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游离在西方文明的边缘，但不少澳洲政客仍自视其高人一等，骨子里带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颇为高傲。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为了维护西方文明所谓的优越以及为了向美国献媚，澳大利亚甘愿沦为美国对华马前卒，频繁挑衅、污蔑中国。但时代早已变了，现在早已不是那个洋人可以骑在中国人头上可以作威作福的时代了，而澳大利亚如此行径也显然是在挑战中国底线，最终澳大利亚也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中方见澳大利亚如此执迷不悟，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制裁，希望能够使其及时悔悟。而就近些时日澳大利亚政客的表现来看，澳大利亚不仅没有丝毫反悔之意，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4月21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单方面撕毁维多利亚州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本月初，澳媒称莫里森政府已令澳大利亚国防部重新审查中国岚桥集团租借澳大利亚达尔文港99年的协议，而就此举动来看，澳大利亚或许意在强迫中国企业放弃租赁权。既然澳大利亚政府毫无锲约精神，放弃了同中国缓和关系的几大渠道，将两国关系彻底推入冰点，那么中方自然也不会令澳大利亚洋洋得意，前不久中国便对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铁矿石资源施以重拳。
第一击重拳：降低粗钢产量、回收废旧钢铁，减少国内对铁矿石资源的依赖程度。
在工信部的号召下，中国钢铁产业进行产业优化，降低国内粗钢的产量。此外，一些废旧的钢铁中也含有部分可经冶炼而重新利用的铁，因此自今年起，我国便在全球范围内回收可达我国标准的废旧钢铁原料，据悉国内某企业便从日本方面采购了约5800吨再生钢铁原料。而随着国内粗钢产量的降低以及废旧钢铁的再利用，将推进我国钢铁产业进行产业升级，对铁矿石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减少。
第二击重拳：另寻新矿源，确保铁矿石进口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产自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占据着我国铁矿石来源的半壁江山，而在中澳关系恶化的当下，自然不能再允许澳大利亚薅取中国羊毛。因此，我国必须重新寻找其它的铁矿石资源供应商，而产自非洲的铁矿石资源便是一个不错的替代对象。去年六月，我国国企便获得了当今全球最大铁矿-非洲几内亚的西芒铁矿的开采资格，其储量巨大，一旦其投入使用，届时其年产量可达1.5亿吨。如今，西芒铁矿已经处于实质开采阶段，当下正在着力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有业界人士指出，一旦几内亚的铁矿石涌入国际市场，将会使当下居高不下的铁矿石价格予以重创。
此外，除澳大利亚以外，不少国家都蕴含着储量较为丰富的铁矿石资源，比如巴西以及印度。在去年4月至9月，我国便从印度进口了约190万吨铁矿石；而我国的山东以及福建港口设立了专供载有铁矿石资源的大型运输货船停靠的码头，届时来自巴西以及其余国家的铁矿石将自此源源不断的进入我国国内。
第三击重拳：调整钢铁关税，在国家层面上对澳大利亚的铁矿行业予以重创。
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钢铁产品税额进行调整。其中，对生铁、粗钢、再生钢铁原料以及铬铁等产品实行零进口暂定税率；而诸如硅铁、铬铁以及高纯生铁等产品的出口关税适量增加，调整后分别实行25%出口税率、20%出口暂定税率以及15%出口暂定税率。
我国是铁矿石资源进口大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但同时也是钢铁出口大国。据海关总署发布的一组数据来看，2020年我国钢材累计出口5367.7万吨，进口2023.3万吨，净出口为3344万吨。
原来，有些企业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然后在国内进行冶炼之后，将成品钢铁出口进行售卖，这样一来，虽利润微薄，但同时可以领取出口补贴，赚取利润。但这样一来，却不利于整个中国钢铁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国对粗钢产品的税额及时进行调整，鼓励进口粗钢。这样既可减少对铁矿石的依赖，同时也可将我国周边国家松散的铁矿石资源利用起来，同时也利于国内控制碳排放。同时，我国钢铁产业也可借此良机，进行产业升级，使我国钢铁产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高质量的口碑。
为控制铁矿石价格，中国三管齐下，也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本月14日，澳大利亚的引以为傲的铁矿石价格大跌，下跌幅度约为7.5%，不复往日“荣光”。
而铁矿石价格的猛跌，受其影响最大者便是澳大利亚商界，同澳大利亚政客忙着挑衅中国所不同，澳大利亚商界人士已经同澳大利亚当局产生了严重“分歧”。
5月6日，因近日来，澳大利亚政府频繁撕毁协议，对华态度极其恶劣，国家发改委决定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当时，澳大利亚商界便对此表达了担忧。在14日铁矿石价格下跌后，5月16日，澳大利亚最大工业协会向莫里森当局喊话，要求其采取切实措施缓和中澳关系。
前不久，澳大利亚媒体《金融评论报》记者迈克尔·史密斯应邀参与一场座谈会，在这场座谈会中，史密斯同一些在中国经营公司的澳大利亚高管，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根据史密斯所言，这些商界领袖见识颇丰，甚至不少人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便旅居中国。在谈到日益紧张的中澳关系时，会场充满了对现状的沮丧与不满，而绝大部分人并未怪罪于中国，反而认为澳大利亚错误的外交政策是导致当前局面的元凶。
5月16日，史密斯在《金融评论报》上刊载了一则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史密斯代表澳大利亚商界发声，表达了对澳大利亚当局的不满，在这篇文章中，澳媒细数莫里森三大罪状。
其一，澳媒指责澳洲当局炒作“病毒源头问题”：早在去年四月份，澳大利亚当局便同美国政府夫唱妇随，将新冠疫情政治化，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则数次呼吁要对“新冠源头”进行所谓的独立调查，而这无疑令中澳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
其二，澳媒指责当局不注重锲约精神，欲单方面撕毁中国企业租借达尔文港九十九年的协议。
其三，澳媒指责澳洲政客炒作“中国威胁论”，不断叫嚣要同中国开战：今年4月，澳内政部秘书佩祖罗发出警告，表示澳大利亚应为应对冲突做好准备。澳媒发出质问，为什么有些政客要同一个比我们强大许多的国家开战？
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些能够对中澳两国关系有着清楚认知的人士，在当下的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少部分人”，史密斯表示，即使在名义上享有“言论自由”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商界也不敢肆意批评、指责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对华策略，不少商界人士惧怕会因此遭到打压。
而提及对中澳两国关系未来的期望之时，史密斯也引用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的原话：我们希望看到双方能够恢复到一个更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如果中澳双方关系持续恶化，只能导致逐步脱钩，而这并不符合两国的实际利益。
虽然澳大利亚商界人士一直在盼望着中澳关系的缓和，但就澳大利亚目前的表现来看，这样的时日或许遥遥无期。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凯特琳·伯恩教授对中国无限期暂停同澳大利亚进行“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一事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凯特琳教授认为，中方的声明是中澳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种信号，此外，凯特琳强调，虽然如今的中澳关系已经处于历史低谷，但未来甚至可能会更加糟糕。
但我们又何曾希望同澳大利亚关系恶化至此？5月18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金贤东在谈及中澳两国关系时表示，近些时日，澳大利亚政府对中澳两国合作项目进行无端打压，损害了两国关系，严重影响两国企业进行合作时的信心。金贤东呼吁澳大利亚秉着客观、公正的态度，理性看待中澳两国合作，能够公平公正的看待中国企业，停止干扰两国贸易合作的错误行径，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的健康良性发展。
显然，在当下，中澳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并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澳大利亚政客似乎代表的并不是澳大利亚本国人民的利益，其一举一动也都在迎合美国对华态度的口味。而造成这一怪象的原因是多样的，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在军事上不得不依附于美国，而至于经济层面，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多为大宗商品，而在国际上，美国掌控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因此，澳大利亚自然万万得罪美国，只能一味迎合美国政府的心意。
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希望中澳关系就此跌入深渊，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本着客观务实的态度，采取切实行动，缓和中澳两国关系。而若其一再执迷不悟，最大的受损者也并非澳大利亚，而是澳大利亚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