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其实很大程度上仍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塑造的世界之中。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没有一战的话，多半也不会有二战，而没有二战也就不会有冷战。一战给战胜国留下对战争的厌倦与冷漠，而留给战败国以挫折感与复仇欲望。因此，二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没有德国人对战败处置的极端不满，希特勒不可能崛起，纳粹、屠杀犹太人等等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大概也都不会出现了。
不仅如此，一战严重打击了原有的世界中心，使两个原本处于边缘的大国崛起，为后来的美苏争霸奠定了格局。美国力量的急速上升，尤其得益于西欧的衰落；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萨拉热窝的枪声，多半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炮声，这个后来影响了人类1/3人口的新帝国，是一战分娩的婴儿。
战争之神是一个两面神：它一方面带来毁灭与破坏，但同时又常常开创了新的格局，至少是加速了变革。
这个缘由不难理解：原有结构里中心的毁灭，对本处于边缘位置的因素而言却是机会——在森林中也常有这样的现象，砍掉了几棵大树，使原本遮蔽在它树荫下的草木都获得了更多阳光与生长机会。
首先，一战作为一场欧洲内战，使原本受欧洲货物压制的各国大为受益。
对美国而言尤其如此。战争期间，美国被切断了它传统上从欧洲进口货物的来源，留下的空缺现在改由本国工业填补。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同样上演，欧洲的大战造就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至少暂时不必担心欧洲商品的竞争了。
在一战之后，“民族解放”与“民族自决”成为潮流，这并非偶然。
欧洲三大堪称巨大堡垒的多民族帝国——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都王冠落地，乃至彻底瓦解。没有这场战争的破坏，这原是不可能的事。
如今的中东格局，也是土耳其帝国在一战中瓦解的后果。当时的英国人为了削弱参与德奥一方作战的土耳其的力量，派“阿拉伯的劳伦斯”策动阿拉伯人起义，现代阿拉伯世界的局面，都可追溯至此。
战争带来的这些改变，有时并非政治家们的本意，但在当时急迫的形势下，战胜敌人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别的也暂且顾不了了。
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英法等殖民帝国都曾大量动员自己的海外自治领和殖民地人民参战，但并肩作战必然会带来一些不难想见的结果：一是宗主国军人的伤亡会打破他们在殖民地的优越感；二是你不得不给予一些权利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在1914年秋，驻扎在法国的英军中有1/3的士兵来自印度，到一战结束前夕，约超过100万印度人曾在海外服役；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征召了大量北非等殖民地的土著入伍或充作战地劳工，这些人在战后活着回到故乡，大多成为当地谋求民族解放的力量。
战争给那些原本边缘的群体带来了机会。
在一战前的整个世界范围内，妇女仅在其中四个国家拥有选举权：芬兰、挪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直到二战时，仍有英国人说：“几百万拿枪的女人，是对男人莫大的打击。”他们担心女性一旦参与战争，就将不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到时女权运动就挡也挡不住了。
然而在战争的压力下，各国即便不大征召女兵，却也不得不让女性走出厨房，去工厂生产炮弹或参加战地救护（她们中的不少人由此染上烟瘾，成为第一批抽烟的现代女性）。既然女性感受到“国家需要我，我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再想让她们忍受男尊女卑的社会安排，也就不可能了。因此并不意外，在一战以后，向妇女开放选举权的国家陆续增多——也许并非偶然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的瑞士，由于并无征召妇女劳工的战争压力，这个国家的女性晚至1974年才获得选举权。
实际上，美国黑人也是因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劳工的需求，才开始了史称“大迁徙”的移民运动，大量从南部的棉花田进入北部和西部的大城市工作的，这是后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基础。
在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无疑也是“边缘”。中国在战争中站队正确，但这场战争的影响则复杂得多：部分是“好事”，但也是“坏事”。
中国虽只是象征性的参战，但得以没收德奥在华资产，并结束了敌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被废除的不平等条约。
在一战之前，中国面临的是列强在中国争霸的局面，但一战之后，英法德俄等欧洲列强都将注意力和军事力量收缩回欧洲，中国的边疆危机大为减轻；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力由此大增，如果在早先那种列强平衡的态势下，日本几乎是不可能单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这种打破平衡的莽撞将遭到列强的一致反对。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战对中国的间接影响，比我们料想的要深远得多。
原本作者：“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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