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两国贸易冲突升级影响，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运营商成本激增。考虑到新冠疫情已经导致物资供应链“不稳定”，澳大利亚相关企业所面临的压力进一步攀升。

代表进口商的行业机构，货运和贸易联盟（FTA）负责人保罗·扎来（Paul Zalai）指出，今年以来，澳大利亚对从华进口商品启动了一系列反倾销调查，涉及管材、铝制品、钢质屋面和墙板等。

Zalai说：“除了现有已适用于中国钢铁和铝制品的征税基础外，澳大利亚相关企业面临的倾销税成本高达90%。”

受此影响，澳大利亚进口商不得不寻求中国之外的供货渠道。

Hunt & Hunt Lawyers 律所合伙人拉塞尔•威斯（Russell Wiese）说道 “反倾销税的潜在威胁给中澳两国贸易造成了寒蝉效应。”

Wiese表示，进口贸易被一些组织利用，成为威胁竞争对手的一种工具。

据其透露，有两家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澳大利亚公司收到来自竞争对手有关“反倾销调查”的威胁。

他说：“受此影响，澳大利亚进口商使用中国商品同本土制造商竞争的意愿大大降低。”

澳大利亚百货零售商Myer前老板Bernie Brookes（下图）控股了手袋和珠宝快时尚品牌Colette的 90％股权。他说：“毫无疑问，中国供应渠道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

Myer百货前首席执行官Bernie Brookes，图/澳洲人报

据其透露，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可用装船数量大幅减少，公司补货时间表至少延迟一周。

他说：“有大量积压的订单。”

Brookes曾任Myer的首席执行官直至2015年为止。他说，Colette在中国有八家主要的供应商，并打算持续用下去。但是，整个供应系统出现延期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不过，Brookes表示中澳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未蔓延演变成供应困难。

他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敌意。”

但是，他也表示会密切关注澳中两国关系的变化，Colette也可以选择将其供应商基础扩展到印度或非洲等国家。

“选择有限”

博满金资（BMY Group）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魏睿昊（下图）表示，政府应该审查经济中的潜在缺口，即在全面贸易冲突条件下无法填补的缺口。

魏睿昊认为：“在（进出口）方面，所有国家都存在一些无法找到替代供应的商品。”

“例如，Kmart和体育用品门店很可能会出现空荡荡的货架。人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到底有多严重。”

他说，尽管澳大利亚应该在未来的20-30年中尝试实现供应商的多样化。但是，短期内很难找到价格相近的替代供应商。

“选择是有限的……如果您想要一个合理的价格，就必须选择新兴经济体，而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在东南亚或南亚。”

魏睿昊还警告，一些国家在政治上甚至比中国更加不稳定，并且缺乏完整的供应链。“鉴于两国经济联系密切，我认为对中国和澳大利亚而言，脱钩并不现实。”

对于从华采购商品的问题，澳大利亚第二大连锁超市Coles拒绝予以置评，但是表示，由于全球动荡，国际市场交付时间比平时更长。

Woolworths集团旗下折扣零售商BIG W则表示，从中国采购的商品并未出现“重大”延误。

不过，澳大利亚对华进出口贸易商对两国关系恶化的担忧与日俱增。

悉尼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系主任里科·默克特（Rico Merkert）表示，中国海关可能会放慢对澳大利亚进出口商品的审批，这反过来又会延迟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运输，继而对澳大利亚企业构成压力。

Merkert教授说：“显然，这种情况时不时会发生。”

不过，他也表示澳中两国彼此相互需要。一方面，中国进口铁矿石大部分来自澳大利亚，同时三分之一的进口农产品也来自澳大利亚。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严重依赖中国游客和中国制造商。

他说，长期来看，两国不太可能损害贸易关系，而是会继续合作以使彼此受益。

“我的直觉是，两国仍然确实意识到，至少在贸易方面，两国都有双赢。在政治上，目前显然是截然不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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