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自己的,于他人杨绛今晨病逝,享年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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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05-26 澳际澳洲



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 2012年7月摄于三里河寓所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绛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于1934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1940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当时引起很大反响。1980年代以来,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她以散文和小说两方面的创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畅销于整个1980年代,在港澳台均出版了繁体字单行本,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小说代表作《洗澡》(意即洗脑筋,系国内最早反映知识分子改造的文学作品),出版于1988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作品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写过多篇评析西班牙和英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如评论《堂吉诃德》、《小癞子》(Lazarillo del Tormes)和《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等的文章,以及论英国作家菲尔丁等。







作为翻译家,杨绛先生的文学翻译成就卓著,除《堂吉诃德》外,她还翻译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Alain Rene Le Sage:)以及古希腊散文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斐多》(Phaedo)等。


跨入新世纪之后,杨绛先生在整理编订钱锺书遗稿之余,又创作了《怀念陈衡哲》、《难忘的一天》和《我在启明上学》等多篇忆旧散文;出版于2003年6月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 则因其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而深深打动读者,成为2003年的超级畅销书。2014年,103岁杨绛新书《洗澡之后》8月出版,这是杨绛先生在98岁后为其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包括《洗澡之后》在内,数篇未发表的杨绛先生作品收入在2014年8月出版的9卷本《杨绛全集》中,《全集》共270多万字。



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先生出身名门,天赋文才,不仅在文学上开辟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还与因与文史大家钱钟书的美好婚姻而备受艳羡。钱钟书生前曾称其“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


杨绛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杨绛排行老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最贤的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钱钟书和杨绛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


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锺书的一生。“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才女杨绛


难得的是,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止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杨绛和钱钟书,有着世间罕有的“势均力敌”的爱情。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又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洗澡》


本书是杨绛一部描写解放后知识份子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书。主要描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即三反运动,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杨绛女士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外貌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书情节生动,文笔简练,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真实的思想壮志。本书语言简洁、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是一本了解解放后知识份子的思想感情读物。《洗澡》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而是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所以是个横断面;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本书第一部写新中国不拘一格收罗的人才,人物一一出场。第二部写这些人确实需要“洗澡”。第三部写运动中这群人各自不同的表现。“洗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


干校六记


“六记”的首记是“下放记别”,写下放干校的别离之情,带出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生命的残害。1969 年11 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的虚岁六十岁生日,但等不到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次年七月,杨绛也下放干校。送别钱钟书,有杨绛和女儿、女婿;杨绛下放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已在一个月前自杀。得一因为不能捏造名单害人,含恨自杀。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背影。杨绛这样写:“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第二记是“凿井记劳”。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又参与掘井的工作,产生了“合群感”,从而有“我们”和“他们”的分别。“不要脸的马屁精”、“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摆足了首长架子的领导”,是“他们”;“我们”则包括各派别、受“我们”看管的人。这种阶级感情,不是基于各人的阶级背景,而是基于人性。但在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又变成了“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这种对农民的轻轻讽刺,当然是在文革事过境迁之后才能宣之于口的。


第三记是“学圃记闲”。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尿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杨绛专管菜园,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钱钟书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钱钟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要经过菜园到村上的邮电所。“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


第四记是“小趋记情”。“小趋”是一头黄色的小母狗,在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的日子,与狗倒能发展出一段真挚的感情。这头瘦弱的小狗,因为得到杨绛和钱钟书的一丁半点食物救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朋友。后来干校搬家,狗不能带着走。有人传话说,他们走后,那小狗不肯吃食,又跑又叫,四处寻找。钱钟书说,那狗也许“早变成了一堆大粪了”,杨绛则认为,“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人与狗的境况何其相似?


第五记是“冒险记幸”,记三次冒险的经历。其中一次,杨绛在满地烂泥的雨天只身奔去看钱钟书。荒天野地四水集潦,几经磨难,冒险过河,总算到了钱钟书的宿舍门口,钱钟书大感惊讶,急催杨绛回去,杨绛也只是逗留一会,又只身而返,路上的危险也就自不待言了。杨绛这种“私奔”,当中包含了多少情意?这种情意用平常的语调道出,也就更见深厚了。


第六记是“误传之妄”。一次钱钟书听闻自己将获遣送返京,结果只是谣传。杨绛自然十分失望,她想到去留的问题,便问钱钟书,当初如果离国,岂不更好,钱钟书斩钉截铁的说不,他引柳永的词自喻,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幸而二人最后还是一起获准返回北京。


《干校六记》的书名和篇目,都源自清乾隆、嘉庆年间沈复的《浮生六记》。《浮生六记》记述作者的日常生活琐事,以及与其妻芸娘的鳒鲽情深,其中《闺房记乐》和《闲情记趣》两章,均为世人乐道。钱钟书在书前小引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如何以小点缀反映大背景,以小穿插说出大故事,这也是阅读本书的趣味所在。文革期间,政治混乱,批斗无日无之。在政治的最上层,这本来就是一场夺权的运动,弥漫全国的,就是互相猜疑、互打报告,乃至于文攻武斗的一种局面。在这场运动中,人性的尊严不但尽失,也受到了极大的扭曲,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血泪史。但我们读《干校六记》,却读不到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控诉和谴责,字里行间只是平和的语调,或顶多是一点点淡淡的无奈和婉转的讽刺。只是,在仔细咀嚼后,也许会尝出一点辛辣的讽刺意味。


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怨而不怒”的宗旨。杨绛和钱钟书的遭遇,虽然比不少受批斗的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但到底是一种屈辱,也是人才的浪费,杨绛谈到这段经历,并没有激情的呐喊。虽然说作者怨而不怒,但在字里行间,还是对人性的丑恶有所讽刺,每多言外之音。如“小趋记情”一章,隐然处处以狗和人相对照,人不如狗的婉讽跃然欲出。那种乱世中人与狗互相依傍的情意,也令人感动。又如“凿井记劳”一章,对农民似有所不满,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对农民或“农民性”的鄙视,无异落入“唯阶级论”的窠臼。作者想说的,其实是人的贤愚好坏,并不应由其出身阶级等先天因素来决定。


此外,书中写夫妇之情十分细腻,这种情,也是在字里行间表达,而没有甚么激情的爱的宣言。在这六记中,杨绛处处显出对钱钟书的关怀和了解,在“冒险记幸”中,为了见钱钟书一面,杨绛便不惜冒上生命的危险,在回忆中这些险境都写得稀松平常,但如果设身处地,回到当时境况,命悬一线的险状,其实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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