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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变命运，在当今社会你还相信吗？

来看看德国教育学家埃卡特·利鲍和北师大心理学院的刘嘉院长是怎么看的

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在一生中，每个人都要学会人类祖先所发展出来的那些技能，而在其生活的短短几十年中，随着社会发展，每个人又要将这些技能推动到一种更为精细的状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实打实地发生着不断变化，可以说，人类大脑被塑造的过程，就构成了我们整个文化发展的历史。

大脑和文化，这两个“硬件”决定了我们能否接受教育，以及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事实上，随着人类历史中文化潮流和对大脑理解的不断变迁，对“教育”的理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0月17日，在秋季墨卡托沙龙第一场中，来自德国的教育学家埃卡特·利鲍和来自北师大心理学院的刘嘉院长，就这些问题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谈。

| 埃卡特·利鲍：没有终点的完美

我们要理解教育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德国，几个不同的传统都为教育这个概念做出过贡献。一个是启蒙。启蒙时代非常在意教育，甚至把教育作为人生的中心。人在教育中获得自我，达成自立，继而发挥自己的作用，当自我达到了一定发展水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自由人进入社会，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其实有时间性，会有结束期。

但学习是无止境的，是终身的，事实上是让自己、也让我们这个世界都变得更为完美的一种途径，而且是能够做到多完美就多完美，这种完美性没有终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觉得学习是一个幻觉，是一个乌托邦，但是它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一个视野。此外，我们的教育还受到了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比如从席勒、歌德的著作里面都能够看到教育的影子。

埃卡特·利鲍先生

| 刘嘉：教育是个人、家庭、国家的完美统一

从字面看，“教育”是一个合成词，教是被动学习的过程，育是终身发展。在中国，教育这个词被发明的时候，本来是想把被动的学习和主动的发展做为一个完整过程，但是在当今中国，大家更多把注意力放在了“教”上面。中国教育的功用非常实际，就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那句话：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表面上这样的目的很功利，但它反应了根植于上的中国文化基石：中国人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现代心理学从两个角度关注人的成长：遗传和后天环境，我们认为人的成长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对于贫穷家庭而言，父母更注重后天环境的营造，他们在教育方面投入越多，就越可能改变小孩的命运。

另外，在中国，个人追求、家庭责任以及国家期望三者统一在了教育之中，读书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在古代，读书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上就能做官，继而把自己读书方面的追求和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了一起。同时，如果一个人成功了，他所取得的成功也是对家族的回馈。曾国藩说过：立德，立功，立言。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但对于教育目的的理解实际上没有改变：一是改变命运，二是实现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理想。

刘嘉先生

| 埃卡特·利鲍：教育关乎独立与人格

如果中国通过教育体制，让个人、家庭和国家形成了一个和谐体，那我觉得很了不起。在西方，我们其实把社会、政府和个人的责任及任务区分得很清楚。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因此西方教育比较强调个体化、个性化。教育的核心在于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承担责任，通过这些选择，也可以间接对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并不认为社会、个体和国家之间有非常和谐的关系，它们之间可能也会出现冲突或矛盾。

整个启蒙运动都在强调“独立性”这个概念。比如说一个人过了18岁，就可以进行一些法律行为，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此外，他在这样的年龄阶段也可以以合理的方式进行思考，通过合理的方式对公共舆论及社会做出贡献。但与此同时，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我们也强调，人需要充分发挥自己，需要培养出完整的人格。

| 埃卡特·利鲍：孩子，咱们是不是朋友？

我们看一下德国——尤其是西德历史的演变，可以发现家庭之中的价值观在过去50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时，我们强调孩子的服从。现在情况则不一样了，很多家庭强调孩子的独立性，他们希望子女很早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父母和子女之间是种伙伴关系，子女从小就会被看成是平等的交流对象。这样的家庭环境更轻松了，但是孩子也因此承担了更多责任，压力变得更大。比如一个10来岁的孩子，他可能没能力去选择该吃什么样的食物、穿什么衣服、上什么社交网络，让他自己去承担责任，是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开始在德国盛行起来：孩子跟成年人毕竟是不同的，我们需要考虑到并符合子女的特殊情况。

| 刘嘉：家庭，温柔的专权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对人的教育中，尤其是儿童时代，父母应该不只是伙伴，而应更强势介入并进行引导。举个例子，五四运动中一个旗帜性的行为就是打破包办婚姻，奔向自由恋爱。当然这是一种进步，但事实上，来自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自由恋爱产生的婚姻并不比包办婚姻更加幸福。这是什么道理？父母相对我们而言已经有了婚姻经验，他们对婚姻的成功和失败要素有了一些考虑，这些经验都通过包办的方式传递了下去。

回到埃卡特·利鲍先生说的，我们也一定要重视小孩独立个性的发展。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不能像原来那样上演“君臣关系”，还要上演伙伴关系。中国有一句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起到的作用跟父亲一样，或者父亲起到的作用跟老师一样，应该动态地参与到小孩的教育中来。家庭不应该只是给小孩提供一个舒适的房间，合适的资源，还应该以自己的信念、行为来引导小孩的发展，至少在18岁之前，我们认为应该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的特点：家长不能过于独断，但也应该在某些事情上起到主导作用。

| 刘嘉：中国的基础教育是精英式的

科举制度出现在中国后，中国人明白了一个现实的道理，如果要取得成就，就必须吃苦，必须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学习过程。学生们因此被迫学习很多将来用不到的课程，也被迫参加考试。但这反映了中国的教育理念：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无论你的出身是什么，只要能通过考试的选拔，就能成功。可以说中国在基础教育阶段是精英式教育，十分先进。

而西方大部分社会的教育——特别是公立教育制度，更多是国家给社会提供的一种最基本服务，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够受教育，解决文盲问题。但如果你想接受更好的教育，就必须额外花钱上课外班，或者进私立学校。西方通过不同类型教育的差异化进行了分层，说的直接一点就是，穷人只能读公立学校，富人才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这点从BBC拍的纪录片《人生七年（56UP）》中就可以看出来。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对来自贫穷人家的小孩可能更公平。

| 埃卡特·利鲍：获得美好生活才是教育的要义

对中国教育的细节我不太了解，但这样的制度听起来是在用奖赏来培养真正努力的人，遵循了平等的原则。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我们也应该从方案和理念上对此提供保障。在德国，我们也讨论机会平等和正义的问题，我们总说，每个人都应该根据他自己的能力、根据他的现状来获得他应有的成就，但在教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于正义的“设计”在现实当中不那么容易实现，机会通常是分布不均的，而且有些事不是机会能解决的。比如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中，孩子受教育的机遇就会更好，但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可能就不那么在乎让孩子受教育。

这可能就涉及对“正义”的理解。人们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工匠，你的命运要由自己来铸造。但如果一个人说：我来自工人家庭，我也不想学习了。这可以吗？我们的答案是不可以，你必须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我们必须保障每个孩子都通过教育获得一个更好的出发点。此外，如果你想获得更高的成功，我们也会保障上升的路线是通畅的。

教育是为了让孩子变得成功，但现在我们也不再仅仅用职业成功来衡量。一个人应该有能力过好未来的生活，有能力参与社会、建立家庭、参与宗教生活……这些能力都是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

现在在德国，大约50%的年轻人会选择上大学。但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在德国的地位也很高，这是因为它把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德国的职业教育一般不是针对某一个岗位进行培训，而且根据所在行业进行全面培训。比如你学机电工程，所学内容也会涉及机电的方方面面。人才质量高，整个职教才能得到社会认同，职教行业的从业人员才能收获较高的自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 刘嘉：大脑决定了刻苦的必要性

我是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的，我们知道，人的智能活动——包括参与教育的活动都是由大脑产生的，我们要理解人的这种行为，就必须了解背后大脑工作的原理。那么从心理学、神经科学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证据，对教育产生一些启发？这点我可以谈一下。

我们常会谈及大脑的可塑性。大脑终身都处于一个可改变的过程中，但在30岁之前，大脑的可塑性最高，这决定了我们在知识性学习方面的敏感程度。此外，大脑的可塑性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在学术界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法：一万小时。你需要一万小时才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大脑的变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固定下来，这意味着你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这就是中国教育所强调的“刻苦”。

我们还发现，方向感的培养对于理工科学习有一定益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对幼儿进行方向感训练，想看看能取得怎样的效果。

| 埃卡特·利鲍：教育更多是经验的积累

这方面我的意见可能有些不同。很早科学家就告诉我们，针对大脑的研究将对我们未来的学习产生影响，大家进而有了很多期待，但这些期望最终都成为了泡沫，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对于人类大脑的了解其实仍不多。我们所知道的那点规律，也已经在教学过程中贯彻了。

所以我觉得，期待大脑研究对教育带来根本性变化，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可能要更多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总结并应用自己的经验。比如我们知道人们通过音乐可以练习听力，可以通过图画让视觉更敏锐，也可以通过运动增强自己的敏感性……我们先要做现象的观察，通过经验的积累，再去决定未来应该怎么做。我当然希望大脑研究能够有突破，能够对我们的教学有新的启发，但我觉得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