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不下 我们越来越普通 | 外国人在中国

2016年10月20日 走遍美国

来源：侨报网（ID：chinapress）
仅仅十年前，一个普通外国人靠着自己的洋面孔和一口流利的英语便能在中国过上比普通人更光鲜的生活。然而他肯定不会想到，十年后他会成为一名“B类外国人”，不再是最受欢迎的A类，仅比C类的“外国临时工”稍好，除开心理上的落差，他甚至将面临是否还能继续留下的现实。
美国外教艾丽娅在北京语言大学给学生上课。北京《京华时报》
“我们越来越普通” 
在中国闯荡了15个年头，美国人怀特发现，自己的“待遇”一年不如一年。

2001年，在美国刚刚修完文学硕士学位的怀特决定出国生活一段时间，在游历过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印度之后，他最终选择了中国，而原因正是“前所未有的存在感”。

彼时，走过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20多个年头，虽然中外交流日趋频繁，但外国人在中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还属于新鲜事物。　

多年后，当同样来自美国的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何伟”被更多中国人熟知的时候，他已经写出了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

在《江城》中，何伟回忆起作为一个“洋鬼子”，初到中国小镇时所感到的令人心力交瘁的压力：“别人对我无关宏旨的关注，老是冲着我戏谑性地大喊大叫，我极力挣扎着要弄明白一个外国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这样的骚扰也有另外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总会有些好奇和迷恋，一旦交谈起来，他们往往比一般人对我要好得多。”观察敏锐的何伟用丰富的笔触点出了中国民众和外国人之间微妙奇特的感觉：互相怀有好奇、迷恋和恐惧。

“所有人都对你很好奇，喜欢和你交谈，能感觉到被尊重。”怀特将那段日子称为“理想年代”，“就像来到了一个理想中的国度，或者你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

于是，在中国的南方城市杭州，怀特开始了自己的外教生涯，这是那个年代老外在中国最理想的工作之一。

更让怀特记忆犹新的是，在学校里他享有特殊待遇，他是稀有的老外，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是学校赚钱的“工具”，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学校都会热衷聘请外教，而且我只给一些特殊的班级上课，据我所知，那个班级的学费都会比其班高很多，而我还为学校拍了宣传手册”。

也因为找工作太容易，15年里，怀特先后在十多个城市停留，长则1、2年，短则半年，而5年前到北京后，再未离开。

15年的“打工”经历让怀特对外国人在华的生存感触更深，他感叹“理想时代”已成过往，“赴华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我们不再是稀有动物，工作有了竞争”。

更让怀特感触颇深的是，中国人对老外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间发生了大转弯，不再有好奇，而是变得冷淡，眼光也放得越来越低。

从互联网上，怀特甚至有时能感觉到一些敌意，“我想你肯定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赴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老外就知道玩弄中国女人’之类的话，我们的形象再也不是‘国际友人’了”。

在怀特看来，中国越来越开放，视野更加开阔，再加上赴华的老外鱼龙混杂，民众对老外的热情开始降温很正常，外国人也应该放低姿态，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融入中国。

“总的来看，我们正变得越来越普通。”怀特说，虽然这是合理的趋势，但他依旧很怀念那个“理想年代”，“我想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怀念”。

对中国官方此次出台在华外国人分类政策，怀特把它看成一个分界点，“如果以前我们是有优越感的老外，那么以后我们将成为在中国的普通劳动者”。

关于自己可能会被分为B类，怀特说，虽然听上去有点反感，但他相信，15年的在华工作经历足以让他能继续留在中国，“或许还会让我比那些连汉语都不说的外教更有优势”。
我不是“混子” 
没有怀特幸运，乌克兰美女维拉没能赶上“理想年代”，年仅22岁的她，刚到中国仅仅只有两年，用她的话来说，“还处在适应期”。

维拉是一名洋模特，和外教一样，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的重要就业行业之一。自上世纪末以来，外籍模特在各大行业无处不在，尤其是在拍摄企业宣传画册方面，她们更是大显身手，中国大量的服装品牌都热衷于起用“洋模特”，而互联网电商的兴趣，更是激发了对外模的需求。

但模特也是一个更新换代很快的行业，维拉说，很多外国模特都不会在中国呆太长久，大多数一两年就会离开，“因为新人实在太多，而且越来越多”。

维拉在乌克兰受过专业模特训练，两年前被经纪公司带到了中国，“乌克兰国内对模特需求很少，我们基本都会去海外发展，而很多人会选择到中国，这里机会更多，收入也相对较高”。

“走T台、拍大片，模特的生活看上去光鲜亮丽，实际上却荆棘重重”，维拉说，她希望在中国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每天都有赶不完的通告，经常一整天也很难正正经经的地吃上一顿饭，满负荷的工作状态下，维拉说她还在学习汉语和电影剪辑，“模特的路都不会太长，我希望将来能从事影视行业”。

按照外国人在华工作分类新规，在华从事文化娱乐行业的外国人将被分为B类。维拉对此表示不解，“如果我足够努力，做得足够出色，也很喜欢中国，也只能是B吗？如果是这样，就有一些不公平了”。

维拉说，的确，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是在混日子，他们毫无技能可言，却希望过上等人的生活，但她却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所以她担心新政对自己未来坚持继续留在中国是否会产生影响。

同样对新政持有疑问的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戏剧教师内尔，在她看来，自己虽然在中国从事教育培训行业，但并不是教授外语，而是专业性较强的戏剧，而且他拥有相应的学位。

内尔认为，他并不否定分级制度的作用，只是目前信息较少，担心对自己有影响。“实际上澳大利亚也有相应的劳工政策，而且我认为新政策将简化签证程序，这值得肯定，只是按行业分类的确值得商榷”。

内尔期待新政施行后，他们的身份信息能统一输入计算机系统，“这样就不用随身带证明，只需要记住号码就行了”。
 “和中国人竞争”
“或许这个分类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如果我被分为A类，表示中国还很缺我这样的人才，如果我是B类，那么我就要和中国人竞争了。”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IT工程师的罗布对新政的态度似乎要积极得多。他认为，新政不会给有能力的人制造太多困难。

不得不承认，在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技术人才都很难与西方相比较，外国人来到中国工作难言有压力。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银行界、律师界等职业绅士阶层曾流传过这样一句俗语“Failed in London，Try Hong Kong”，并经常调侃地将其缩写为“Filth”（意为污秽、肮脏），而这句话的本意则是“如果在伦敦失败了，就去香港试试吧”。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才培养提速，外国人的优势已越来越小，中国不再是失败者的天堂。

正如罗布所言，供求关系成为了此次分类重要依据，如果被分为B类，或许也将能感受到来自市场的压力。

“以前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喜欢招国外的安卓系统开发人员，但现在我身边很少有外国同事，”罗布说，虽然自己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分类，但根据他目前感觉到的行业内的竞争状况，IT工程师也很有可能会被分为B类。

罗布对目前外国人在中国的就业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相同技能水平下，对本土更加熟悉的中国人明显更具优势，所以外国人要想站稳脚跟，甚至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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