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后,伊朗对华出口大增,说明了什么?

2021年05月31日 澳微帮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其政策逐渐向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战略靠拢,即“重返印太”战略。

亚洲太平洋地区再度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在美国大战略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与亚太地区的国家关系也受到了影响。澳大利亚和伊朗在这一时期也因此调整了对华关系,但在效果上却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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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战略下的中澳冲突

4月21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宣布因违反本国《对外关系法案》,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正式作废。对于澳方单方毁约的行为,中方很快也做出相应反制措施。

5月6日,中国宣布与澳大利亚无限期停止“中澳战略经济体制对话”的相关活动。这一对话旨在为中澳两国的发展战略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深化两国的经贸合作。鉴于澳方突如其来的毁约行为,中方也不得不强硬回应。

对澳大利亚打击最大的产品就是肉类和棉花。自全球疫情态势逐渐平稳,曾经被叫停面向中国出口的肉类企业也逐渐恢复,但澳大利亚的肉制品因为此次争端而雪上加霜。

澳大利亚的棉花产量比去年要高出很多,但失去了中国市场后,澳大利亚棉花产业尚未寻找到可以替代的市场。中澳冲突对澳大利亚两大核心产业的冲击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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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澳大利亚为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各州共同分享国家权力,外交事务则由中央政府对外代表整个国家。所以,澳大利亚如果与他国发生冲突,往往也只是两国的中央政府之间的事情,但此次争端则是出于澳方中央政府对州政府的干预。

按照一般的经济发展逻辑,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政府通常会鼓励州政府积极开展对外经贸活动。但此次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却因为中央政府的干预而被迫毁约,澳大利亚国会甚至通过制定新法案削弱各个州政府与外国的经贸协议的缔约权。

这等于是对澳大利亚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进行变动。相比于中澳之间始料未及的冲突,澳大利亚内部的制度风波更加出人意料。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澳大利亚不惜冒着国内自治制度破坏和国外经贸受损的风险也要制造这起争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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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方面宣布无限期中止“中澳战略经济体制对话”之前,中澳双方的交流对话一直非常融洽,无论经贸往来的热度如何,双方的议题基本围绕经济合作和疫情防控等问题开展平等交流,几乎不掺杂过多意识形态因素。

自“一带一路”扩展到澳大利亚以来,中方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一度得到澳方的赞许。如今中澳关系的风云变色看似令人措手不及,但在中美大国关系变革和美国大战略转变的背景下,中澳关系的变化也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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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印太”虽然是美国拜登政府的新战略,但它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它与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脉相承的。与其说拜登政府制定了全新的战略,不如说是特朗普时代的战略方向修正回奥巴马时代。

这种战略安排意味着美国要将外交力量集中于印度和太平洋地区,而作为传统战略重心地区的中东应当成为次要地带。所以我们也就理解美国为何会加速推进与伊朗的核协议谈判,并陆续将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撤走,同时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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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总统的战略思维是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强调在亚太地区以中国作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依托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构建战略包围圈。这种战略包围圈凭借的主要是军事力量,由此形成某种战略威慑效果,并不一定要实际使用武力。

根据这种定义,美国采取的战略极富冷战时期的色彩不无道理。

此前,美国已经与日本和韩国进行了首脑对话,并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其内容无不涉及中国台湾与南海问题。此后,美国也同澳大利亚讨论了如何应对一系列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况,同样涉及中国两岸关系问题。

美国方面称澳大利亚为盟友,并将致力于共同努力,不仅要在军事方面形成良性协作,还要在战略规划方面加强合作。

综合美国近一段时间的外交活动,其共同点在于强化战略合作,而这一战略显然是拜登政府的“重返印太”。这便不难解释澳大利亚的对华态度会在短时间内急剧转变。

现实的情况是,单方毁约限制了澳大利亚牛肉等产品贸易,给本国经济带来了严重打击。当中澳经济往来大受打击的时候,伊朗这个中国的西方近邻却向中国传达了善意的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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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朗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中国主动斩断了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后,伊朗对华出口量却大幅增加。其中,石油和铁矿石的出口增量尤为显著。伊朗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西亚中东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在此框架下,中伊两国还签署了25年战略经济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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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伊朗石油出口中国,双方还加强了基础设施的合作,比如中国正在推进中巴石油管道的建设,从巴基斯坦卡拉奇港建设直通中国境内的石油管道,这样一来,伊朗油轮就可以直接中转巴基斯坦而抵达中国,不仅能够缩短航程,还可以避开美国封锁的马六甲海峡

虽然美伊两国关于美国重返核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美国也同意做出让步,并逐步撤销特朗普时代对伊朗的各方面制裁措施,但谈判的进程并不像美国预期的那样顺利。

美伊双方对于核协议谈判都提出了自己的附加条件。随着伊朗大选临近以及反美斗士内贾德宣布参选,美伊谈判的前景仍然扑朔迷离。只要美伊没有完全和解,伊朗受到的制裁就不会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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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伊朗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潜力度过难关。尽管25年战略经济合作协议在内容上存在模糊和宽泛的问题,但伊朗在美国制裁完全撤除之前,它便是可靠的经济合作伙伴。

当中国成了伊朗石油和铁矿石的主要买家,澳大利亚的企业却损失了大量中国市场。中伊合作协议涉及的总价款达到四千亿美元,此外还包括以人民币作为石油贸易的结算手段,也可被视为“去美元化”浪潮的一个表现。

对比分析澳大利亚和伊朗的案例,我们能够据此总结出哪些关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结论和规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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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利益:大国政治的悲剧

一方面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裂痕,一方面是伊朗与中国经济关系的走近。这一对比可能会让我们对澳大利亚的不满和嘲讽,以及对伊朗敢于回击美国的称赞。

但对于复杂的国际关系,理性的分析或许比简单的褒贬更具有意义。我们很容易就此继续追问两个问题:一、澳大利亚是否真的意识形态化?二、伊朗是否可靠?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对于撕毁协议的说法是“这一协议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但其产生的结果的确也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澳方损失的是中国的市场。

同时澳大利亚在言论和行动上均与美国的“重返印太”战略产生了关联,难道澳大利亚当真失去了理性,追随了美国的冷战思维吗?

或许这的确是一次情绪上的失控,无论是出于澳方内部的一些政客的私欲,还是出于外部大国的施压,这一非理性的做法的确是有害于本国经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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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家的理性通常会高于个人的理性,国家也同样依照“经济人”的角色计算外交政策的利益得失,但目前来看,意识形态的确主导了澳大利亚的外交,并会持续受到美国的影响。

伊朗的可靠性也同样是值得深思熟虑的。

上文已经分析,中伊关系改善的关键在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仍然严厉,而美国当今的战略方针是要尽快解决美伊核协议的谈判,避免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诸国纠缠不休。如果美伊双方有了和解的态势,那么中伊关系也并非能够一如既往。

中伊的合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这恰恰说明伊朗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改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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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利益驱动的外交下,当伊朗摆脱了美国的制裁,摆脱了美国对中东事务的过度干预,那么伊朗强硬的矛头是否会像对待美国那样转而指向中国。毕竟伊朗作为中东的地区性大国,对于其在中东的政治存在也是相当重视,而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存在也不会令伊朗忽视。

澳大利亚和伊朗的外交政策还有待进一步观望,但无论走向如何,我们都能看到中美大国博弈的影响。从澳大利亚对华态度的由好变坏,到伊朗对华态度的由坏变好,美国的大战略总是根本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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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国际关系的起伏波动感到迷惘时,美国的外交战略才更加发人深思。从奥马巴时代到拜登时代,美国的战略又回到了原点。相对于特朗普时代的金融贸易战,拜登时代则是地缘政治战。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对大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抱有悲观的想法,并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作为这种观点的经典表达。在这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国际关系始终由丛林法则支配,大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不能阻止冲突和战争。

中美大国的矛盾追到根上也许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坚信即使是大国也可以抛弃对抗思维,凭借自己的实力携手创造和谐秩序,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能在一时半刻转变原有的思维。

新冠疫情尚未完全平息,经济复苏仍是摆在各国面前的共同课题。全球疫情的防控离不开国家间的合作和互相支援,只要全球性问题存在,大国的合作就不应停歇。

冷战结束已经过了整整三十年,东西方国际政治思维的对立仍然存在。思维的转变需要长期的对话和沟通,而对抗不仅会阻碍经济和破坏和平,还会深化国家间的隔阂,这对于大国政治从“悲剧”走向“喜剧”是毫无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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