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与中国:一个历史节点

2015年01月07日 澳洲生活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国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视察。在拥挤的大街上,斐迪南大公夫妇兴致勃勃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突然一阵骚乱,斐迪南大公夫妇被枪杀毙命。事后查明,凶手为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


蝴蝶效应:中日不同反应


萨拉热窝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然而这一枪及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7月28日,奥匈帝国出兵塞尔维亚,为斐迪南大公夫妇复仇,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序幕。


奥匈背后有德国,塞尔维亚背后是俄国。7月30日,俄国出兵援助塞尔维亚。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并警告法国保持中立,不得选边。法国当即拒绝,德国立即向法国宣战,并迅速侵入中立国比利时。比利时是英国的安全屏障,德国入侵,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不得已卷入战争,对德,以及奥匈宣战。


这场混战与东方并没有关联,但日本自从甲午以来相继打败中俄两个大国,自以为跻身于世界强国俱乐部,格外热衷于国际事务。


日本与英国有同盟关系,英国参战后照会日本:假如战争波及远东,务请协助英国保护威海、香港。日本迅即表示一定会采取必要措施。


英德两国在远东都有巨大利益,英国不仅占有香港,而且租借了威海卫;德国租借胶州湾,也就是后来的青岛,其经济影响力遍及山东及华北。英德战争肯定会在中国打响,中国会怎样应对?


中国与交战各国都有关系,不坏,也不是铁杆,因而中国的选择是洁身自好,置之度外。8月3日,外交部发布一个通告,强调交战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交战。紧接着,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切盼尚未加入战团的美国、日本两国能出面劝告交战各国不要将战火引向远东。


和平期待固然不错,但中国要想置身事外,绝对不是一句空洞声明。美国没有声明,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都没有燃烧到美洲。实力让美国令人敬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支持中国,赞同租界、租借地中立。


而日本则不然。日本拒绝中国限制战区的建议,迅即接受英国邀请,派遣军舰至青岛附近海面游弋,以期配合英军歼灭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


选边就是选边,参战就是参战,外交与内政无论如何不能搅在一起。中国可以不参战,不选边;也可以参战,可以选边。但做这样的决断时,一定要以国家利益至上,政党、派系利益不应在外交事务中提及。让人大跌眼镜的是,8月9日,外交次长曹汝霖竟然面告日使小幡酉吉,假如日本政府能对流亡东京的“乱党”首领孙文等断然处置,予以驱逐,那么中国可以允许日军在青岛登陆。中国政府此类做法,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当日军后来侵入莱州时,外交总长陆宗舆依然利用日人急于寻求中国帮助的心情,要求日本放逐居留日本的革命党人,用国家主权换取对政治对手的迫害。这样包藏政治私心的对外交涉如何不被对手牵制?


日本参战,除了履行英日同盟责任,主要还是要扩大在中国的权益。日本政治家清晰看到西方的混乱不会很快结束,这正是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最好时机。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要求德国在9月15日前将青岛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


日德交涉关涉中国权益,日本在提交最后通牒时,也曾向驻日公使提交副本,外相加藤高明面告中国公使:日本并没有占领中国土地的野心,中国既守中立,自无参战之理。如中国自生内乱不能自平时,日本将和英国一起帮助中国平息动荡,维持远东和平。日本的说辞,具有极大诱惑力,这也是中国后来致误的远因之一。


德国在接获日本最后通牒后曾与中国联系。过去十几年,德国在青岛、山东有巨大投资,这些投资的效益还没有充分显现。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德国希望将其在山东的权益交还中国。至于具体条款,德国希望战后再交涉。


青岛、山东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国只是将青岛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将山东优先开发权让渡给德国。中国此时如大胆接受德国请求,只是提前终止租借合同,即便与英日发生某种不愉快,但大致上还可以理解。然而中国政府鉴于英日软硬两手,特别是日本的诱惑,中国淡然拒绝了德国请求。中国的理由很简单:英日反对。不便言说的理由是:1、日本已承诺会将青岛交还中国;2、日本会接受中国请求,驱逐孙文那些“乱党”,甚至帮助中国平息内部动荡。


政府内部曾想到日本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将山东权益还给中国,曾与美国交涉,希望美国出面向德国接管山东权益,之后由美国还给中国。


美国没有急于选边,其立国原则为贸易自由。只要不损害贸易自由,美国对世界事务并不愿意多事,所以对于中国请求,美国不愿得罪日本,拒绝考虑,仅劝说日本应确保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信守诺言,尽早寻机将青岛还给中国。


对于美国的要求,日本再作郑重承诺: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只要德国无条件交出青岛,日本一定寻机还给中国。


假如日本这样做,中日关系一定会在过去二十年和平发展基础上提升一大步,中国一定会感谢日本的担当、大度:对英国够朋友,对中国够意思。


重演十年前“局外中立”故事


日本为了盟国不惜一战,这是履行承诺。但日本不是发兵欧洲,与英军并肩对阵德国。日本选择了一条便捷的路,帮助英国在远东发难,摧毁、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基于这样的考量,日本无法接受中德磋商,无法同意德国将青岛交给中国。道理很简单,青岛交给中国了,日本还怎样帮助盟友呢?


日本执意要用这种办法帮助英国,中国不希望这个结果,无奈与中国关系不错的美国不愿得罪日本;与中国关系也不错的英国也劝中国不必这样做。英国公使朱尔典劝告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接受这样的安排,不要去挣那些不切实际的虚名了。日本既然答应归还,就不必一定要从德国手里直接拿回了。即便德国现在将青岛交给中国,鉴于情势,又有哪个大国会承认呢?


中国没有铁杆盟友,更没有必须开战的敌人。中国曾想趁机与德国翻脸,与日本一起进攻德国在青岛的军事设施,无奈日本不同意。面对世界大事变,诺大的中国,竟然被排斥在事件之外,除了青岛是中国的,似乎没有中国什么事。


8月23日,最后通牒期限到了,德国并没有按照日本指令给予答复。日本随即按通牒宣布对德宣战,与英军一起进攻青岛。


在过去十几年,德国在青岛修筑了不少炮台。这些炮台基本上都是面对大海,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


日本人对山东的地形地貌太熟悉了,甲午战争时,他们在山东作战,并在威海征服了最后的北洋海军。日本没有像德国设想的那样从海上进攻,而是绕到芝罘,从龙口登陆,由陆路向青岛推进。


对于日本的做法,中国应起来抗争,应乘机直接介入日本不愿让介入的战争,而且是对日战争,因为日本这一次是不宣而战,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日本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报备借道龙口。据顾维钧回忆,大总统袁世凯获悉日军行动,还是山东都督的报告。日本显然违反了国际公法,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抗争理由。


然而,袁世凯却不准备这样做。在总统府紧急召集的会议上,顾维钧被袁世凯点名首先发言,顾维钧认为,日军在龙口登陆的行动已公然违反了国际公法,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那么根据国际公法,交战国双方应该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顾维钧明白主张中国应动用武力,抵御日军侵略。


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参事伍朝枢在发言中认为顾维钧的看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不是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


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祺瑞说,如果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袁世凯直截了当问段祺瑞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四十八小时。袁世凯又问: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段祺瑞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


军队“不给力”,可能是袁世凯放弃武力抵抗的原因之一。袁世凯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支支吾吾不知所云,但可以肯定是外交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袁世凯环顾左右,期待各部总长说点提气的话,无奈各位沉默不语,静候总统指示。


袁世凯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中国应该怎样做,然而我们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责任呢?他认为,国际法是人制订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国际法呢?袁世凯拿出一张事前准备的小纸条作为发言依据,他提醒各位同僚,十年前发生在东北的日俄战争,中国没有力量阻止日军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一条走廊,日军可以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区之外中国仍保持中立。(《顾维钧回忆录》,121页。)


9月3日,外交部照会各国公使,以山东龙口莱州及连接青岛附近各地为交战国行军区域。中国重演十年前故事,局外中立看着两个“友邦”在中国境内厮杀。


十年前“局外中立”让中国付出了不小代价,人民惨遭蹂躏,付出巨大牺牲。中国的收获,就是借着日本的手驱逐了赖在那儿的俄国人。历史还会重演吗?袁世凯想到这一层,究竟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结局?


“二十一条”提出


袁世凯划出一条供交战各国通过的走廊,表面上对各国平等,大家都可以使用。实际上,这个举措偏袒了日本,方便了日军进攻德国守军。这个政策一宣布,立即引起德国公使强烈抗议。


口头抗议无法阻止日英联合进攻,德国的抵抗本来就是象征性的。仅仅两天,驻守青岛的德军就投降了,日本人浩浩荡荡开进,迅速接管了德国整个租借地,包括青岛,以及青岛至济南的铁路。


日军的行动引起中方高度恐慌,也给中方出了一个难题。中方既然已默认日军对德军的进攻,并让出了一条通道,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能遏制日军在山东的行动呢?中方自甲午战争以来原本就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心存疑虑,日本此时趁着欧战在中国大举用兵,不能不让中国人浮想联翩。


12月29日,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使日置益举行会谈,中方宣布取消中立战区,并让驻日公使陆宗舆正式通知日本外务省。日本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的宣布,要求中方应与日方妥善协商后方能取消。英国公使也向中方施压,劝告中方应谨慎从事。


1915年1月7日,中国照会英日两国,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恢复原状,要求在中立区的日军必须尽快撤走。日本接到要求后并不接受,日本认为,中方宣布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为未当,日军的行动不会受中方这个宣布的影响与约束。


中方对日本的预感是准确的,日本确实不是简单地帮助英国赶走德国。英日盟约只是日军行动的一个理由,日本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列强忙于欧战而无法东顾,实现其亚洲目标。


早在日军攻陷青岛后第三天(1914年11月10日),日本内阁会议议决对华交涉案,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二十一条”。为了让处于第一线的外交官充分理解政府的意图,日本在军事行动进行时,命驻华公使日置益返国,面授机宜,并与政界元老反复推演交涉可能遇到的问题。在经过充分准备并报经天皇裁定后,日置益携带这份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华交涉纲要”即“二十一条”悄然回到北京,寻找一个合适时间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日置益以刚从东京返回为理由,请求外交部安排时间面见大总统袁世凯。经磋商,时间定在1915年1月18日。是日午后三时,袁世凯与日置益会面。寒暄后,日置益将精心准备的“二十一条”说帖面递袁世凯。日置益不忘追加一句:


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此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实为两国之幸。(《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73页。)


“二十一条”后来一直被理解为日本“灭亡中国”计划书,由于日本刻意强调以秘密方式进行,更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要求的担忧。“二十一条”分为五项,第一项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并有扩大。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1898年以来中国让渡给德国的,现在日本通过战争控制了山东,事实上已接收了德国的权益。日本要求中国确认,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这个要求,类似于经济学上所说“确权”。


“二十一条”第二项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内蒙古东部享有居住、经营工商业、筑路、开矿等一切权利,将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铁路租借期延长至九十九年。这一项显然超过了日本此次在山东对德国的军事行动,不管日本用什么理由,都让中方觉得别扭,觉得日本有乘人之危的意思。


第三项共两条,要求中方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的矿山不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这是一个具体的中日合资项目,同意与否,无关大局。


第四项一条,要求中方不得将沿海各港湾、岛屿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


在中方看来最严重的是第五项,共七条,日方要求中方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的警察、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日本享有南昌至武汉、杭州、潮州间铁路修筑权。日本在福建拥有开矿、筑路、建海港、船厂等特权。第五项,被中方视为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正如一些外交官所说,假如中国如所要求的那样聘用日本人,那么中国何在,与亡国何异?


重建帝制的逻辑


日本在对德行动之初曾承诺将青岛寻机移交中国。假如日本此时兑现承诺,即便日本不向中国提出什么条件,中国也一定会心存感激,尽量让日本分享中国的市场、资源。


然而,日本在欧战爆发后太过膨胀了,迫切期望利用这个时机垄断亚洲。日本的行动,触犯了列强的利益,但中国最初又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及时将日本的要求向列强透漏。


日置益当面叮嘱袁世凯谨守秘密,且就袁世凯接受这些要求的好处作出一个口头暗示。这个暗示,击中了袁世凯的软肋。日置益先谈了中国革命党人与许多在野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政府“无法制止这些人在中国兴风作浪,除非中国政府确实能提出某种友好的证明”。日置益还说,大多数日本人对袁大总统的印象并不好,他们认为大总统是坚决反日的,中国更愿意与欧美国家亲近而与邻国日本为敌。“如果大总统现在接受这些条件,日本人民就会相信大总统对日本是友好的,而日本政府那时也将有可能向大总统提供援助。”


自从宋教仁被刺死亡以来,袁世凯确实受到革命党人的极大困扰,秩序失范,政治混乱,中央政府层面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政府与议会,国务院与总统府,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很难取得一致。中国没有在一战爆发后迅速介入,没有加入战团,不是中国不想,而是中国不能,政治的纷争让一切重大决策无限期后延。


日置益的说辞引起了袁世凯的思考。在这次谈话中,袁世凯沉默不语地坐着。在袁世凯看来,“二十一条”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个打击使他惊呆了。据说,袁世凯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夜我不能对你作任何答复。”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03页。)


送走了日置益,袁世凯迅即召集外交部总次长、总统府秘书长等会议,预定交涉步骤。在随后的日子里,中日两国外交官进行了二十多轮谈判。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也对日本施加了一定压力,美国不希望日本趁着欧战无限度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至于国内民众,也在这次交涉中被政府动员起来了,各地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第一次介入外交冲突。


面对中国政府的不妥协,面对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国际社会压力,日本一方面作些让步,放弃对中国最不利的“第五号要求”,另一方面不顾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于1915年5月7日悍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六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与口头威胁相配合,日本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在山东等地的日军开始增兵,日侨纷纷撤走。给人的感觉,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对于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与两国关系均非泛泛的英美两国高度关注。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应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是这个态度,劝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毕竟第五号已经删除。“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否则,中日冲突一旦发生,欧美诸国现在无暇无力东顾,吃大亏的还是中国。(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28页。)


英美的劝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决策。5月8日,袁世凯召集各部部长,以为英美等国无力帮助,而中国自身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得接受“二十一条”第一至四号部分要求。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地抗议运动此伏彼起,为挽回民心,袁世凯下令将接受“二十一条”那一天作为“国耻纪念日”。


中国被迫接受日本的要挟,确实够耻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在中国转身,甚至改变国体后再次受制于日本呢?朱尔典的观点,是中国不够强大,因此中国应该以此为戒,埋头苦干,壮大自己,卧薪尝胆,十年复仇。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就在中日交涉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年轻政治家杨度,1915年3月提出了一个全新思路。他在此时撰写的《君宪救国论》,深刻分析此次中日交涉历史背景,以为中国此次无力与日本对抗,主要的不是中国实力上不如人,而是中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陷入了民主主义、共和政治的误区。


按照杨度的分析,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让人尊敬的强大国家。而立宪,就是国家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越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治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在杨度看来,立宪、法制,而不是共和,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要想实现立宪,君主,而不是民主,才是关键。一个不可争夺的大位,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权威主义者,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而不是名义的、名词的进步。杨度的名言是:


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君宪救国论》,《杨度集》,573页。)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完成后,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通过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报给了袁世凯。假如这篇文章当即公开发表一定会引起极大争议,那么袁世凯或许会有所犹豫。而由于是“内参”,袁世凯阅读后大加赞扬,以为杨度的方案“灼见时弊”(陶菊隐:《政海轶闻·君宪救国论》)。


国家改制无疑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袁世凯欣赏杨度的说法,但并没有听风就是雨,轻率采纳杨度的建议。袁世凯一方面听任各方面自由研讨,另一方面郑重其事委托美日宪法专家古德诺、有贺长雄进行研究。


就其理论而言,民国成立以来在政治上的困境,当然与国体变更密切相关,但是中国既然踏上了共和的路,是否必须废除共和,重建君宪?以后世眼光看当然不必,但在袁世凯等人看来,要想克服日本带来的危机,舍此别无办法。


基于这样的想法,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步伐被各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但当进入实施阶段,梁启超、蔡锷等人登高一呼,洪宪王朝未及开国而垮台。紧接着,“新青年”登场,新文化开锣,至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政治再转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


萨拉热窝的枪声,让中国历史方向巨变,深刻影响了后世,直至现在。

您可以关注我们

或者

可以帮我们攒人品---分享是一种美德




收藏 已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