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

詹姆士·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经把传统意义上聪慧过人的高成就精英学生称为“超人”（Super People）。这种人往往拥有至少两个学位，擅长一项运动，精通一种乐器，掌握几国语言，在偏远地区做过志愿者，有若干个持之以恒的爱好——他们全都掌控的很好，自信却不骄傲，让同龄人心生敬服。

有一次，一位在顶尖大学任教的好友让她的学生背诵18世纪蒲柏的一首30行的诗歌，几乎每个学生都一次不落的背了下来。这位好友感到十分惊讶，她觉得这些学生简直就像马戏团里受过严格训练的动物。

这些让人羡慕的年轻人好像生来就是赢家。但是，从这些年我对我学生的观察以及和成千上万名学生的交谈中我知道，现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精英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有才能，有抱负，但却焦灼，浮躁，畏缩，迷茫，缺乏好奇心，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陷入了特权的泡沫，千篇一律地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非常擅长于他们所做的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

当我谈论精英教育体系时，我指的是如哈佛，斯坦福或威廉姆斯这样的名校。但同时我也会提到各种私立高中和大量公立高中；各种教育相关行业，包括教师，咨询以及考试培训；知名学府及随之而来的就业机会；中上层阶级的家长及社区等等吗，正是这些因素把孩子们推入这一体系，也就是我所说的精英教育体系。

事实上，我本人就是这一精英教育体系的产物。像现今很多孩子一样，我在哥大的求学生活简直像在梦游。既然选择了藤校，摆在你面前的目标就是：身份，财富，“成功”。至于你得到的教育对你而言到底有何意义，为何你想要这样的教育，全不在讨论之列。

我在藤校经历了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本科及博士，在耶鲁大学任教十年。这让我开始思考：这一系统到底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它对我们的社会有何影响，我们怎样才能改善这一体系。

我在常青藤教过的优秀学生不胜枚举，他们头脑聪明，心思缜密，富有创造力。跟他们交谈，向他们学习是件很愉快的事。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满足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为他们规划好的东西，很少有人会想去打破常规。几乎没人打算在大学里增长自己的智慧，每个人的穿着都好像随时准备去接受采访。

看起来这些人都在大学里游刃有余，但实际上，完全适应的表象下，隐藏着深入骨髓的恐惧，焦虑，沮丧，空虚，迷茫和孤僻。最近一项关于藤校大一新生的大规模调查显示：新生的情绪健康状况跌至25年来最低水平。

精英大学的入学标准非常极端：成功入学者在未来的人生中绝对不能失败。所以一旦进入藤校，这些学生就一定要保证自己是个成功者，任何一点不成功的可能性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和迷惘。这样的结果是他们极度厌恶风险——因为没有犯错的余地，所以他们会极力避免犯错的可能。

一名叫波摩娜（Pomona）的学生曾对我说，她十分想去反思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但她根本没时间。我问她是否想过不要每一科都拿A，她非常错愕地看着我，似乎我提出的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建议。

如今人们谈论大学教育时，常常出现一个词：“投资回报率”。但似乎没有人会问：所谓“回报”应该是什么，只是多赚一些钱？

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吗？

我们读大学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学的首要功能应该是教人思考，而不只是掌握某门专业知识。它可以让你在离开家庭之后，在开始工作之前，能有几年时间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并利用这段时间深入思考各种事物，比如说“如何构建自我”。

“构建自我”这个概念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经说过：“我告诉过学生，自我就是你生来所具有的东西。”但是只有通过与心灵的交流，你才能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有独特感悟的灵魂个体。

当然，大学教育并非学习思考的唯一机会，但它却是最好的机会。有一件事很确定：如果你学士毕业时还未开始学习思考，你很可能以后都不会做这件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念本科时如果纯粹是在为就业做准备，基本上你就浪费了四年时间。

精英学校喜欢夸耀说，他们一直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在训练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和演讲修辞技巧，让学生以后更容易找工作，他们只是在教会学生掌握一门或几门技术，仅此而已。

相比之下，一些宗教大学，甚至在一些不知名的学校都比精英大学做得更好。虽然常春藤盟校对这些学校经常不屑一顾，认为它们的学生“大学水平等级在四级以下”，“SAT分数比他们低几百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学校的学生却能受到更好的教育。

或许你会说，至少精英大学的老师们会对学生有严谨的学术要求，难道不是吗？未必。理科通常是，但其他学科则不是那么严谨。现实中，教授会与学生们基本达成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议”：大学视学生为“顾客”，是必须尽心取悦的人。

教授必须研究有成才会获得奖励，他们因此希望尽可能少花时间在教学上。顺便说一句，教授这一行的整个激励制度是不鼓励认真教学的，而且学校名望越高，这种倾向越强。结果是教师教得马马虎虎，但大家得到的分数却都很高。

不得不说，跟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更多地参与到了社会活动中，他们更倾向于创新或创业。然而，至少在那些筛选严格的重点学校，直到那些充满抱负的优秀学生毕业，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依然狭隘：有意义的人生就是富裕，证书和名声！很多学生的社会实践只是为了应付大学论文，很多学生只关心什么样的实践能让自己的论文得高分，而根本不会考虑这些实践对自己的人生有何意义。

《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指出，如今“暑期旅游学写论文”活动已经正在发展成为一个蓬勃向上的行业。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活动其实非常肤浅，比如“一个月周游意大利学习文艺复兴”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到意大利与一群艺术家一起呆一天。只有一天!

志愿服务也是如此。比如说为什么很多大学生要去危地马拉这样的地方参加救援项目，而不选择密尔沃基或阿肯色州呢？因为这些大学生从小就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志愿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将来的个人简历上写下一笔。这些人整天高喊“服务人类”。但他们真的做到了吗？

名望最高的学校主要通过“领导力”（leadership）这个概念来表明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比如说哈佛的口号是“哈佛为领袖而设”（Harvard is for leaders）。因而这些学校不断教育自己的学生，要视自己为社会的未来领袖。

但这些学校所谓的“领导力”，不过是指爬上顶尖位置，在某著名律师事务所成为合伙人，在某家大公司成为CEO，无论投身哪一行都要爬到“滑溜柱子的顶端”。精英大学的掌门人们也许从未想过，“领导力”这一概念应该具有更高的意义，或者他们干脆认为“领导力”这个概念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精英大学会告诉自己的精英学生，他们可以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成为任何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但结果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只会做少数几样很相似的工作。

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和康乃尔几所顶尖名校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都选择进入金融业或咨询业。一些领域几乎完全被遗忘，比如说神职人员、军人、参选从政，甚至是学术领域。如果你因为想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而从名校辍学，大家会觉得你很厉害；但如果你名校毕业后去当社工，大家就会认为你很可笑。

记者以斯拉·克莱因（Ezra Klein）说：“如今的大学正制造出大批非常聪明但彻底迷惘的毕业生。这些年轻人拥有聪明的大脑和满腔的工作热情，但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众所周知，在哈佛大学，富人们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学校，孩子在那里学会了走路，说话，像富人那样思考。精英学校一向强调公平，可问题是，他们的做法真的公平吗？

走在任何精英大学的校园里，你会发现这样温馨的场面：白人商务人士及专家的孩子和黑人、亚裔、拉丁裔商务人士和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斯坦福大学认为，他们学校环境是多元的，有来自密苏里州的学生，也有来自巴基斯坦的学生，有演奏大提琴的学生，也有打曲棍球的学生。没有人在意他们的父母是否是医生或银行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坦福是一个公平社会。事实上，现有的招生政策并不利于工薪阶层和穷困地区的白人家庭，他们很难进入重点学校。

不要欺骗自己了：大学入学游戏的本质，不在于为中低阶层提供向上攀升的通道，甚至不在于中高阶层维持自身地位。这游戏的本质，是确立中上阶层的等级秩序。在富裕的市郊小区和市区中富裕的社区，也就是这游戏主要玩家的聚居地，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念精英大学，而是在于你念哪一所精英大学。

毫无疑问，这种精英教育系统正在加剧社会不平等，阻碍社会流动，延续特权，并制造出与社会大众极其疏离的精英阶层——而这一阶层理论上是要领导社会的。

1985年，250所入学要求最严格的大学有46%的新生来自美国收入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到2000年，这一比例已升至55%；2006年，竞争力最强的大学只有约 15%的学生来自收入后二分之一的家庭。大学名望越高，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2004年，入学要求最严格的一批州立大学有40%的新生来自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而仅仅在五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是32%。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趋势，并不是因为学费上升（虽然这是原因之一），而是培养有能力在大学入学游戏中竞争的小孩需要越来越多钱。进入精英大学的障碍越多，帮助你家孩子突破这些障碍的成本就越高。

富裕家庭几乎从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开始花钱买通进入精英大学的路：音乐课、运动装备、海外旅游，还有高昂的私人补习费，以及住在顶尖公立中小学附近的成本。大学入学重要的SAT考试，理论上是要测量学生的学习能力，但实际上却是在测量家长的收入，因为SAT分数与家长收入密切相关。

其实，问题不在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力不够，而在于精英私立大学根本不允许其学生的经济背景参差不齐。它们无法接受这种情况。因为它们需要足够多学生支付全额学费，而且必须照顾大额捐款人；所以它们根本就不想有太多平民学生。

因此，如今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差距已经达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程度，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几乎是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两者均绝非巧合。精英大学不仅无力扭转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它们的政策事实上正是在加剧不平等。

总的来说，我认为上哪所大学并不那么重要，全国各地依然有许多不错的公立大学，这些学校的教学虽然不够个人化，但学生总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却非常多元，你可以在这里学习到不少宝贵的经验知识。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American News & World Report）指出，在排名前20的高校中，有90%的新生都在自己原来的班级中名列前10%。想想看，这样的学校能让你学到什么新东西呢？相比之下，那些在不知名大学里的孩子往往更加有趣、更加开放、更有好奇心，少了些养尊处优和争强好胜。

如果说如今哪里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最佳选择也许是二线学校，不是指二流学校，比如说里德学院（Reed）, 肯尼恩学院（Kenyon）, 卫斯理学院（Wesleyan）, 西瓦尼学院（Sewanee）,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等，这类院校从来不考虑跟哈佛和耶鲁拼排名，它们依然坚守着教育的真谛。

在我看来，我们当前的教育机制必须减轻等级体系。平权方针应基于阶级而非种族；关于校友捐款和运动员的喜好也应丢弃；SAT 分数应该受到合理的对待；大学应当限制申请者们的课外活动数量，以杜绝为了扩充简历而盲目参加课外活动的做法；他们应更多着眼于低收入学生经常做的服务工作；应该拒绝被任何经济实力雄厚的父母打动；当然，他们也得停止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样靠大学排名为生的媒体合作。

更广泛地讲，这些学校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念。如果它们真的打算培养出更加出色的领袖，它们就得问问自己究竟该需要提高学生的哪些素质——一味凭GPA或课外活动数量挑选学生的做法只能培养忠实的苦工而不是具有创造性的头脑。

除了调整招生制度以外，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变革，因为招生改良也许可对付平庸，但却解决不了更大的不平等难题。主要问题在于常青藤名校本身。一旦我们把培训未来领袖的任务交给了一家私营机构时，不管他们如何嘴上调花乱坠，利益都将被永远放在第一位。想想看，难道哈佛高度重视校友捐赠的做法不就是强化当前的阶级制度吗？

以前我常常想：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世界，让所有孩子都享有去常青藤名校上学的机会。但现在我逐渐认识到，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创造一个你不必去常青藤或任何私立学校就能受到一流教育的社会。我们曾试过贵族制，我们也试过精英制，现在是时候试试民主制了

来源蓝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