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4月21日，澳大利亚首次启用《外交关系法》，“不出意外”地首先否决了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国家发改委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框架协议，中澳关系再生波澜。

“靴子落地”

澳大利亚《外交关系法》于2020年12月推出，赋予澳联邦政府对州、领地和地方政府以及高校与外国达成协议的否决权，且具有回溯力，已经签署的合作协议也在适用范围。该法自酝酿之日起，就被普遍认为是针对维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澳联盟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多有忌惮，视之为中国与美国展开竞争、拓展全球影响力的“战略工具”，澳也因之成为中国在大洋洲地区所有建交国中唯一一个抵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澳为联邦制国家，各州和领地政府主责本州经济发展，联邦政府负责外交与防务。为更好助力本州就业和经济发展，安德鲁斯领导的维州工党政府先后于2018、2019年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在澳联邦政府看来，这是“不守规矩”“不讲政治”。因此，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该合作就被联邦政府视为“眼中钉”，不时拉出来“批斗”。

2020年中澳关系持续恶化，维州政府更是处于风口浪尖。联邦政府、国家安全机构接连出来抹黑“一带一路”倡议，指其是“战略扩张”，维州签署该合作协议则是“长他国威风”“破坏澳内部团结”“不符合澳国家利益”。为更好规制“不听话”的州和领地政府，澳加速推进《外交关系法》的立法进程，以让联邦政府拥有可以任意干涉州和领地政府决策的权力，且该权力远超传统意义的“外交”范畴，广泛覆盖教育、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

可以说，凭借该法，澳联邦政府不仅拥有了澳国内涉华事务上的“绝对话语权”，足以阻挠、干扰澳国内任何的对华合作，还实现了极度扩权，收回了本应归属州和领地政府的权力，可谓“一箭双雕”。

反华“不归路”？

近年，澳频频通过挑起事端、宣扬“中国威胁论”，坐实了反华“急先锋”的地位。新冠疫情以来，面对中澳两国政治交流中断、经贸往来受挫、人文合作遇阻的局面，澳非但不思己过，反而变本加厉，反华行动持续升级。究其原因，无外乎固守冷战思维，迷信美主导的地区秩序最符合其利益，为此甘当美国霸权、强权的维护者、屈从者。

在中美博弈持续升级背景下，澳大利亚既是美在全球主导的“五眼联盟”的成员，亦是美在地区所倚重的“四边安全对话”（Quad）的成员，对美价值自不必多言，它所面临的美国要求其反华的压力也可想而知。随着美国国家实力和全球领导力下降，美不但寄望于澳等盟友可以分摊经济成本，更希其分摊反华责任。与此同时，当前澳大利亚政坛右翼保守势力当道，“随美起舞”“联美遏华”自然也成为澳当前外交乃至防务的主思路。在此背景下，中澳关系屡创新低便不足为奇，撕毁“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恐怕也不只是澳挑衅中国的最后一步。

打错了算盘

毫无疑问，较之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并未有根本性变化，尤其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妄图继续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全方位“制华”。但即便如此，拜登政府依旧强调与中国“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近日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危机上的进展即可见一斑。

反观澳大利亚，与中国并无直接利益冲突，更不存在竞争关系，却盲目以维护他国的霸权为己任，为此不惜走在反华最前沿，且迄今未有悔意；自诩奉行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却对自身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论的冷战思维不自知；将“发挥创造性的中等强国影响力”视作外交座右铭，却忽略了一国外交的“创造性影响力”在于其独立性、建设性、开放性，而非依从性、破坏性、排他性。

澳总理莫里森强调其外交战略在于“在不确定的世界塑造确定性”，但却显然忽略了毫无原则与底线地针对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地区的重要成员，恰恰是给澳乃至地区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乃至风险。一旦美国、中国乃至地区国家均视澳大利亚“倚美制华”为理所当然，在动荡的时代澳大利亚的战略价值、谈判筹码势将随之最小化，遑论其以安全与发展为内核的国家利益。（责任编辑：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