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格俐玛）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真的迎来了一个“明星社会”：明星的一举一动越来越容易引爆公共议题。日前，孙俪发布了一条网络维权微博，声称酒店附近半夜一两点还在施工，噪音影响了休息，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解决。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是她始料未及的，有网友指出，这个“不舍昼夜”的施工项目其实是晋中地区的轻轨工程，关乎当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必须尽快完成。而杨洋则因为一张乘坐高铁时把腿搁高的照片，同样陷入舆论纷争。于是，网友的讨论锁定在“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博弈上，并且持续交锋，不分高下。

事实上，“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争论是没有结果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政治学议题，已经争论了几千年。然而，真正有意义的不在于辩论的输赢，而在于“争论”过程本身。如果不是明星微博里的@号、问号、感叹号，我们很难注意到“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困局，网友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竟然有可能是一种政治参与。恰恰是从明星的微博出发，我们得以抵达民主政治，这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网民实在太多了。

从“孙俪维权事件”出发，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孙俪试图借微博的粉丝效应来解决睡不着的私人难题，这是明星特权吗？其二，晋中网民为加速轻轨工程，勒令孙俪牺牲睡眠，这是“多数人的暴政”吗？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明星”。引用“明星研究”的基本定义：“明星”是媒介时代的产物。通俗点说，“明星”既不是普通人，也不是名人，而是电视机、电影院、电脑、IPAD、手机等屏幕上可以被看见的“人”，“明星”在本质上是一种视觉符号；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能被移动终端显影，他就不可能成为“明星”。

进一步追问，那什么才是“大明星”呢？所谓“大明星”，就是拥有最多数粉丝的明星，只要他们振臂一呼，应者必定山呼海啸，因为，粉丝正是当下娱乐业的第一生产力。

显然，媒介时代改变了我们对“人”的评价体系，我们不再关注一个人的好与坏，而是关注他是否重要，我们的评价标准变得极端表象化与外部化，变得简单粗暴。“微博”直接把“人”的重要性给量化了——你有多重要，取决于你有多少粉丝。我们必须明白，“孙俪事件”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正因为孙俪的微博粉丝有3000多万，她的发言是最容易被看到的。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明星”的孙俪当然重要，因为她成功引发了一场网络社会的政治辩论。而在这场辩论中，孙俪公众形象的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她迫使我们做出一个政治哲学选择：“民主”究竟是保障少数人的利益，还是多数人的利益？

尼尔·波兹曼曾断言，媒介时代是“娱乐至死”的，因为大众必须通过媒介来观察个体，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必然是扁平的。深度被消解了，意义被取消了，新闻通篇八卦，又遑论价值观呢？然而，“孙俪维权事件”给了我们不同的讯息，它暗示我们在网络时代重建“娱乐观”的可能性，具体来说，这就是从社会格局出发的“大娱乐观”：明星的言谈举止或许毫无价值，但这些鸡毛蒜皮所引发的关乎公共议题的网络讨论，却是对社会民主建构极有价值的，正如王宝强让我们看到了婚姻的“交易”属性，张靓颖让我们看到了金钱背后的“中国式关系”。

智慧源于辩论，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早已言明的真理，而任何一场伟大的辩论，永远是从无聊出发，最终变得深刻的。仍需感谢孙俪，因为她的一条微博，娱乐竟获得了些许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