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杨时旸）

说真的，那些既没有作品又不是因为荣誉身份被戛纳电影节官方邀请的半吊子野模和自封的演员，去蹭一蹭红毯的行为，本质上等同于“文艺界的碰瓷”，和互联网上蹭热门的网红没什么实际区别。敢穿、敢露和豁得出去，是唯一的门槛。

可能戛纳电影节官方也很奇怪，每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衣着花团锦簇、姿势匪夷所思的中国演员，在红毯上表演着“当众孤独”的回眸一笑，表情里的况味似乎正在面对全世界的聚光灯，但身边却只有一位自己带来的专职摄影师。其实，直到如今，西方媒体差不多还是认为中国女星都叫“冰冰”。

那些专门做戛纳红毯中介的人们或许应该感谢“花袄姐”，如果不是她披着撞色的花被面把豪迈的东北风带到了精致的法国小城，他们还不会获得那么高的利润。时刻寻找机会的蠢蠢欲动的八线明星成就了这门独特的生意。

作为世界一流的电影节之一，戛纳对于正经的参赛影片团队的红毯秀当然有着严苛的把控，但是，这毕竟也是一场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各种赞助方和不同层级的品牌合作者，这些维系友情和商业关系的邀请函，在生意头脑灵光的中国人手里最终变成了一笔笔实实在在的现金。这些有关戛纳红毯的钻空子方法和利益链纠葛，在外界看来手段繁复，有的出自于合作品牌方自身的利益考量，有的出自贩卖和倒手，有的则依靠戛纳老油条对于流程和监管的熟悉程度，但从内部去看，这生意真的没什么含金量，在实用主义和鸡贼之外，总还是脱不开灰溜溜的捞偏门色彩。它之所以能蔚然成风，还水涨船高地窜至数十万，只能说明这笔钱在很多“毯星”看来，是值得的，等他们回到国内，可以成功通过别的方式迅速盈利以覆盖成本。

其实，我们应该看看戛纳电影节在不同的人心中的位置。对于专业影迷来说，戛纳是一个指标，这个更注重艺术标准的电影节用一片棕榈叶为影迷定下了这一年中最为盼望的电影片单，而对于更多的普通观众来说，这盛会无非就是一次热闹，他们其实根本分不清戛纳、柏林和奥斯卡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看的不过就是一帮明星恨不得把旗袍开叉到腋下，比着袒胸露背的花边新闻，在他们的心中，这些聚会和中国那些露肉的车展也差不太多，逼格高一点而已。无论是戛纳电影节还是Met ball的大秀，中国的参与者和报道角度都能将其原本的意涵遮蔽，而迅速植入一种散发着农耕文明的山寨化的景观。

从这个角度上看，那些憋着劲想露脸出名的八线演员，其实早就在置换了戛纳电影节的内涵。既然普通观众分不清谁是受邀的艺人，谁又能通过钻营踏上红毯，那自己哪怕花费数十万的一次镀金，也就是值得的。因为回到国内，还有这些人能为自己买来的假名声再度买单。她们要付出的代价，不过就是现场在被工作人员催促驱赶的时候，仍然保持微笑罢了。因此，越是那些来头暧昧、穿着浮夸的蹭毯者，面对镜头时，越有一种睥睨一切、回应全世界注视的架势，她们才是当众孤独的小能手，能自动屏蔽不耐烦的工作人员和嘈杂的背景，在红地毯上闲庭信步。

其实，这几年，来戛纳“蹭毯”和多年前去金色大厅“蹭厅”没什么本质区别。很多年来，金色大厅里奏响了来自中国的诸多声调，二胡、唢呐、葫芦丝乃至歌唱王二小放牛郎，都被塑造成金色大厅的“贵宾”，用黄灿灿的字体印刷在红色绸缎的宣传条幅上，悬挂进各个县城刚刚兴建起的空旷的音乐厅。只是如今，金色大厅的招牌已经被用烂，人们发现这些商业策略几乎等同于骗局。那间位于维也纳的古老的甚至内部有些破旧的演出场地，除了对自己固定的演出季有着严格的审核与邀请制度之外，其他档期都供出租使用。但是人们似乎都不愿意去想想，既然连某所中学的合唱队都能“从金色大厅载誉归来”，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当年的金色大厅和今天的戛纳电影节一样，成为了一种第三世界文化消费者对于更高层文化的想象投射物。“蹭厅”和“蹭毯”的本质原因就是因为文化迷信、缺乏最基本的审美能力以及独立的判断力，虚荣混杂着无知。而帮衬着铸就这一切的，仍然是信息不对称。金色大厅被热捧的年代，基本上属于前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普及，抚平了信息之间的沟壑，让这种骗局无法继续存在，如今，戛纳电影节又成为了一个新的迷信发散地，因为那里有明星、有大师，还盛产着人们看不懂的电影。这足以构成崭新的文化沟壑。

但是，信息不可能永久不对称。戛纳毯星从摄人眼球到被肆意嘲讽，这之间的距离已经极其短暂。即便普通人也很快就能知晓那些交易和策略，一旦这些中间的运作过程被暴露，魅惑就失效了。总有一天，戛纳也会变成金色大厅。那时，当人们能理性地平视那些地域，才不会再有那么多盛开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