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采写/叶弥杉 责编/露冷）

《山河故人》宣传期，贾樟柯在酒店房间接到一个电话，劈头盖脸就来了一句：“贾导你变了。”

对方没报姓名身份，自称多年观众，电话里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你不再是原来的贾樟柯了！你知道我有多失望吗？”委屈如控诉负心人。

这不是贾樟柯第一次遇上“你变了”。只是每
到宣传期，这类控诉来得更加密集而直白，面对面地找上他，为错付的芳心要一个说法。这些年来，他的公共形象逐渐从一个抗争的地下导演，变成了国外电影节的投机分子——那些频频出现在他作品里的公共事件和中国符号，常被视为投机的佐证。而如今，他为了《山河故人》17天里跑17个城市路演，发布会上彩衣娱亲般跳起霹雳舞，主题曲则找李宇春来合作。在不少评论者眼里，这甚至已经不再是投机，而是全面的拥抱，意味着往这300亿的票房市场纵身一跃，一去不返。人们几乎要指着他的鼻子责备“背弃了理想”。

▲贾樟柯的《山河故人》终于上映

或许，一定意义上《山河故人》正是对“你变了”的一次回应，让那些迷恋过他的故乡与故事的观众看看，从1999年到2025年，这个追逐速度的时代和它所承载的每一个乘客的变化。小武们或梁子们的青春魅力早已被资本荡涤殆尽，在贾樟柯的未来设计里甚至没有一个可能的归宿提供给他们；煤老板张晋生自从“去了上海搞风投”后，具体人生仿佛消失了一样，像一个遥遥不可及的地理坐标；新时代的年轻人固然还有他们的沉默与迷茫，然而导演的视角变得外在。在贾樟柯的电影里，唯一能超越时间的就是赵涛的存在，然而结尾处赵涛在文峰塔前表现主义般的舞蹈，虽令人想起《站台》中尹瑞娟在办公室的独舞，但物人皆非，挣扎成为姿态，最后定格在一个手势。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电话里。无论对方如何抱怨，贾樟柯都以一句“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回应，修养好到令对方没脾气地挂断。“你接电话的时候到底什么感受？”腾讯娱乐问他。

“我觉得挺可爱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不了解社会的运作。”贾樟柯笑了起来。

显然，贾樟柯并不是一个不懂得社会运作的导演。他跟我们一样活在2015年，45岁，已婚，在中央美院任教，在导演协会担任副会长，还有自己的电影公司，世界电影节上他领奖如巡回演出，不时还担任个评委。你如果一定要评价他的话，最客观的评论应该是：这是一个游刃有余的中年人，无论对电影或对生活的操控上，面对体制的话语权有所提升，与资本携手的姿态也更加从容。

他跟腾讯娱乐说到今后的人生目标：多打麻将，少拍电影。

是樟柯，还是赖赖

贾樟柯生于五月下旬。“我是双子座。”他解释自己身上的各种模棱两可乃至矛盾之处。他说他有两个自我，一个阳性的，一个阴性的：前者令他拍出《小武》和《天注定》，后者则延伸至《站台》和《山河故人》。

或许并没有那么复杂：一个贾樟柯属于公共，另一个偏于私人。前者愤怒，有力，带着改变社会的强烈愿望，像他读书时在宿舍里振臂一呼：“打倒导演系！”便领着同学们成立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后者感伤，易碎，在各种无意义却迷人的生活细节中流连，如他写《站台》剧本时，先要流一阵眼泪才能提笔。

可能因为他的两个名字使然。贾樟柯向腾讯娱乐介绍，他的学名是父亲手笔，“樟是樟树，带有芳香的、坚硬的木头，柯是斧子的手柄。我父亲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孩子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能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就算斧子再锋利，没有手柄也是用不了的。”

▲“赖赖”是贾樟柯的小名

但并不为多数人所知，贾樟柯还有一个小名：赖赖。山西话中，赖是坏的意思。他的母亲这么叫他，带着正话反说的亲昵与顺利长大的愿望。如今归乡时，40多岁的贾樟柯，还被儿时伙伴或邻家奶奶叫做“贾赖赖”。

他同时具备这两个名字，就像同时具备这两种人生态度。父亲是语文老师，贾樟柯从小体现出文学天赋，中学时已经在《山西文学》发表小说，高中时创办诗社。即便没考上大学，山西作协也愿意吸纳他为成员。

然而他更亲近的是另一种生活。小学时的十几个拜把兄弟里一半没升初中，混迹街头，每天放学时在学校墙外蹲成一排，等他下课，勾肩搭背一起晃去录像厅，看飞檐走壁或枪林弹雨的快意江湖，义气飞升，几乎要超越肉身。一出门，小小的个子在路灯下也能投出长长的影子，拖长的，或许就是被激荡的青春。那时如有陌生人经过，眼神不对，他就可能冲上去开打。曾因战况失利，他不得不从二楼跳下以逃生，两次。

高考失利后，贾樟柯几乎就要过上那种无用之用的人生，从小他就想当一个有权有势的大混混，“跟电影导演反差很大的生活，但实际上是我很喜欢的生活。”他向腾讯娱乐强调。在他的描述里，县城老街上每个店老板都是他的熟人，随便转进一家，一个下午就不知不觉聊掉了，再转进另一家，坐镇麻将桌十指翻飞，再出门已是后半夜，游魂一样回家，倒头便睡，待第二天再漫不经心又心满意足地走进另一家店。

任生命这样进进出出地走掉。

直到迎面撞见父亲。因为出身问题，贾樟柯的父亲没有上大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向儿子让步，哪怕贾樟柯的高考数学只拿了16分——全部选A的结果。父亲给他报了山西大学美术系培训班，考艺术院校文化分不那么吃紧。贾樟柯接受了——他可以由此离开汾阳。初一时他拥有了自己的自行车，于是就骑了30里路，去临县孝义看火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县城。当铁轨出现时，他躺下来贴地倾听，郑重如举行仪式，直到一列火车最终消失于视野才告结束——就算那是一辆拉煤的货车，那也能寄托他的远方啊。

去太原学画的时候他住在郊区农民房，他忽然发现在汾阳即便是在混日子，也还是在稳定秩序之中。而在大杂院里，他与本地农民、水果贩子、货车司机成了邻居，“发现秩序之外还有另外的秩序，面对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你发现你是外来人口，你是最底层，很多身份的认同是这个时候形成的。”他曾回忆。

上午学画，下午无所事事，有时能接一些画广告写书法的活，有时无聊到只能打架，甚至出去偷过煤。有一日，他晃进电影院，看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他被震住了。

“在黄土地上，那么多人在打腰鼓，那个腰鼓我们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会打，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腰鼓本身在银幕上会有另外一种感受……那么熟悉的腰鼓，原来也可以这么打，可以在野地里面打，可以产生那么多的尘土，尘土在阳光底下变成了像诗一样的东西。好像把人心里面的东西讲了出来，很多时刻，包括一个人静默地坐在那儿不说话的时刻，把他拍下来，夜晚灯光非常的暗，你隐隐约约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你知道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日子就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对生活本身也有了一种新的看法。”他曾描述自己的震惊体验。

汾阳是个小城，城东到城西不过五分钟自行车程。贾樟柯的外婆家在农村，开门见山，一片坡地。从小学三四年级起，他就需要在农忙抢收时去帮忙干活，赶在下雨之前收完所有的麦子，“龙口夺粮。”他解释。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到北京上大学。他个子矮小，手脚笨拙，无论镰刀锄头都不能掌握技巧，在强调劳动光荣的文化中，农业劳作只带给他羞耻而痛苦的记忆。回忆自己刨萝卜时总将萝卜当中斩为两截，他描述：“劈坏了萝卜，像杀了一个人。”

然而《黄土地》里，他看到农民晚上在昏暗的灯下木然默坐，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姨夫，他们共享同样的命运。他终于知道劳动的痛苦也是可以表达出来的。电影原来不仅是“港产录像带”或“社会主义好”，它可以是真实人生，调动一个观众的所有经验与感情。他坐在电影院里，泪眼婆娑，中心摇摇。

这是1991年。在此前的21年的“赖赖”的生命里，他或许只是懵懂感知，父亲对他的寄望——那个有作为的斧柄，肯定不能安在镰刀锄头或数学物理上，但究竟是安在文学还是美术上，他尚犹疑两可，难以决断。直到那一天他脱胎换骨，贾樟柯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学电影。

▲《山河故人》票房2天破1000万，成贾樟柯导演迄今为止最卖座的电影

贾科长的《站台》

2002年，贾樟柯又得到一个新的名字：贾科长。命名者是小西天一家盗版店的老板，见这个淘碟者一遍一遍翻找箱子的执着，忽然问了一句：“有一个‘贾柯樟’的《站台》你要吗？”

贾樟柯把这个段子写进随笔，当时他仍受到禁令，笔下有嘲讽也有自嘲：他原本叩问自己，拍那些小人物乃至失败者的生活与心情，“可有人来听吗？”此刻在音像店老板的叫卖声中，他觉得自己得到了答案。

他的禁令因《小武》而起，罪状是“私自拍摄《小武》一片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拍摄时还没毕业，为了省钱选了只被用于新闻摄像的16mm胶片，而国内影院上映的电影要求用32mm以上胶片。片头没有龙标，字幕打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业”。后来他给电影局写的检查里，说自己不知道学生作业也走流程，虽然他的副导演顾峥回忆起来，加了“装作”二字。但电影局吸取了教训，“从此以后电影局规定电影学院的课程里，一定要上一门关于电影管理暂行规定的课程。”

《小武》的创作主力仍是“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文学系没有拍片要求，但因为不满导演系才有的拍片特权，贾樟柯和他的同学们成立了这个兴趣小组。大二时他们曾不计报酬、群策群力合作了短片《小山回家》，后来在香港映像节获得大奖。贾樟柯去了趟香港，领回了一个奖杯与几个朋友：摄影师余力为至今仍是他的合作伙伴，李杰民则成了《小武》的制片人。

中间还有许多未曾料及的陌生人的帮助。为了撑够90分钟的片长，贾樟柯把胶片由35mm级别降为16mm，数量也减到了最低——每个镜头最多只能拍三条。柯达营业部的经理本以为是他买的胶片用于拍毕业短片，知情后反复告诫他胶片数量不够，“我没钱了。”贾樟柯解释。然而当他抱着胶片出门后，经理追了出来：他自己买了10盘胶片送给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

▲1997年，贾樟柯和朋友们用21天时间拍完了《小武》

为了不辜负遇到的人间情谊，1997年4月，贾樟柯和朋友们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用21天时间拍完了《小武》。第二年，影片入选了柏林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贾樟柯带着制片人的托付，去柏林参展兼卖片。籍籍无名的中国导演又得到了好心人的帮助，他获得了一份电影节买家公司的酒店通讯录，自己印了请柬，依次递去，邀请人届时来看看这个中国年轻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开始时他拘束而自矜，不敢上前跟人自我介绍，“迈不动那个腿”。同行的余力为颇有点恨铁不成钢：“你不去推广自己的片子，那就没有人去推广，要活下去就要这么做，这算什么？”他被问住了，然后迈出了推销自己的第一步。

对贾樟柯来说，他本没想过自己的电影能以这种形式被人看到。《小山回家》的“首映”在他的宿舍，开始窝了二、三十个同学，没看到一半全走完了，顾峥啪地取出录像带，往抽屉里一扔，上了锁：“贾樟柯，你再也不要拿它出来丢人现眼了！”像锁住最后的自尊。而《小武》因胶片原因，没出生就注定没有上映资格。有同学问起16mm的“作业”，他说不怎么样。“哎，这就对了，拍一次你就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导演。”

直到那天在柏林，放映结束灯光亮起，论坛主席带着他上台进入问答环节，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他觉得这是人生里最漫长的一条路，长到足以让他怀疑，现场的激动反应会不会并不仅是因为礼貌。那天开始，他成为聚光灯下的贾樟柯导演。

《小武》得了8个奖，西方媒体毫不吝惜他们的版面与赞美，翻译文章比导演本人更早荣归故里：贾樟柯被称作“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但不到一年，1999年1月13日，贾樟柯第一次走进电影局，他被通知去领受一个判决结果：从这一日起，他被停止了拍摄影视作品的权利，并且没有提到期限。在领导的桌上他看到台湾报纸对《小武》的影评，更看到了旁边的眉批：“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在2007年的散文《迷茫记》里，他透露下面的署名是某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某某，外界由此认为是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

上大学时贾樟柯已经23岁，能写剧本，能画广告，还能跳霹雳舞，经济与思想一样独立，看一路升学上来的同学只觉得是孩子。他当年自校园开始的那些敢为人先的电影主张与行动，在同学眼里，基础大抵是“贾樟柯早年在社会上的经验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么多年他习惯做一个成熟的、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贾樟柯，直到这一天，发现自己不过草芥。

当时他正在筹备《站台》，已和上影厂讨论过几次，但禁令来了。随后他找了天子脚下的北影，副厂长史东明为他奔走沟通，导演田壮壮愿意当他的监制。北影厂向电影局打上报告，称《站台》“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决无问题”。贾樟柯自己没事也往电影局跑，哪怕早上8点被撂到晚上7点没人理睬，等久了也是有转机：被允许交一万块钱罚款，并得到了写一封声情并茂、承认自己“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检讨书的机会。

但出了门，坐车经过长安街，他莫名想起北岛的《回答》——“我不相信”。他的心一下子沉下来。

到了秋天，准拍证还是没有下文。很久以后顾峥听闻，本来此事确实在推进中，但电影局高层出访日本时，日本有导演席间建议解除对贾樟柯在国内拍片禁令——又一次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北影厂建议他再等等，但贾樟柯拒绝了，就让第二部电影也成为地下吧。《站台》于他是半自传作品，是他的青春史诗，也是他的王国秩序，哪怕一个秋季，他都不能失掉。就像第二年，他拒绝了戛纳电影节的参赛邀请，他不管评奖，他只管拍完春天的戏。

第二年暮春，《站台》在严重超支的情况下拍完。贾樟柯回到北京，每天待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剪片，6月初他完成了初剪，第一次试映时，剧组从夜半看到天明。又花了一个月，《站台》才成为了我们所知道的3小时10分钟的模样。这仍是一个挑战商业发行的长度，却是这位导演所能容忍的，他的青春被截取的极限。

2000年8月，《站台》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11月，获得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但第二年夏天，《站台》才在三里屯的一个酒吧里与国内观众见面。开始光照太强，工作人员先得上房将玻璃屋顶全遮起来，中途又下起雨来，放映一度中断，直到给设备找到了个不会淋湿的地方。

这次放映给贾樟柯强烈的挫败感。“我不明白为什么一部电影跟大家见面这么难。”他曾对媒体感慨，“如果在电影院肯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可它为什么就不能在电影院放呢？”

这是“贾科长的《站台》”的前史，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对老板说，连纠正“贾樟柯”的想法都没有。他只是掏钱把这张碟买了回来。

▲贾樟柯在国外获得比国内更多的关注，几乎每部电影都受国际影坛的认可

地下电影：从意识形态到商品经济

“我八年拍了四部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上映，谢谢大家的支持……”2004年4月，《世界》发布会上，贾樟柯没说完便转过身，他哭了。

《站台》开拍的时候贾樟柯也哭过。当时他把梁景春从男一换成男二，还逼人家剪掉为角色留了两年的头发，梁景春不乐意，两人吵了起来。贾樟柯当场扔下剧组，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城外走，副导演顾峥在后面的车里远远地跟着他，看着出租车转进岔道，停在没修完的公路边，贾樟柯开门下车，一个人坐在地基上。坐了一会，他哭了起来。“他压力太大了。”顾峥回忆。

2001年他有一部短片《狗的状况》，用5分钟的时间凝视了一群麻袋里蠕动的小狗，终于有一只，从一个小口子里挣扎地探出鼻尖，晃动脑袋去呼吸新鲜空气。在美国学者白睿文的解读中，贾樟柯表达了中国独立电影“令人窒息的生存状态”，“描绘了艺术家的艰难生存现状，他们所面对的是审查、限制创作、对独立艺术缺乏基本支援的体制。”

2002年他拍完《任逍遥》，10月去纽约影展的时候拜访了马丁·西科塞斯。贾樟柯回忆，他的电影偶像赠他一句箴言：“保持低成本。”然而西科塞斯在接受欧逸文采访时透露，拍出《小武》的年轻人说他可能不拍电影了，“我说，‘你不能这样！’斯科塞斯回忆道，“‘你一定得坚持下去！把这个难关熬过去！’”

他的电影学院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上影厂做策划的马宁也认为，那一时期贾樟柯非常低落，“当时贾的情绪与拍《站台》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变得压抑自己，似乎失去了自由，脑子里有种种管制的概念在限制着创作的思路。”

11月十六大召开，强调发展文化产业，电影被明确认定为可经营的文化产品。媒体上开始公开讨论电影分级制度、审查制度的话题。朋友告诉贾樟柯，听说电影的春天要来了，但他的反应是，“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第二年夏天就得到消息，电影局有意愿召集这些禁令之下的独立电影导演聊聊。11月初，电影局主动联系了王小帅，让他通知贾樟柯、娄烨等人，月中在电影学院座谈，“大家都习惯了被叫到电影局的‘训话’形式，没有想到电影局的领导也可以到民间来。”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张献民回忆。

▲贾樟柯 王小帅 娄烨

座谈会上张献民代表“第六代”念了一份提纲。在接到通知后，他及贾樟柯、娄烨、王小帅等7人交流了意见，起草了一份提纲，希望让一部分不违反国家法规的禁令作品得以上映、公开审查标准或分级制度、以分级取代审查等。电影局新任局长童刚对此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家对分级制的认识差不多，我们也积极地在做。”

然而12月下旬，电影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局长吴克声明了那次座谈会性质只是为了“不影响投资方信心”：“我认为地下导演不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电影局没有必要和他们进行对话。……我们到北京电影学院进行了一次正常的工作会议，邀请了一些年轻导演出席。他们是新生力量，往往不太明白电影生产规律，拍出来的片子赔了本就会给投资方的信心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在搭建国产电影产业化的初期，会严重挫伤投资方的元气。这是那次会议的主要议程。”

《世界》10月与上影达成意向，11月上影向电影局递交立项，然而当天吴克还在澄清“批准贾樟柯拍摄新片的传闻”：“我们没有收到贾樟柯导演向电影局申请拍摄新片的任何报告。我们希望贾樟柯回头是岸，把自己的位置放准确了，不要把自己隔绝于中国电影的大团体之外。”

马宁那段时间曾在夜里接到贾樟柯的电话。许是醉了，他反复只说着一句话，“月亮很好。”

上影副总裁许朋乐之后去北京见了童刚，童刚表态《世界》可以开始，许朋乐坚持：“你们得给我们一个文字。”1月8日，解禁令下发。

但就像游戏通关一样，他自动被带入第二关。发布会上他刚哭过的眼眶尚红，媒体便来提问：票房不理想影院提前撤片你怎么看？

他苦口婆心解释：这是他的电影第一次国内上映；艺术片适合长线慢放映；观众的观影习惯需要培养；甚至，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建立情感联系、展现现实人生的作品，远比票房更重要。

人们还没有学会拍电影，就已经先学会了算账。刚刚得到了体制松绑的第六代，又马上被市场捆在了一起。任何一个新片上映，同侪的票房档案立即被调出，忙着为文艺片的命运提前致哀。“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2010年，他在王小帅的《日照重庆》首映礼上演讲。

2003年电影学院座谈会当天，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贾樟柯《小武》海报

贾樟柯较为幸运。他不仅只有中国市场。《小武》在柏林电影节后卖给了一家全球发行代理公司，半年后他的银行卡上就出现了500万。《世界》投资800万，但仅北美地区的版权收入基本便可抵；至于《三峡好人》，在法国上映首周，票房已是国内的2.5倍，之后他换了一家法国发行商，其给出的定金标准，令电影在国内上映前就可以盈微利。因为看到回报丰厚，追着要投他的钱太多，他在2010年启动“添翼计划”，支持有才华的青年导演拍片。

而国内的报道仍是：“《世界》在沈阳两天只售40张票惨遭下档”，或“《三峡好人》长沙两天两大影院票房1400元创新低”。他的制作人周强说，他们无法要求观众，但他们思考为什么需求如此不同。

这才是他17天17场路演的基础。他可以由此见到至少5万观众——而不是如今通行的，把人次直接兑为票房的思路——了解他们的感受，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这是导演应该负责的、电影的终端环节：一个中国故事应当交给中国观众检验。“导演有职责去做推广工作，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工作，对电影是损害，对观众也是损害。”他对腾讯娱乐说。

腾讯娱乐专访时路演尚未启动，但他刚从釜山回来，已在北京排满了一天的工作。采访开始前，他请求抽口烟提提神，点了根雪茄，闭了一会眼。他的眼袋突兀地坠着。

然后睁开眼，放下烟，“来吧。”横刀立马一般。

▲《站台》过后，赵涛近乎成了贾樟柯的“御用女主角”

如果还有什么能阻止一个导演

“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地来到我们身边。”《日照重庆》的那次讲演，贾樟柯诚恳地反思着出现在他工作中的阻力，它来自内在。

▲贾樟柯与沃尔特·塞勒斯

在《中央车站》导演沃尔特·塞勒斯的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中，贾樟柯不时展露着他的脆弱面，《天注定》被禁映后他疲惫不堪，抽着烟说：“现在对我来说不是考虑拍什么电影的问题，而是还要不要在电影圈继续下去。”

对腾讯娱乐他具体解释了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对这个行业不满意，我只是不喜欢每天为这个行业生活，厌倦自己成为一个电影动物，但这并不是我对行业的厌倦。”

2006年3月，他在北京接到电话：父亲去世了。“我突然被击垮了，全是后悔，为什么我没有陪他，没有跟他好好交流，没有带他去旅行过？为什么我没能把生活安排好？”

他与父亲是传统的深情而沉默的中国父子。拍《站台》1970年代的戏份，他一错神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父亲，哭得说不出话。余力为替他发指令，他一边哭一边拍完了这场戏。《站台》片头打出“献给我的父亲”，是他能做到的最大胆的表白。

而父亲看完就去睡了。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才淡淡说：“要是在五八年，你就是个右派。”他后来跟父亲说想拍苏童《刺青时代》，父亲“哦”了一声，一个多小时后，突然讲起自己学校当年抓右派的故事。他们的相处里有太多的延宕与留白，仿佛如此，才能将感情稀释到人类能承受的份额。

父亲确诊肺癌后，贾樟柯去医院陪护了几周，很快又赶回北京，为参加威尼斯电影节而制作《三峡好人》的后期。按预算，他可以去3次三峡拍摄，但最后去了6次，严重超支加上一个投资方中途撤资，他迫切需要电影节的认可。他以为影展错过就不再，但父亲会永远在家里等他，他错了。

“生老病死，这都是生命的课题。但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不会了解。我36岁以前根本没有想到。”他对腾讯娱乐说。

中国人的语境里，本命年是一道坎，或许因此，他此前对生活的怠慢在这一年遭到了集中报复，妻子朱炯和他离了婚。朱炯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1994年在贾樟柯的第一部短片《有一天，在北京》里帮忙摄影，后来也担任过贾樟柯一些作品的制片人。1999年结婚，贾樟柯要给她买戒指，她说，不如拍一部武侠片。朱炯2004年赴法留学，2006年在平遥策展适逢《三峡好人》获得金熊，记者问她什么感受，“她说，当然高兴了，语气淡淡的。再问到，在丈夫的光环下她有压力么，她说，没有，我有好多自己的事要做”。直到讨论展览时才露出笑容。

对于离婚原因，欧逸文写道：“他对工作的狂热也影响到婚姻。贾樟柯和朱炯聚少离多。他们友好分手。贾樟柯仍在自责：‘我对她不够负责任。她太孤单了。’”

他陪剧组的时间比陪家人的时间多太多，或许也因此，他向腾讯娱乐解释自己和赵涛的关系开始确实只是合作伙伴，能变成生活伙伴还是因为工作的长期相处：“拍电影，特别像跑江湖，一起经历风雨，一起经历荣誉，一起经历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感情慢慢就培育起来了。”

2002年贾樟柯在一个访谈中，谈到爱情与婚姻的话题，口气却颇为悲观：“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因为爱情而结婚，当然会有爱情的成分，我对爱情是很悲观的。我觉得男女到最后组成一个家庭可能是因为特别熟悉，亲情的成分比较重。因为你要维持这么长时间的关系，爱情是不够的，要靠亲情来维持，这里面要有时间，有岁月，有成长，都在一起。你没有办法背叛它，没有办法抗拒它。”

这个逻辑或许能解释后来他与赵涛的婚姻。1999年他选择赵涛成为《站台》中的尹瑞娟，他解释自己作为导演，选演员从来没有在几个人中犹豫不决，是或不是，他第一眼就有判断。

当时他带剧组去太原师范学院舞蹈系挑学生，打扰了舞蹈老师赵涛的教学，22岁的赵涛有点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简单介绍几句让学生开始表演就坐在一旁。她觉得是自己那点不配合、不讨好吸引了贾樟柯，然而在贾樟柯看来，那个安静坐着的赵涛“其实很想让你注意她，但她看起来却很平静。内心可能有很多风暴，但是可以表现得很冷静，我想这是一种能力吧”。

▲贾樟柯将他的火车情结寄托在《站台》崔明亮身上

他立刻选定了自己的女主角。是的，《小武》的故事来自他的发小，而《站台》才是贾樟柯的自叙生平。崔明亮身上有太多他的个人经验：小名叫赖小，有火车情结，走穴跳霹雳舞。他甚至把演员从梁景春换成了外形更普通的王宏伟，后者与他被视为文学系表演水平最差的两个人。而尹瑞娟，是崔明亮爱的姑娘。

这个从来没有拍过电影的姑娘甚至还能不断给他惊喜。尹瑞娟和钟萍在屋里抽烟聊天织绒线的戏，他只给赵涛一句提示：“你从外边进来，进来后想跟张军谈谈，然后抽烟，说什么台词你们自己想。”赵涛进门就说：“我看到外面在游街。”

他特别震惊，“这个女孩了不得，很多演员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一点。”之前他拍了三个男孩聊天，说到犯人被抓住了，他没想到这个女孩上了心。1980年代的汾阳，抓到犯人先在卡车上游街，再去枪毙。贾樟柯上大学后有次回家，还见到了一个老同学坐在卡车上冲他笑——他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抢劫要被枪毙——这是刺激他写出《小武》的原因之一。而太原距离汾阳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风气相仿。这个女孩从类似的生活里走出来，自动将这种生活实感带进他的电影，像吹了一口气，电影就活了。

这场戏一条就过了，贾樟柯非常激动，“我没有任何欲望再去拍第二场。”

但对于赵涛而言，她本来以为拍电影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她对腾讯娱乐回忆，拍完《站台》，剧组一起吃了顿散伙饭，她回到太原，第二天就给学生上课去了，“拍完了就可以走了，根本没有说有下一部。”

下一部《任逍遥》在大同拍摄，工业城市，经济活跃，贾樟柯发现当地有很多商品促销，雇模特又唱又跳，“又和舞蹈有关，我说那要不然让赵涛再试一试，毕竟磨合过了。”

他们从此成为固定组合。贾樟柯对培养文艺片受众之所以坚持不懈，或许因为确实有成功先例：1999年在师院教室里，贾樟柯自我介绍自己是《小武》导演，赵涛的口上说“哦”，心里想的是，怎么有这么年轻的导演。此前她最爱的电影是《狮子王》。但2000年，他们在法国看了杨德昌的《一一》，这是一部两小时四十分的影片，贾樟柯先做好了陪卡通片女孩中途退场的准备，然而与整个影院的观众一样，他们留到最后，并在字幕出现时拼命鼓掌。赵涛红着眼圈问他，为什么大陆看不到这样的电影？

她成长飞快：《世界》电影海报上，她穿的那件透明雨衣是她自己要求来的：当角色不得不第二次投宿肮脏的地下旅馆时，她会宁可选择裹着雨衣过夜。《三峡好人》她向贾樟柯建议，在沈红决定分手之前的焦灼与反复中，不要让她呆坐，让她在风扇吹拂下舞蹈。而在《山河故人》里，涛去医院接父亲遗体那场揪心的哭泣，本来也不在贾樟柯的设计中，他要求克制、留白，而赵涛告诉她：“没有一个女人会那么做。”

媒体报道里常用贾樟柯的艺术缪斯来定义赵涛，学者毛尖曾批评贾樟柯的近期作品，但描述到他和赵涛的关系时，笔触依然充满温情：“赵涛和贾樟柯的银幕关系，是很抒情的新浪潮模式，一个导演和一个演员，一辈子。特吕弗和让皮埃尔就是这样的关系。赵涛也的的确确跟皮埃尔一样，在贾樟柯的镜头里成长起来，而且，这些年，他们风雨携手，我们影迷看看，也觉得美好。”

2011年他们宣布结婚。2012年，赵涛凭借安德烈·赛格亚的《我是丽》，获得意大利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人们以为她可以就此发力，展现一个去贾樟柯化的独立赵涛，然而她否认了：“我们工作当中是工作伙伴，生活当中是生活伙伴，大家这么在一起挺好的。”

▲纽约一摄影师为贾樟柯赵涛拍摄的肖像

相比名利的需求，赵涛更希望自己能保有日常生活的权利。她2005年才辞去教职，就是为了尽可能保留自己在电影之外的一席之地，只是因为当时拍戏严重影响教学，她觉得对不起学生才离开。而现在她明确地告诉腾讯娱乐，自己不会接商业片：“家不用我养，如果我不能享受我演的角色，那我宁可宅在家里。”

家里的一切都是赵涛负责，于是贾樟柯现在无权在家讨论工作。“如果我们要谈工作了，他跟我说，明天下午3点来公司开会。我说好，过去讨论完了事情解决了，然后再回家。如果不选择这样的方式，那我们的生活完全就离不开工作了。”赵涛说。

贾樟柯觉得，赵涛像一个古代人，亲近自然，却与时代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影响了他。“她喜欢山、喜欢水、喜欢植物、喜欢动物，她唤醒了我这方面的热情，人的生活里有一大部分是与自然有关的。”他被赵涛拉着，去爬山，去健身，去遛狗，去看太阳一点一点落到海下面，贾樟柯发现，“其实只要你去调整，把自己从电影里解放出来一点都不难。”

▲在《山河故人》里赵涛饰演沈涛

在《山河故人》里，赵涛出演的角色名字叫做沈涛。涛，波浪的意思。20年后，长大成人的儿子在地球的那一边，她的形象在儿子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他只记得她的名字和她留下的钥匙。他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缺口，那个缺口让他在直升机上主动吻了和自己母亲年龄相仿的张艾嘉。这对忘年恋的情侣为要不要回中国看望沈涛而争执了起来，而沈涛自己一个人，在山西的小城里，包着饺子，牵狗出门，在一片寂寥之中，跳起自己青春时的那首歌，Petshop boys的《Go West》，几十年的岁月，那一瞬间，如波涛般汹涌地击打在人脸上。

那也可能是赵涛之于贾樟柯的意义。

（摄影/隋希 编辑助理/实习生薛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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