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 | 明星在三四线城市商演并非"又low又危险":受刁难只是偶尔,赚千万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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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章 赞一个 已赞 2016-10-11 腾讯娱乐




腾讯娱乐专稿(文 | 骚大人 程三鲜 责编 | 陈四郎)


前段时间,某歌手经纪人在朋友圈中记录了他一整天的经历:“凌晨出门,三个城市,两场演出,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那是个吉日,据他透露,本来还有一场商演邀约,但因为演出地在另一座小城市,高铁不通,飞机时间又很难掌控,无法保证赶到,只能放弃。虽然可惜,却也能够接受——按照该艺人目前的商演价估算,两场演出的税前收入应该在50万左右,无论艺人还是这名经纪人,都已经可以笑着结束这奔波的一天。


不少艺人的微博简介中都会留下“工作请联系XXXX”的字样,这里所说的“工作”,除了接演影视剧之外,大多是指商演。对于歌手而言,出专辑、开演唱会是大工程,耗时劳心费钱,也不是每个艺人都有能力办到的,商演,才是为歌手创收的工作常态——当然,这类商演不光歌手可以参加,演员也可以;当然,这类商演也不只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或许才是更大的战场。


然而,听上去“轻轻松松就来钱”的商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八月底,有爆料称胡夏在某地演出时耍大牌,除表现不配合,还三番五次唱错歌曲。之后,胡夏工作室作出声明,表示胡夏按合同规定现场演唱《那些年》和《替我照顾她》两首歌后,又被主办方强制要求演唱并未签合同的品牌歌曲,一段由在场者拍摄的7分钟视频显示,胡夏被多次无礼打断,一旦唱错,伴奏立刻停下重来。


这件事引起了我们对三四线城市商演市场的好奇:那里的演出市场规不规范?主办方是不是经常“刁难”明星?明星靠这种走穴能赚多少钱?经过一番调查后我们发现,胡夏碰到的硬茬放在当下也许并不是普遍现象——多数商演还是会在和谐的氛围中履行完合同,但是,即便没有波澜壮阔的经过,也有不少暗涌可以拿出来,讲一讲。


商演有多重要?

大明星也会接,很多人靠它维持生计


如今的所谓“商演”,指的不仅仅是或大或小的拼盘演唱会,还包括企业庆典、剪彩活动、出席代言,甚至是夜店演出。不止在大城市,三四线城市由于对明星的期待值更高,因此更是商演之富矿,对于一些名气相对有限的艺人,商演甚至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唯一来源。



▲商场店庆、楼盘揭幕、企业庆典等活动是明星商演的主要客户


占领三四线城市是捷径

商演成为艺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体唱片销得动的那些年,业内有句玩笑话,把去非一线城市的商演统称作“上山下乡”。在当时,无论唱片、经纪公司,还是艺人本身,对商演的态度都十分暧昧,想去,又怕被同行指指戳戳。


数字音乐普及后,歌手普遍已经无法通过专辑售卖赚得利润,如果无法成为影视歌三栖明星,演唱会、商演就成了体现他们商业价值的所在。此时,艺人们也在积极转变思想:商演成了艺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没什么可丢人的。加上此时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小城市居民购买力的增强以及近距离接触明星的需求增加,都让小城市的商演市场在近年愈发火爆。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显示,大陆地区有282个地级市,这其中包含了845个市辖区,此外还有374个县级市、1642个县,19522个镇,14677个乡,而这些地区,几乎全是明星商演的潜在市场,身为明星,可以看着中国地图真实地笑出声来。不管大牌明星还是一首歌唱一辈子的过气咖,在我国幅员辽阔的疆域上,都有滋润他们的土壤。


萧亚轩靠接商演登收入榜前列

范冰冰也曾走穴演出


很多人觉得在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城市走穴演出low low的,但用几首歌的时间换取的真金白银,对明星来说可谓性价比超高。从当年乐坛小天后变身成商演一姐的萧亚轩,在没有新的音乐作品的情况下,凭借商演也能保持年入数千万。据记者统计,去年萧亚轩总共接了65场商演,仅10-12月就有25场,其中不乏舞美简陋的小演出、地产开盘等活动,也因为在商演上的勤快表现,萧亚轩成为2015年台湾艺人收入榜的季军,仅次于周杰伦和王力宏。



▲曾经的台湾小天后萧亚轩一年接多场内地商演


而贵为昔日天王的黎明,也成了四大天王中唯一接商演的人。2014年,他曾为惠州某楼盘站台,此前还曾前往郑州、成都、贵阳、合肥、湛江、韶关、长沙东安县等地参加商演,在黎天王的商演经历中,既有张信哲、庾澄庆、罗志祥、谢霆锋等艺人一道参与的优质拼盘,也有以其“领衔”,三、四线歌手拼盘的商演。


就连如今地位超一线的范冰冰当年也热衷于商演,比如,2011年她参加在江西上饶举办的一场拼盘演唱会时,出场费是100万,超过了同场的林志颖等人。


三四线城市商演的主力军:
当红大咖不好请 选秀歌手是常客


如果把娱乐圈比喻成商品市场,艺人比喻成商品,会发现一、二级市场的机会大多留给了当红明星,而其他艺人只能向三、四级市场下沉,他们多出现在你从未去过的小城市,与你不熟悉的品牌合作,娱乐新闻中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也能凭此过上不错的生活。


大咖明星报价高 最多只接拼盘 绝不唱堂会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线大牌如周杰伦、张学友、陈奕迅、五月天等是演唱会票房保证,个唱的落地价都是千万元级,个人演唱会的门票也会很贵,少量低价票在开票后立刻被抢购一空,剩下的都是数百到数千的高价票,因此,大牌的个人演唱会基本都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的观众也想见大咖怎么办?也可以,比如看拼盘演唱会。


艺人在参与拼盘演唱会的时候,向演出商收取的是商演价,周杰伦、张学友、陈奕迅商演价都在120万以上,一般会是压轴登场,只唱三首歌。一个大牌搭上一些中小咖,这样会大大降低演出商的成本,而由于一次能够看到很多明星,这种演出形式在三四线城市也颇受欢迎。



▲拼盘演唱会成本相对较低,在三四线城市非常受欢迎


除了拼盘演唱会,其他类型的商演,大牌们一般不会接:“对于大牌来说,拼盘演唱会基本可以算是他们的底线了,不管怎么说,那还是一场演唱会,但是参加企业活动就不一样了,唱堂会不是很有面子,一般只有过气艺人才会去。”


考虑到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能力,演出商们为拼盘演唱会拼搭阵容的方式也千奇百怪。有些演出商会以一个大牌为核心,搭几名身价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歌手,而有些演出商甚至会从当地夜店招来一些本土歌手与大牌同场演唱,这就出现了某些拼盘演唱会的海报除了某个大牌之外,其他歌手的名字完全陌生的状况,而这类拼盘演唱会对于演出商的意义在于,票价不用太高就能收回成本,倘若卖得好还能有不错的收益。


为了多卖票,演出方在宣传上也是拼命曝光大牌,造成个唱假象,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三四线城市——之前在深圳的一场拼盘演唱会上,歌迷们从演唱会开始半个小时后喊退票,直到最后罗志祥出现。


选秀歌手是商演主力 但更新换代快


除了前面提到的靠商演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昔日巨星,《中国新歌声》等选秀节目的选手,或通过《我是歌手》翻红的歌星也是三、四线城市商演主力,对于选秀出身的歌手来说,参与商演是资本积累的必经阶段,夜场、企业堂会、剪彩活动等几乎来者不拒。


记者拿一张两年前“好声音”学员商演价格表向业内人士李三木求证,对方表示,由于近期艺人片酬比较敏感,因此不方便透露这些歌手的具体商演价格,但他也表示:“都有了一定的涨幅。”而另一名业内人士透露,好声音学员的热度也相对降得比较快,一旦比赛当年的热度过去,名气不大的选手很可能会存在有价无市的局面,而和这类学员相比,主办方更愿意邀请港台的二三线艺人,毕竟相比选秀歌手,这类艺人更有沉淀。



▲选秀歌手或参加歌唱类节目的歌手有商演市场,而且身价还在涨


夜店或成明星走穴新战场
韩星市场正遭受冲击


除了演唱会,商演中最主流的当属企业庆典或者剪彩活动了,明星参加这类活动,俗称“唱堂会”。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企业众多,这类活动一度非常普遍:“浙江有一个明星乡镇有不少企业,大部分是服装、鞋类制造业,有一年时间我经常帮那边的企业找艺人,之前还听说有一个艺人唱完老板觉得不错,双方也比较投缘,在饭局上直接就聊了代言,据说是现场举着这家工厂的鞋子拍了照,后期找人PS一下就当平面广告了。”


据该业内人士透露,商演甚至能够反应国内经济情况:早年,煤炭、钢铁企业也时有活动邀请,但这些年少了许多,“这几年制造业也不是很好,即便有活动,出价也不高,出手比较大方的大多数是做房地产的。”


近几年夜店也是商演的一大去向,李三木告诉记者,夜店演出和其他商演属于两套价格体系:“有的明星和商演价格一致,有的是商演价格的三分之二。”某酒吧从业者表示,夜店的演出不售票,依靠酒水消费回本,加上演出量大,有些连锁酒吧甚至会一次性和明星签很多场,所以一般情况下,明星唱酒吧要比去普通企业价格低。


韩星受三四线城市欢迎 限韩令可能改变格局


在三四线城市的商演中,韩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一方面,韩星普遍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粉丝支持度;另一方面,比起国内明星,部分韩国明星的价格不高,却在表演中有着更高的配合度和专业性,因而很受国内演出商的欢迎。


去年9月,在惠州某楼盘为本小区学校举办的开学一周年盛典上,韩国歌手郑淳元前往献唱,彼时的他刚刚在中国版《我是歌手》中大放异彩获得季军,紧接着就开始在内地的各种商演,这是韩星在中国小城市业务开展的真实写照。而在更早期,张娜拉在2009年因在韩国某节目中称“没钱就去中国演出”断送了她在中国的前途,李贞贤在韩国节目中说:“那次是我们乘坐长途客车去小城市演出,途经一座山时,前面突然出现山贼。”这些韩星在国内商演的负面信息,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韩星在国内受到的追捧。不过,如今的国内商演市场中,韩国明星正集体遭受着冲击。



▲郑淳元在参加完《我是歌手》后,马上变成各地商演的抢手货


业内资深人士李三木告诉记者,由于受“限韩令”传闻的影响,此前在国内三四线市场上颇受欢迎的小牌韩星已经大幅减少,“国内的演出商已经不敢用韩星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三四线城市的商演市场会面临一波调整。”


商演市场乱象背后:

主办方太重“人情” 往往忽视契约精神


采访过程中,数位有多年从业经验的演出商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目前小城市的演出市场已经日趋规范化,更是与早年的演出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但还是偶尔可以见到类似胡夏之前经历的“带有三四线城市特色的奇葩事件”。


蔡少芬、潘美辰遭主办方“绑架” 只因为没满足合影需求


2013年,蔡少芬在陕西某城市参加活动因为合照环节过于混乱向主办方提出提前离场,结果车在前往机场的途中被主办方截停。


“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危险,被绑架一样!”车子被主办方截停后,蔡少芬在微博贴出了自己被困在车内的照片,双方在路边僵持许久,最后在警方的处理下才得以解决。


在商演中,除了演出的本职工作,艺人们往往还需要兼顾一些主办方的额外需求,合照环节已然成为标配,甚至经常被提前写进合同中。



▲在商演结束后,安排主办方与明星合照几乎是标配


在演出公司负责人蒋先生看来,大多数明星都能够满足主办方亲友的合影需求,在他合作过的艺人中,费翔和陈慧琳等明星就相当亲民,一场活动中一连与五六十人合照都非常配合。当然,因为现场混乱等不可控因素,引发主办方与明星之间矛盾也时有发生。今年,歌手潘美辰在江苏某地参加商演时,因为场面混乱拒绝合照,遭到主办方工作人员恐吓,她让助理录下视频,并报警请警方前来调解。回到酒店后,潘美辰又发现主办单位安排的房间全部反锁,一行人的行李也被锁在房内,随后潘美辰二度报警,才得以离开当地。


多数主办方要求安排饭局

高龄演员被逼酒喝到“手抖”


在中国传统人情社会里,很多社交都是在饭局中完成的。因此,除了合照外,饭局也往往是主办方的刚需,“80%都会提出这个”,资深演出商邓先生透露。演出商往往会根据艺人的性格,公司的保护程度等各方因素决定如何与经纪人进行沟通,“二三线艺人有商量的余地,一线艺人我都不会和经纪人去说这事,我知道这里面的规矩。”


然而,明星和演出商也明白,饭局往往不在于“饭”而在于“局”。如果是女明星,通常演出商会劝说主办方打消这个念头。去年负责陈慧琳商演时,邓先生就替艺人直接拒绝了主办方的邀请,“基本上稍微有点名气的女艺人都不会同意,陪饭局这样的词说出来影响不好。”而对于有可能出席饭局的艺人,演出商则一般也会以出席“欢迎宴”、“庆功宴”等名义与经纪人进行沟通,“名气小一点的或者个别艺人也会愿意出席。”


饭局中的推杯交盏也并非总是一团和气。一位经纪人就向腾讯娱乐记者透露,某六十多岁的特型演员到地方演出,在饭局上被当地主办方逼酒,由于该演员有心脏病,所以随行的工作人员主动帮他挡酒,在一口气喝了六七杯白酒后,老演员看不下去了,“他说‘你别逼孩子了’”,对方则坚持让他亲自上阵,老演员只好喝了一杯,“喝完手都发抖了”。


请明星看主办方喜好

有人花十五万就想请周润发


小城市商演在艺人的选择上有些看重人气,谁红就请谁,有些则完全视金主的喜好来定,重金请来昔日偶像,只为追溯旧日情怀,还有一些则要艺人与企业形象相符。通常,中间演出商会推荐自己曾经合作过的,关系较好的艺人给主办方,如果主办方觉得不合适,或有指定艺人,只能再尽力去和对方指定的艺人沟通。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主办方心仪的艺人没有档期,要么预算不足,要么就是对方根本不接商演,某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曾有人出十五万找他帮忙请周润发,被他直接挂了电话。


有些在一线城市很好和主办方沟通的问题,在三四线城市就要花费更多口舌,“他都过气了还那么贵!”这是某位业内人士在工作中经常听到的,遇到主办方拼命压低价格,演出商也很无奈,“问题是没有人会把自己定位成过气艺人,口碑好价格适中的艺人也不多,很多时候主办方一犹豫,艺人就被别人请走了。”



▲不老女神赵雅芝凭借《新白娘子传奇》在中小城市群众中获得超高人气


当然,也有不差钱又任性的金主,该业内人士透露,他有个朋友服务的主办方独爱赵雅芝,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她请来,最后还真就办到了。多数情况下,演出商还是会尽力去满足主办方的要求,“几年前有一个三线城市地产商的开盘仪式要请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明星,要求形象好,有精英气质,符合他们楼盘成功人士的定位,这种情况下,港台艺人比内地艺人合适,因为他们比较重视保养。当时我给他们列了几个人选:刘锡明、陶大宇和吴镇宇,最后对方根据自己的预算选了刘锡明,12万。”


主办方现场看心情 常跳过合同“临场发挥”


如坊间八卦流传的各种故事一样,早年的商演乱象还经常与“黑社会”挂钩。某位不愿透露名字的演出商告诉记者,自己曾带一位现在已是一线的女歌手去地方商演,结果当地主办方完全不按合同执行,临时逼着女歌手加唱,“让你唱几首歌,你就要唱几首歌,你要是不唱,就不让你走。”演出商回忆,当时这位女歌手虽然不满,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早年成名的歌手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位资深媒体人也曝料称,戴军多年前参加了一场拼盘演出,这个商演活动原本请了五个歌手登台,每人唱两首,撑满全场,但因为某些原因,最终只有戴军一个人到场,于是他被逼着在台上唱了十遍《阿莲》。



▲《阿莲》是戴军每场商演的必唱曲目


更惨的是,有的艺人即使按主办方要求唱完了歌也有可能拿不到钱。邓先生告诉记者,早年的合同款大多是演出前付给艺人一半当定金,剩下一半留待演出完再支付,这给了主办方反悔的空间,“有人感觉自己花了钱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尾款就不再结账。”由于讨薪艰难,打官司过程繁琐,很多艺人也只能选择吃哑巴亏。


据资深演出商邓先生介绍,一般的演出合同会对艺人的演唱曲目,活动具体流程,食宿标准等事先进行详细说明,如果发现有与合同不符的地方,艺人可以拒绝参加。同时,他也表示,即使合同制定得相当严密,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可以协调的空间。


相比胡夏事件中主办方的胁迫,一般的主办方会用相对灵活的方式处理。邓先生透露,在有的演出中,主持人就会担当这样一个协调者的角色,“主持人会跟观众去互动,问歌手唱的好听不好听,然后又问要不要再来一首,这时候观众在底下欢呼,艺人是没办法(拒绝)的。”而实际上,许多歌手也对这样的情况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会尽量多带几首伴奏。邓先生介绍,现在不少演出合同中会出现“3+1”的情况,“比如签的是唱3首歌,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加唱一首。”


也有演出商向记者透露,由于合同外存在可协调的空间,这也容易导致主办方与艺人在中间沟通环节出现问题,“现在演出市场不好,承办方一般接到一个业务,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客户,有些艺人没有答应的条件,可能承办方就私下答应了,最后变成了艺人背锅。”


至于像胡夏这样被逼唱企业歌曲的特殊情况,邓先生则认为,这种需求则不能私下协调,一定要事先签订相关合同,否则企业可以拿着胡夏的歌曲做大量的商业宣传,“对艺人本身利益有很大的伤害。”



▲胡夏在最近一次商演活动中被主办方逼唱广告歌曲


而在现在相对正常的演出环境下,以上的极端现象已经很少发生。资深经纪人阿卓认为,当下受欺负的大多是小牌艺人,“因为他们往三四线城市跑得比较多,参加的活动比较杂,容易碰到比较混的主办方”,而大牌艺人团队本身就屏蔽了很多不靠谱的活动,出现类似事件的机率要小很多。陈慧琳、邓紫棋内地执行经纪人David就向腾讯娱乐记者表示,自己负责艺人期间,就没遇到过以上尴尬的情况。


但是,由于缺乏接待经验,艺人在小城市遭到“怠慢”的情况比较常见。歌手徐誉滕去年12月曾在朋友圈中吐槽过商演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敲锣打鼓豪车接,各种老总豪宴请,签名合影少不了,热热闹闹上台唱,灰脸土头出租送。”徐誉滕向记者透露,很多演出后,艺人就再也联系不到主办方,只能自己打车去高铁站或者酒店,这样演出后就立马遭受“冷遇”的情况,在商演中占到了两成。



▲歌手徐誉滕在朋友圈吐槽商演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


有时艺人也会欺负主办方

演出商只能受夹板气


当然,艺人也不总是处于食物链末端。据一位资深演出商透露,此前他曾遇到过有艺人的助理拿一堆乱七八糟的发票要报销,声称“不给报,艺人就不上台”,为了活动圆满,演出商也只能屈从,但明星对此是否知情,演出商并不确定。另外,还有一些明星对演出商安排的食宿不满意,临时要求换酒店、提高餐饮标准,通常情况下,夹在艺人和主办方中间的演出商只能答应。演出公司负责人蒋先生称,自己在工作中受“夹板气”是常态。据他表示,有一次活动中,韩国某大牌艺人好不容易答应了商演后与主办方合照,结果主办方人员因故来迟,最后艺人决定取消合照环节,双方不欢而散,而自己夹在中间颇为尴尬。


邓先生的经历更奇葩一些,去年他就差点被央视某知名主持人给告上法庭。原本在某企业的同意下,邓先生与这位主持人签下了主持商业活动的合同,没想到主办方又突然提出“要亲眼看到主持人签合同,才会提前支付相关演出款”的要求,“他们让我去央视门口,在人家上下班的时间,想办法给录个视频,证明确实是我和他本人签的合同。”由于邓先生明确表示自己无法满足对方的要求,最后他与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只能告吹。


总结陈词


明星的结构也是一座金字塔,塔尖上的当红明星占据了各种优势资源,去和他们竞争,位于塔基的明星显然太吃亏了,这种深入三四线城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商演模式是一种差异化竞争——听起来有些low ,但从赚钱速度来看并非如此。


而从营销角度来看,小城市明星资源稀缺,群众对明星更加渴望,消费能力强且爱跟风,并且长远来看,三四线城市依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市场,之于非当红艺人,简直是天作之合。


至于目前存在的种种不规范、不文明,假以时日,应该会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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