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条热榜中，铁矿石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引发市场热议，5月份铁矿石价格最高突破了230美元，而后下跌了近20%，目前铁矿石在200美元左右徘徊，铁矿石暴涨暴跌走势，价格波动剧烈，而本周国内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先是下跌3%，而后拉升超4%，铁矿石反弹迹象，大有卷土重来的势头。

2010年开始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就开始逐步上升，保持10%以上的进口增长，2016年突破了10亿吨的进口量，疫情期间的2020年进口量突破接近12亿吨，而全球的铁矿石贸易规模超过16亿吨，中国市场的需求就占了近80%，而这12亿吨的进口铁矿石，超过%来自澳大利亚。

澳洲是铁矿石第一生产国，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最大需求方，除了澳洲之外，中国找不到第二个卖家能够接住中国庞大铁矿石进口需求，而澳大利亚也找不到第二个买家，能够消化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出口需求

中澳的铁矿石贸易是相互依赖和制衡的关系，那为何在铁矿石贸易中，中国却失去了铁矿石的市场定价权，成为铁矿石暴涨的接盘侠呢？我们围绕铁矿石成本、贸易、定价机制，谈谈当下和未来的铁矿石领域的贸易定价机制：

首先，澳洲和巴西的铁矿石成本在30-40美元，卖到中国市场最高达230美元

从离岸市场现金成本比较来看，中国的铁矿行业的矿石生产成本接近70美元一吨，属于全球最高水平的铁矿石生产成本，而国际平均成本水平在40美元左右，而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大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国，铁矿石的生产成本在30-40美元区间。

我们的铁矿石生产成本高，一方面是采矿技术和筛选成本太高，另外一方面也是资源限制，虽然我们是全球铁矿石储量前五的经济体，铁矿石储量达到200亿吨，但是我们属于贫矿多富矿少的类型，而澳大利亚和巴西都是富矿居多，而全球钢铁工业生产标准中，只有富矿才能带来高质量的铁矿石，满足生产需求。

在今年一季度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普氏铁矿石指数上涨最明显，铁矿石最高达到230美元，即使按照40美元的国际生产成本计算，澳大利亚和巴西都能在每吨铁矿石中获得190美元的差价利润，铁矿石的暴涨也让澳大利亚对华出口铁矿石日赚38亿。

近期，G7联手设置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这也是是欧美针对科技企业的新关税机制联盟，而澳大利亚出口资源国来说，似乎影响不大，在中澳贸易战中，澳大利亚面对中国对澳洲葡萄酒，煤炭，牛肉，龙虾等出口等限制，一度让澳大利亚想要针对出口中国的铁矿石，加收关税，但最后澳大利亚资源部长，排除了征收铁矿石关税的可能性，作为出口资源国征收铁矿石关税，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次，中澳铁矿石的大宗商品期货定价博弈，一波三折 ，我们比较被动。

统计局5月CPI同比上涨1.3%。猪肉和蔬菜价格稳步下调，而5月PPI涨幅创13年新高，从CPI和PPI指数来看，我们的食品消费物价水平稳定可控，而PPI工业原料领域的价格上涨很明显。

在全球放水带来的大宗商品输入性通胀下，铁矿石等工业原料价格集体上涨，其中石油能源和黑色系贵金属价格上涨幅度最大。

世界铁矿石的三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掌控了全球70%的的铁矿石生产贸易，把铁矿石生产成本保持在30-40美元，而中国矿业公司在生产成本和贸易体量上都不具备优势。

如果只是生产和贸易体量的问题，那么中国作为铁矿石最大的买方，也是全球最大的需求方，还是有议价空间的，但在现实中，澳大利亚和欧美资本占据定价机制的主动权，主要问题就在大宗商品定价市场。

我们虽然有大连和上海和郑州的商品期货交易所，参与到全球大宗商品期货定价体系中，但是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起步比较晚，特别是工业原料领域的期货定价机制，三大铁矿石集团和欧美企业在期货定价领域占据优势。

在期货市场定价领域，中国不仅要面对三巨头的贸易垄断，还要面对花旗，摩根大通等华尔街金融资本对铁矿石期货价格的操纵。

中国在占据铁矿石买方市场后，也曾经与铁矿石三巨头进行价格机制谈判，但最后因为出现胡士泰这样的间谍，导致中国钢铁企业的数据和消息被澳大利亚掌握，在价格谈判中失去了主动权，长达10年时间陷入被动，损失超7000亿。

中国虽然粗钢产量达到10亿吨，创下新高，但是钢铁企业的集中度远低于国际水平，加上生产成本和贸易垄断的问题，供应链被三巨头掌握，国内钢铁企业在价格和进口原料谈判上缺少底气。

一季度铁矿石暴涨的情况下，中钢协和大连商品交易所也开始维稳价格，避免国内企业和个体过度投机，影响正常的企业生产，但铁矿石价格依然大起大落。

这是因为在期货市场，海外欧美资本和铁矿石的三巨头，也在利用期货市场，拉抬铁矿石，获取巨额价差回报，带来的结果就是澳大利亚借助铁矿石期货价格大涨，对华出口日赚38亿，而欧美市场的期货炒家和机构，也在空手套白狼，而中国钢铁企业中下游则利润大跌，成本不断上升。

最后，未来的铁矿石贸易和定价机制的变化

铁矿石从最初20美元到今天的200美元，中国市场的需求是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这背后也是我们的基建建设的大幅增长，20年的城市化发展，除了大量资金流入地产和基建领域之外，我们钢铁工业也快速发展，支撑我们的城市化建设。

澳大利亚和巴西也赶上了中国20年城市化发展的红利，钢铁工业的大幅增长，带动了铁矿石的需求，而中国也逐步从铁矿石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仅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铁矿石一年就赚了超过480亿。

5月份中国自澳洲进口达870亿，其实是铁矿石价格大涨，弥补了中澳各项贸易暂停后澳洲的出口贸易损失，澳洲葡萄酒，煤炭，龙虾等7大类对华出口商品大跌，商品贸易量也从最高的1万亿规模到现在的870亿，商品贸易没有增长而是萎缩，只是部分商品单价上涨，看起来中澳贸易体量恢复正常而已。

2020年疫情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接近12亿规模，这是因为疫情后全球的生产供应链都转到中国市场，导致中国钢铁产能继续扩张，而铁矿石涨价后部分国内钢铁企业也选择调整产能，提升出口价格，最终赚钱的是上游的欧美期货投机机构和铁矿石三巨头，但全球的中下游订单需求企业都需要承担从上到下的成本上升传导风险。

中国当下解决铁矿石进口依赖的方式主要是在进口贸易领域，建立多元化体系，在保持稳定中澳铁矿石贸易体量合作下，不伤害当下的基建建设需求和企业生产，然后与巴西，俄罗斯，非洲矿产资源国家，建立多元化的进口体系，逐步减少从澳大利亚的进口，而中国近年来也开始参与非洲的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与非洲经济体互惠互利，同时掌握全球更多的铁矿石贸易份额，在贸易领域占据更多主导权。

在期货市场定价领域，我们国内的商品期货定价体系，还需要加强应对国际资本炒家的能力和经验，人民币放弃汇率目标，不再捆绑美元之后，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欧美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汇率操纵和金融收割行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帮助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完成结构升级，并且逐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完善我们的金融期货市场的定价机制，防范风险的同时，助力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未来的铁矿石价格会随着中国硬实力基建建设完成，而失去基本面的支撑，价格也会逐步下跌到稳定状态，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定价权的完善，也能让中国逐步掌握定价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