国来说，可替代性都不强。并且，根据2010年的对比数据，中国占澳大利亚矿产品出口的35%，但日本、韩国、印度等加起来，也占到了39%，这说明澳大利亚作为卖方，其矿产品倒是有着更多的替代市场。
投资方面，根据澳大利亚最新的官方数据，2013年澳大利亚在华投资存量为295.8亿澳元，中国市场成为澳洲对外投资存量的第12位;中国在澳投资存量为319亿澳元，成为在澳洲投资的第8大国家。中国在澳投资，过度集中在采矿业，占比高达八成左右，这一度引起了澳洲的担忧，甚至在2009年修订了外资投资规定，对此予以限制。
服务贸易方面，中澳双方的不均衡更为明显。从2000年至2010年，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额从7.38亿上升到16.94亿澳元，增长1.3倍;而出口额从8.16亿增长到59.54亿澳元，增长6.3倍。仅旅游项目一项(含教育)，2010年澳大利亚对华顺差高达43.34亿澳元。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在澳洲出口到中国的最主要5类商品中，仅有“教育相关的旅游服务”并非资源能源类，却高居第4位，产值达40.4亿澳元，大大超过位居第5位的、产值为26.3亿澳元的原油类。
大多数的不均衡，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及一些产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在自贸协定生效之后，市场将大门洞开，在袋鼠们的猛烈冲击下，能否倒逼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呢?
澳洲奶粉不易喝
被中澳自贸协定撩拨得最为兴奋的，不是酷爱澳洲红酒和海鲜的“吃货”们，而是一大群妈妈——她们是澳洲婴儿奶粉的最忠实拥趸，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长期、稳定地获得“奶源”，因此对自贸协定充满了期待。
中国不少媒体在解读中澳结束自贸协定谈判时，也总是鼓励和强化着中国妈妈们的这种期待——然而，不幸的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这种期待或许仅仅是虚幻的空想。
中澳自贸协定，真的能让澳洲奶粉变得更易喝吗?且看一段报道：“澳大利亚超市中，婴儿用品区里空荡荡的货架，会令你以为这个大陆正在经历一场人口爆发浪潮。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中国游客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扫荡货架上所有澳洲产的奶粉。”
这是2013年1月9日《羊人日报》的一篇报道。《羊人日报》是一家与畜牧业有关的媒体，所谓“羊人”(Sheeple)，是“绵羊”(sheep)和“人”(people)组合而成的新词。
当时，澳大利亚最大的食品零售商Woolworths推出新规定，对婴儿配方奶粉限购，每单交易最多只能购买4罐，以应对中国消费者与本土婴儿抢食。媒体广泛引用了Woolworths发言人的说法：“我们理解妈妈们对确保婴儿奶粉供应的关切，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客户都能买到婴儿奶粉。”
媒体也普遍关注了原本廉价的澳洲产婴儿奶粉，到了中国如何被狠狠加价，经营者从中牟取暴利。当然，媒体更为关注中国食品安全、尤其是婴儿奶粉安全的话题，将这盘新闻冷饭炒了又炒。
澳洲新闻集团甚至刊发了Woolworths超市里抢购奶粉者的照片，那位不幸被示众的抢购者，显然是一位华人妇女，被拍到多次进出超市，每次购买10罐奶粉，而在发现自己被偷拍后，这位华人妇女选择了转身离去——其实，偷拍在澳洲是极易惹上侵犯他人隐私官司的。但是，新闻集团依然在2013年1月8日刊出了这张偷拍而得的照片，拍摄者据说是另一位在超市购物的妈妈。抢购奶粉，在澳洲似乎成了华人的又一大陋习，甚至连华人自己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被人偷拍也不敢或不愿维权。
2013年1月4日,“新闻集团”刊发的另一篇文章, 标题就是《中国威胁到澳洲婴儿奶粉的供应》，文章干脆直斥华人的网上代购奶粉是有组织的“黑市”网络。
早在澳洲超市决定限购奶粉之前，新西兰政府甚至宣布要打击抢购奶粉的浪潮。2010年1月15日，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新西兰食品安全局表态将调查网购奶粉，以保障所有的商业出口必须持有相关许可证。该局官员甚至公开表示，对中国政府默许奶粉网购表示惊诧。2012年9月28日，新西兰政府宣布，将采取行动遏制婴儿奶粉的非法出口，新西兰贸易部部长明确指出，从超市套购大量婴儿奶粉出口外国，属于应当打击的非法行为。
华人抢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蔓延。荷兰、丹麦、德国、英国等纷纷推出有针对性的限购，各国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中国的食品安全及华人抢奶，几乎演变为全球公害。甚至，中国自己的香港与澳门特区，也推出了相应的措施，限制内地人抢购奶粉。其中尤以香港为最，甚至立法禁止携带2罐以上奶粉离境，为此不惜拘捕了多名“走私奶粉者”，引起大陆舆论的巨大争议。
一篇有关中国人“抢奶”的英文学术论文指出，2008年中国婴儿奶粉出现安全危机后，当年香港市场上的婴儿奶粉销量比上年猛增了36%;2011年和2012年，中国主要乳品企业继续出现质量危机，进一步摧毁消费者信心。根据Market Research Reports.Biz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本土企业的奶粉销售下降了12%，而进口奶粉则上升了几乎一半。
这篇文章分析道，以奶粉为主的中国婴儿用品市场，实际上在2010年上升了20%，达到154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并预计在2015年之前每年还能上升15%以上，最终达到37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文章认为，中国婴儿奶粉市场激增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二是中国女性大量进入职场。
不少西方人都注意到了中国婴儿奶粉这个巨大的市场。前述《羊人日报》就引用伦敦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指出，中国每年新增婴儿1600万，造就全球最大的婴儿食品市场，在总额为410亿美元的全球奶粉市场中，占据23%的比重。而对食品安全的顾虑，逼迫年轻的父母们转向进口奶粉。
澳大利亚ABC电视台，甚至将此看成是“白色淘金潮”，并认为恰恰是中澳自贸协定的缺位，造成澳大利亚乳品企业无法甩开膀子去中国“淘金”。
面对中国市场反常外溢的巨大需求，包括澳洲乳品企业在内，显然都没有足够的应对经验。几年下来，供需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解，澳洲乳品企业甚至新西兰政府一方面宣布自己有能力满足中国市场对奶粉的需求，另一方面依然限购——显然，奶粉的生产供应难以跟上需求。
这背后，既有产能扩充滞后的因素，也有营销网络布局的因素——以荷兰为例，其全国每年只有17.5万婴儿出生，奶粉的营销布局是照此进行的，谁也无法预测无序的、难以预测的中国外溢购买力究竟有多大，干脆以保护本地消费者的需求为主。
对于那些热盼着中澳自贸能带来澳洲奶粉大举进入中国的妈妈们来说，必须考虑清楚几个问题：
一、 在澳大利亚堪称世界上最为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下，澳大利亚的农场究竟能生产多少原料奶?真的能够满足如此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吗?
二、 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乳品企业，其加工能力究竟该扩充到多大，才能满足中国市场?若在其本土扩大产能，无论人工、物流，成本不菲，不可不虑。
三、 最大的可能，是澳大利亚乳品企业到中国设厂，进口澳大利亚的原料奶，在中国加工。但是，那样一来，自然不会沿用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标准，中国的消费者能信任吗?并且，为赢回中国消费者的信心，该花多大代价?这样的代价，是一家企业本身能够承受的吗?
如果奶粉必须在澳洲本土生产、必须从澳洲本土直接越洋快递(中转换仓的都会受到怀疑)、必须在奶粉罐的边缘加贴封条(据说是防止物流过程中被人调换其中的奶粉)，才能令妈妈们放心，这样有着高昂的物流成本和信任成本的奶粉，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做出大市场来。
中国宝宝们能否喝上放心奶，希望根本就不在于中澳之间的“自贸”，而在于中国本身的“自强”——如果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自贸所带来的奶粉红利，根本难以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自贸”或许更多是提供了“自强”的一个契机……
对于中澳自贸协定，澳大利亚政坛教父级人物、前外长鲍勃·卡尔表示，中澳自贸协定标志着两国将探求建立成熟的、互利的经贸一体化，同时致力于将两国外交关系上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层级，因此，中澳双边关系的前景非常明朗。
澳大利亚“澳中关系研究院”James Laurenceson教授则撰文指出，中澳自贸协定只是中澳双方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第一步而已，澳大利亚不应该仅仅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客户”，而应该当作一个合作伙伴来拥抱。
相比那些为中澳自贸协定盲目的欢呼，这样冷静而乐观的声音，或许才更是两国之福。
（作者雪珥为本报专栏作家，改革史与战略史学者，澳大利亚澳中关系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