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留学的年代比较早，不像今天的留学生，在出国以前，早已经对国外的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时候，中国还处在刚刚改革开放后不久，去过国外的人非常少，大家对国外的基本情况都缺少渠道去了解。我们初到美国，看到美国的高速公路那么发达，都会感到大开眼界，国外的很多事物在中国留学生的眼中，都是非常新奇刺激的。我们其实是带着那么一点无知的、幼稚的状态，开启了在海外的留学生活。

那时候，留学生是很不容易的，国内外的环境差距太大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国外，又都经历了一种像是心灵被打碎了再新建的价值观重构。同时，无论是在学业上、生活上，包括在未来找工作上，我们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非常多的困惑。

1991年，我正在读书的爱荷华大学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中国留学生枪击事件，这就是著名的“卢刚事件”。这次悲剧的发生，当然主要是由于卢刚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但是也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个年代我们留学生普遍的心理压力，这个事件跟那时候的留学大环境是分不开的，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事情。

现在，整个的留学大环境完全不同了。留学生出国的时候，整个心理上的成熟度、心态上的轻松，跟我们当年完全不同，经济上也多数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他们的留学目标也比我们清楚很多，他们可以选择在外面工作，也可以选择回国参与中国的建设，不会再面临当年中国留学生可能会有的那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这是今天这些出国留学的孩子们的幸运之处。

可是总体来讲，我们这一代人能在当年出国，后来又回国作为海归创业，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幸运。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机会，首先出国去见了世面，再把从国外学习到的很多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科学知识带回到中国，融合中西的智慧，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效应。我们把国外最好的东西带回国内，与国内的实际环境对接，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国内相关领域的面貌，这些影响和变化是海归们，是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真正的价值所在。将来有一天，历史会记住我们这一代海归，对我们的经历有一个真实客观的评价。

我还记得留学之初的那种压力和痛苦。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在国内英语从来都是打 90 多分，但是刚到国外研究生院的时候，第一天去听课，我就懵掉了，教授讲了什么完全听不明白。当时，在国内的英语教学水平实在太低，对学生英语口语的训练更是缺乏，很多老师是完全没有跟外国人交流过的，所以也无法像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那样用英语进行交流，导致我们刚刚出国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不会说英语。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去学习语言，练习英语的听力和发音。在经历了大概半年的刻苦训练之后，我才算基本克服了语言关。

在美国没有汽车出行就很不方便。我在出国的时候，国内的汽车还不多，我自己也不会开车，因此就在美国学习开车，考驾照。我的美国驾照是考了六次才最终通过的。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考试，考官让我开车上路，我刚出了院子，往左转，正打算上路，就被考官喊停了。他说：“你回去吧，这次没有通过。 ”原来路口是有一个标志的，你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哪怕没有灯，没有过往的行人，你也要停下来，左右观察，然后才能通过。这些驾驶习惯，是我们在国内的人不会注意到的，但是美国的考官马上就会给你一个不及格。

在美国开车，我实际上出过一次挺大的事故。那一年是从芝加哥开夜车回爱荷华。那是在冰天雪地里，天上还飘着大雪，我开着车，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台大车，我一着急就踩了脚急刹车，当时的路面其实是有一层暗冰的，刹车之后，汽车打滑，就越过了隔离带的路肩，开到对面车道上了。当时对面也来了一台大卡车，那种美国式的巨型卡车，我当时在一瞬间，拼命地掰了一下那个龙头，就在零点几秒钟的时间里，但是已经太慢了，大卡车把我的整个车屁股都撞烂了。我的车后座上还坐着人，我的夫人和几个朋友都在后面，大家都吓昏过去了。最后总算幸运，车是给撞烂了，但是人还好都没什么事。我们那时候作为留学生，遇到这样的事故，怎么叫警察，怎么去处理，还是很慌乱，那种经历是怎么也忘不了的。现在，我如果要到美国去开会，如果遇到下雪天，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开车的。这可能也是当年所留下的心理障碍。

这些点点滴滴就是我们的留学经历，有日复一日的读书、上课，也有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我也还记得，当年“卢刚事件”的时候，我爸妈看到了新闻，知道是爱荷华大学出事了，特别着急，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他们才放心。当时大学里的气氛也是很紧张，学校整个给封锁了，来来往往到处都是警察。

留学经历中，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我现在的夫人，我们一起走过了留学生涯，最后结为夫妇。后来我们常开玩笑说，我们都是走了几千千米的路，来到美国，好像就是为了遇到彼此，建立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家庭。

通过在美国大学里读书，我们的价值体系发生了非常深层次的变化。回过头来再看我们国内的教育，太注重知识内容的输灌，实质上是一种应试教育。我们在国内所接受的很多东西，作为一种习惯，曾经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国外都被颠覆了。我们在国外接受的研究生教育，会更强调发展一个人独立去学习、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很多项目都要你自己独立去完成，实现从 0到 1的过程，这种锻炼是一个让人终身受益的过程。

举例来说，当年我们念研究生的时候，有一门课程上要做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跟大学旁边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合作，给波音公司设计飞机模拟器的一整套程序，这样一学期下来，光是程序代码就要写十几万条。当时我还有其他课程要上，还得保持这么大的工作量，一天中除了睡觉三四个小时，几乎都泡在了机房里，那时候觉得过的真是地狱般的生活。当时我夫人已经和我住在一块儿了，但是她整天都见不到我的影子，她晚上煮了一锅肉，搁在家里，第二天早晨跑来一看，只剩下骨头了，通过这个才知道我回来过，补充过了能量又去干活了。

在美国读研究生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确实非常辛苦，不是得几门A、拿到学分就可以了；但是也特别值得，因为你所做的事情，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都是跟现实行业结合得非常紧密的，我写出来的程序，不是只用来考试评分的，而是要放在工业界里实际地运行，飞机的电子系统要用我写的程序做测试，反复地测试，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我们通过做项目有了行业的实际经验，这为之后找工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这种做项目的整体训练，建立了一种超出具体工作的信心。这种信心就是当你之后遇到了任何事情，从零到一要去把它发展起来，你都不会害怕。你首先会想这个事情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有哪些核心的问题，你能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当然想法其实并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要能够把这个想法实现出来，变成一个具体可操作的项目。这时候，这种信心就变成了一种创业的能力。

当年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因为曾经做过飞行模拟器，很幸运地，我发了一份简历就找到了工作，被 IBM公司录取了，在它位于德州的研发中心从事软件开发。工作了几年之后，我的夫人读完博士毕业，在旧金山找到了工作，我们也就一起把家从德州搬到了加州的硅谷附近。那时候，我又重新开始找工作，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工作机会，就去了后来成为全世界最著名商务软件公司的 SAP。我是 SAP在美国的第三个员工，大概全球华人里边，我是第一个开始做 ERP的。

在那里工作了几年之后，因为硅谷的那种氛围，我就开始创业，我创立的公司曾被美国的一家杂志评选为当年最热门的 10家初创公司的第三名。后来这家公司被收购，我就退出了。到了 1999年，中国国内的互联网浪潮也起来了，这时候机缘巧合，我碰到了国内的投资人，他说我们要在国内做一家互联网公司，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参与到我们公司来吧，我们一起把它带到美国去上市。那时候，我就回来了，这家公司就是当时国内的第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8848.com。我们领导的这个团队当时走通了中国当时第一单的电子支付，当时这家公司在网上卖书已经卖出了几千万美金，却都是现金交易，网上支付还没有走通。当时，我们去找了招商银行的马蔚华，把招行一卡通的协议接口打开，做出了这个程序，也申请了中国电子支付的第一个专利。这是一个可以书写的历史性事件，也是我们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在中国所做的开创性的事情。

后来就到了 2004年，我又开创了自己的公司 CDP集团，是用信息化的手段帮助企业解决运行当中非常关键的问题——人力资源的管理。2004年，我也是从一页纸的商业计划书开始，白手起家，去说服投资人去给我的公司投资，最后把这个公司作为了中国在这个行业里最大的一家公司。

现在回过头来把这段经历梳理一下，我就发现之前所有的经验都没有浪费，到最后都会融合到你当下所要做的这一件事情上。

硅谷的创业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像是彼得·蒂尔所写的《从 0到 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从 0到1是最难的，从 1到 100并不难，需要的只是进行规模化的复制，但是“从 0到 1”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把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无中生有地做出来，原来并没有的东西你却要凭空把它想清楚，然后还要实现出来。

现在假使我还要进入新的行业，我有这种自信，可以把一件事请从 0做到 1，这就是一个创业者的自信；而把一件事情能够从 1做到 100，那些是完全可以雇职业经理来做的。这种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自信，是我的海外生活，不仅仅是在学校，而且是在美国多年的工作与创业的历练所形成的，这些才是我的海外经历带给我一生的最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