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本名“杨季康”，出生在1911年7月17日的北京，3岁时回到故乡无锡。

杨家是江苏无锡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和同为无锡人的钱钟书家差不多，钱钟书的父亲是文史大家。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维新派，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父亲对杨绛特别钟爱，因为她极为聪明，且爱好读书学习。

杨家是新式家庭，没有一点重男轻女。杨绛嫁给钱钟书以后，他的父亲有一次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杨绛曾说，她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

“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

“我学他们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杨绛近照

她回忆父亲对她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行动让她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

父亲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秉持司法独立，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罢官后，还公开发表了长篇《申辩书》，申明自己的合法与司法总长的偏袒之嫌。

上海孤岛时期，杨绛也和父亲一样“固执”。她回忆，当时他们夫妇与陈西禾、傅雷、宋淇等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这一时期，杨绛已经开始写剧本，并在戏院上演。她给自己起的笔名是“绛”，来自“季康”的吞音。

戏剧创作让杨绛早早成名，别人介绍钱钟书，“这是杨绛的丈夫。”

承袭父亲，杨绛对独立和自由的追寻不仅仅表现在日本侵华时期。她说，有时“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文化大革命时，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批斗。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

年近60岁时，被下放至干校。让她去打扫厕所，她就把厕所擦得极其干净。没事的时候，坐在马桶上看书。

文革期间，钱钟书完成了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杨绛完成了西班牙著作《唐吉可德》的中文翻译。

从干校回来八年后，进入晚年的杨绛写了《干校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写了长篇小说《洗澡》，讲述解放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思想改造，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杨绛最出名的身份是钱钟书的妻子

钱钟书的天分、才学过人，成就也过人。以至于谦虚都是多此一举，杨绛曾转述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的话：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见”。

除了钱钟书，杨绛的生活圈中还有很多“名人”。清华求学时，朱自清曾是她的任课老师，对她的写作赞赏有加。钱钟书还没写出《围城》时，夏衍大赞杨绛的戏剧作品。

林徽因曾是杨绛夫妇的邻居。钱钟书在清华工作的时候，养过一只聪明的小猫。小猫长大后，经常和邻居林徽因家的一只名为“爱的焦点”的小猫争风打架。每到半夜两猫打架的时候，不管多冷，钱钟书就急忙拿起自己早就准备好的长竹竿，帮自己的小猫打架。

费孝通是在杨绛的感情故事中经常出现的角色。这位社会学、人类学殿堂级人物，没有追求到杨绛。为此，他到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

费孝通和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他当然不服气。1932年21岁的杨绛来到清华当借读生，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与钱钟书相遇。

青布大褂、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这是钱钟书给杨绛的第一印象，杨绛形容第一眼的钱钟书，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杨绛一生追随钱钟书，甘愿站在丈夫身后。杨绛曾说，她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

但她的才情并没被婚姻淹埋没，也没被才子丈夫忽视。

钱钟书的名作《围城》，1989年将要搬上银幕前，杨绛为表达主题写了两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杨绛曾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

钱钟书很赞同杨绛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早在1946年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钱钟书就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还说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曾自己写文章说，她的“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

她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这段话广为流传，他们的爱情被看成天作之合，成就彼此，像童话一样完美。

一家三口 中间为杨绛与钱钟书之女钱瑗

实际上，苦难也伴随了杨绛夫妇一生。外辱内乱、颠沛流离、亲人离散……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该赶上的境遇都赶上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去世。此时杨绛年近90岁。

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以逃避失去亲人的痛苦。

由钱钟书和杨绛的作品收入所得，2001年建立了“好读书奖学金”，设在夫妇二人的母校清华大学。

2003年，《我们仨》出版。

书中有个名段落：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2007年，杨绛96岁，出版《走到人生边上》。这本书是关于自己对于命运、人生、生死、灵与肉、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

步入百岁的杨绛，显出智者的仙骨。媒体配图的照片上，她总是银色的短发梳的光滑地背在脑后，有时带个黑卡子，面庞有些消瘦，很白，爬满皱纹，一脸祥和。

百岁生日之际，杨绛曾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问答，但是以笔谈的形式。

回答“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杨绛说，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她由此举例文革中，自己仍然坚信“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在这篇问答结尾处，杨绛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杨绛莫名其妙的红了，成了微博、微信的宠儿。网络上拼凑杨绛的“名言名句”，竟流传出“百岁感言”。浮躁的网友只想干了这碗鸡汤。

与之相反的是杨绛有篇散文《隐身衣》，能“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

杨绛曾对人讲起，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她说，钟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能称“先生”的女人杨绛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一百零五岁的杨绛先生，终于洗净了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了。

很自然的结果，正如瓜熟而蒂落。对于一个期颐老人来说，生活在人间或天堂，其实没有多少区别。看不开的，倒是我们这些“世间人”。偶像的好处，是可以接受世人的膜拜和供奉；但对于内心从容淡定如斯，“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的杨绛，浮名与我何有哉？

然而，杨绛注定了要被刷屏。前几天微信上的“病危”信息，已作预演。正如前些日子陈忠实的离世所掀起的波澜，我们悼念，我们叙述，仿佛真与他很熟悉，对他很了解。但是，有的时候，说来说去，能自省的人自己倒讪讪起来，因为大家好像都在酒桌上客套，悼念似乎成了不及物的表演——说到底，有多少人认真阅读过《白鹿原》，有多少人知道作品里面隐藏的“筋道”呢？也许我们在感动之余，买了本《白鹿原》，但现在，已经放在书架上，忘记了。

杨绛，似乎更有被“悼念”的理由。我们也许甚至不知道她翻译过哪些名著写过什么戏剧；也许风闻过她写的书，尽管没有看过但也在网上跟风读到过她的一些“名言”。这些几乎就是全部。但我们还知道她是钱钟书的夫人，是钱钟书心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爱情啊），知道她与林徽因啊冰心什么的同一个年代，知道她有那么点儿不同（传奇啊）。这就够了。于是我们转贴，再加上一句感慨，“先生走了。”由此证明了我们与传奇曾经如此之近。

媒体与大众，在爱情与传奇方面，从来都是那么默契。于是，我们被感动了，被我们的感动而感动了。但仅此而已。但那些沉重的历史风雨呢？那些坎坷的命运呢？一切被景观化，被抽空，被消费了。

事实的确是沉重的。硕果仅存的那一代人，又少了一个。就像经历自然风吹日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时间所湮灭。我们需要的，不是对着遗迹写诗，而是需要深思，那一代人有什么，我们继承了什么，能不能做什么？我们本来都应该是文化遗产的传人。

在中国的传统中，尊女性为“先生”，往往是因为她那超越了狭隘性别、而得到普遍认可的人格。在这方面，杨绛的确可以代表那个时代。按中国的文化传统，人格风范，其实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无论是文章还是琴棋书画，要想越“匠气”而成“家”，需要境界和格局。这正是苏东坡逆境中有《前赤壁赋》的道理。境界形成非易，需要天赋、人格、机缘，以及，命运的锤炼。而杨绛，负笈清华，游历欧西，还需要堪破“牛鬼蛇神”的窘迫与否极泰来的浮名，经受住生离死别的遭际。因此，淡泊从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抛开这些只看杨绛作品，便是买椟还珠。

因此，对已经开始的，还有可以预知即将展开的杨绛热，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却是淡泊和沉静。我们与其多说一些话，不如深读几本书；与其津津乐道于一些句子，莫如贴近了人物去思考历史和命运。我们追慕杨绛，也许是敬慕那份从容和淡泊，潜意识里其实是因为我们以及这个时代的浮躁与功利；但我们甚至知道这一切，却宁可临渊羡鱼而不去退而织网。我们忙着追逐时尚，却不愿正视我们的“内心”。

这一切，多么吊诡。

风已静而树不止，杨绛有知，自然会一笑了之。她当然知道，不是风在动，而是心在动。但我们的“心动“与她何有哉？睿智如她，自然深知，修行，永远是个人的事，而且，是一个需要永远进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