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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生育率创历史新低

为什么澳人不愿意生？

低生育率的影响

低生育率与移民政策

前 言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最新数据，澳人生育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目前，澳人的生育率为每名女性1.74个孩子，低于替代水平2。

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意味着：没有两个孩子最终通过税收、或直接照料的方式来赡养两个年迈的父母。

结果是政府将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其受扶养者的经济和照料需求。

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政府在移民方面的政策相对更为开放，继而增加了年轻工作人员的人数，用于支持经济得以发展。

然而，从近期来看，澳联邦政府针对移民的“封闭”政策表明，这种策略可能会发生改变。

如果没有足够的出生率，或者没有对适龄移民的开放政策，低于替代的生育率将给经济和社会未来造成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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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创历史新低

尽管新生儿数量创历史新高，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生育率跌至历史新低。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澳大利亚共有315,417个婴儿出生。较2017年增长了1.9%，即6000人。

从绝对数据来看，澳大利亚仍有大量的婴儿出生。

但是折算成生育率，澳大利亚实则面临着一场严峻的人口危机。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实际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每名女性1.74个，为历史最低水平。

事实上，自从2013年以来，澳大利亚的生育率就一直呈现下跌趋势，累计下跌了7.5%。

各州/领地生育率

其中，新州登记出生的新生儿人数占比达到1/3。同期，维州登记出生的新生儿人数为79,675人，占比25.2%。

两个经济表现最好的州，新生儿数量合计就占到了接近60%。

与之相反，在西澳，登记的新生儿人数减少到33,257人，为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澳首府领地（ACT）的新生儿人数也出现大幅减少，降幅为13%。

就生育率而言，北领地位于全澳最高水平，但是也只有2。同期，澳首府领地已经下滑至1.55。

工党前排议员克里斯蒂娜·肯尼利（Kristina Keneally）表示，政府应该在下周公布的年中预算更新中反应这一问题。

她说：“澳大利亚夫妇并没有生育更多的孩子。环境也不允许，自由党政府领导下的工资停滞不减，托儿成本持续高涨，如此重压之下，没人想要生孩子。”

另外，澳大利亚统计局发现，2018年多胎婴儿的比例出现上升，在所有新生儿中的比例达到1.4%。

2018年，全澳范围内双胞胎达到4427例，三胞胎或者以上达到63例。新州、维州和澳首府领地多胞胎的比例略高于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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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澳人不愿意生？

自19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生育率就开始低于替代水平，即平均每个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子女人数不到两个。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前，澳大利亚的生育率曾一度上升。

当时时任澳联邦财长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通过新生儿奖励金呼吁：

“给爸爸生一个，给妈妈生一个，再给国家生一个”。

那么，为什么生育率会持续下跌？

生育年龄推迟

在众多原因之中，澳大利亚夫妻推迟做父母的年龄是一个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2018年澳大利亚母亲的中位年龄提高到创纪录的31.4岁，而父亲的中位年龄也达到历史最高的33.5岁。

新州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从2013年的28.9岁升至目前的30.7岁。其中，超过1/3的女性在30-34岁阶段才迎来第一胎。

生育年龄推后是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也提示女性在婚后生育多个子女的可能降低。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如果没有在生育率下滑问题上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做好相应的准备，那么迎接我们的只能是倒退了。

政策支持不够

目前，澳大利亚在支持双职工家庭方面的福利政策非常有限。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这种情况和抚养孩子所需的时间明显不符。

澳大利亚学龄前孩子所在家庭中，女性最有可能从事兼职工作。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兼职工作率最高的国家。

另外，澳大利亚的工作场所也无法满足现代家庭的需求。很少有企业能减少工作时间并为在职父母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

在澳大利亚，托儿服务费用昂贵，带薪年假有限，这些都给工薪阶层家庭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挑战。

然而，澳大利亚在政策制定方面尚不足以帮助克服这些挑战。

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要么少生，或者少工作。在澳大利亚，母亲似乎在同时进行这两件事情。

房子更贵了

一项最新的调查发现，就买房而言，千禧一代比之前的几代人更难。

在9Nation进行的独家民调中，70%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千禧一代购房难度超过他们的父辈。

另外，58%的受访者表示，年轻人之所以无法实现购房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对于平均收入人群而言，买房遥不可及。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平均房价的涨幅远远超过工资涨幅。

根据Corelogic提供的数据，澳大利亚的平均房价（包括公寓和独栋屋）为537,506澳币。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人的平均工资为82,436澳币。

换句话说，平均房价现在是平均工资的6.5倍。

相比之下，30年前的这一数据是4.3倍。即1990年澳大利亚首府城市的平均房价是117,571澳元，平均收入是27,227澳元。

在目前平均房价已经高达120万的悉尼，千禧一代的平均工资使得他们一分不花地存上15年才有可能买房。

通过对悉尼大学40岁以下女性员工访谈发现，许多人担心无法平衡买房和人生中其他重要的选择，包括生育。

住房在女性计算生育成本方面起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的大城市。

出生率趋势数据表明，在澳洲大城市里，住房的高成本促使女性延迟生育孩子。

女性经济独立

澳大利亚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和财务独立性似乎与生育率趋势密切相关。

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女性现在可以赚取高收入，因此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寻找经济支持的伴侣。

换句话说，当前的女性负有“双重负担”。

特别是，女性在职场上依旧是弱势群体，好的就业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不少人只能选择30岁以后再要孩子，还有些人根本没有时间生育孩子。

高昂的房价、不可负担的育儿成本、工作和育儿的时间冲突……自然让不少女性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开始犹豫、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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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的影响

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巨大。

首先，这种人口结构偏向老年人群和未成年人群。换句话说，支撑这些受扶养的人口需要强大的中年劳动力。

数据显示，自2002年发布首份“代际报告”以来，澳大利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从13％（250万人）激增至目前的16％（400万人）。

如果没有两个孩子最终通过税收、或直接照料的方式来养育两个年迈的父母，那么政府将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其受抚养者的经济和照料需求。

相比2002年，目前澳大利亚人口的中位年龄为37岁，增加了两岁，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增加至81岁和85岁，位居全球第六位。

按照目前的趋势，每过4年，我们的中位年龄将增加一岁。

伴随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变得更加长寿，每个劳动力负担的65岁以上老人从1974-75年的7.4:1减少至2014-15年的4.5:1，在未来40年中估计将下降至2.7:1。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人口趋势所带来的影响。

以私人医保为例，澳大利亚智库Grattan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如果不改革，到2030年多至60%的澳人将退出私人医保。

报告作者，健康经济学家Stephen Duckett 指出“这个系统面临一个死亡螺旋---年轻和健康的人得不偿失，所以他们退出保险，这意味着保费需要上涨，所以更多的年轻和健康的人退出，这个循环在继续。”

生育率的下跌可能给政府预算带来问题，尤其是长期的预算预测。

根据澳联邦政府今年4月份的预算，到2021年生育率预计提高至1.9，并保持这个水准至少10年。

然而，上一次澳大利亚有如此高生育率的时候还是吉拉德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2012年）。此后的每一年都在下跌。

历史上，韩国也面临生育率严重低于可替代率的问题。

作为回应举措，韩国政府推出了生育奖励金，以鼓励女性多生育小孩。然而，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无效。韩国目前的生育率仍为平均每名妇女生育1.24胎。

韩国妇女认为工作时间长和育儿不足是限制其家庭规模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政府提供的补贴不足以满足这些需求。

日本的人口危机更加令人震惊。

据预计，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这将危及该国的长期经济和社会未来。

如果没有足够的出生率，或者没有对适龄移民的开放政策，低于替代的生育率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未来造成严重破坏。

那么，澳大利亚也在步这些国家的后尘吗？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政府在移民方面的政策相对日本更为开放，继而增加了适龄工作人员的人数以支持经济。

然而，从近期来看，澳联邦政府针对移民的“封闭”政策表明，这种策略可能会发生改变。

从澳大利亚目前持续下降的生育率来看，缩紧移民政策可能会产生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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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与移民政策

上个世纪，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主要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

但是过去十年，净海外移民成为推动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净海外移民更是成为澳大利亚适龄就业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学家Andrew Howe说道：“出生率很难再回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峰值水平。因此，在出生率未出现回升或回归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移民成为确保人口增速的主要因素。”

“如果没有移民，澳大利亚相比现在则经济体量要小、同时人口结构要更为年老。因为，移民平均年龄较澳大利亚居民平均年龄明显要小。”

鉴于移民往往相对要年轻，因此大部分移民会选择在移民澳大利亚后进行生育，在带动人口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生育率的上升。

这就是移民所带来的人口乘数效应。

整体而言，年龄结构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适龄劳动力的百分比，进而影响一国的居民生活水平。

下图为澳大利亚就业人群的潜在经济负担：

此处需要供养的人是指不满15岁的未成年人和年满64岁的老人，而劳动力是指15岁-64岁之间的适龄工作人群。

比例越高，则表明负担越重。换言之，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以及缴纳税收的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

伴随婴儿潮最后一代的退休，经济负担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至于这种经济负担增加的程度和幅度，则取决于澳大利亚接纳海外移民的结构和数量。

在移民数量大、生育率高、预期寿命适中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给澳大利亚带来的经济幅度增速即相对要低。

据统计，考虑移民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目前每100个劳动力需要供养53个人，到2101年，这一比例则上升至100:68。在没有移民、生育率低、预期寿命长的情况下，2101年的这一比例则可能发展至不可持续的100:102。

END

“承欢膝下”描述的是养育孩子所带来的欢乐、充实和人生完整。

但是，现代育儿和工作需求之间却是一种矛盾的关系。

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来支持父母，同时又缺乏足够多的年轻移民输入，则预期生育与实际生育之间的差距将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