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读了《澳大利亚史（A Histroy of Australia）》（王宇博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全书共八章三十四个小节，基本以时间为脉络，叙述了澳大利亚的自然地理概况和土著原始文明、土著社会、欧洲人的发现、英属自治殖民地的社会演进、澳洲经济的繁荣景象及自主趋势、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设、政治制度的构建、自主与独立的发展趋势、现代化进程等问题。
这些内容涉及到我近年来旅居澳大利亚比较关注和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我带着浓厚的兴致读完此书，感觉受益匪浅。作者从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高屋建瓴地透视澳洲发展历史，给人们展现了这个南半球最大国家既平淡无奇又风生水起的文明与进步历程，剖析了澳大利亚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稳定而和谐的渐进式发展模式。
现把我的阅读心得与收获综述如下。
一、澳洲的自然概况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大的岛屿和最小的大陆。它东临太平洋，西濒印度洋，北望印度尼西亚，南眺南极洲，“形状像驼背的犀牛，牛角对着新几内亚”，曲折的36735公里海岸线勾勒出76823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是世界上唯一独占一块陆地的国家，面积居世界第六。
澳洲大陆大约在前5500万到1000万年间从南极洲脱离，是地球上最平坦、最干燥的大陆。虽然它是南极洲以外被欧洲人最后发现的大陆，但从地质学来看，它又是最古老的大陆，有着30亿年以上的地质历史。澳洲大陆由东部山地、中部平原和中西部高原三个部分组成，平均海拔300米，为地球上七块大陆中海拔最低和地势最平的陆地。在东部山地地区，著名的山脉有大分水岭、蓝山山脉、新英格兰山脉、利物浦山、澳大利亚山等，山地由北向南延伸3000多公里。这一带平均海拔为600米，最高处是澳大利亚主峰科修斯科山峰，高达2230米。中部是广阔的平原，主要有卡奔塔利亚平原、大自流盆地和全澳第一大河墨累河，海拔在200米以下，地表平缓，有众多盐湖。埃尔湖海拔-12米，是澳大利亚的最低点。中西部高原占全澳总面积2/3左右，海拔在200-500米不等。其东部为麦克唐纳山脉和马斯格雷夫山脉，西南是达令高原，西部为西澳大利亚高地。其中有些山脉的海拔在1000-1200米之间，中央部分是大沙沙漠、吉布森沙漠和维多利亚沙漠。塔斯马尼亚是澳大利亚南端的一大岛屿，列世界第25位的大岛屿。与中国比较，可以说澳洲大陆没有高山大河。
澳大利亚介于南半球的热带和温带，约占陆地面积40%的北部地域属热带，年平均气温为27℃，与赤道非洲一样酷热。其余大部年平均分气温为14度，同欧洲最温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相仿。澳大利亚的四季变化相当明显，但恰与中国相反。由于东部的山脉如同一道道天然屏障，阻挡住了来自太平洋的湿风和云雨，造成这里缺雨干旱。整个大陆的年平均降雨量为420毫米，其中50%的地区年平均降雨量不足300毫米，大大低于世界年平均降雨量600毫米。
由于气温偏高，降雨不多，使得澳大利亚水系不多，水量不大。以全长2600公里的墨累河为例，全年流量只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河的九天流量。澳大利亚的水力资源贫乏。沙漠和半沙占据了澳洲大陆2/3的面积。
因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可利用的土地面积不大，肥力偏低。但是，这里的自然资源却令世界瞩目。澳大利亚拥有80多种不同矿藏，大都储量丰富。依照世界标准衡量，它的三大矿产品一铁矿石、铝土和煤的储量居世界前列。煤是澳大利亚最早开发和使用的能源，已探明的各类煤的总储量为2000亿吨。据估计，按照现在的开采水平，它的储量可以维持350年，黑煤储量可维持280年，铝土可维持130年以上，锰储量可维持100年以上。在各种矿物资源中，铁矿的蕴藏量最丰富，高品位铁矿石储量约有350亿吨，主要分布在皮尔巴拉地区。澳大利亚的铝土储量为45亿吨左右，占世界储量的1/3，其氧化铝出口量居世界首位。已探明的高品位铀储量为30万吨，占已知世界总储量的1/4。因此，澳大利亚是世界主要产铀国之一。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按人均占有量计算，除石油外，澳大利亚人均能源蕴藏量居世界前列。天然气是澳大利亚最新能源资源。在西澳滨海的西北大陆架，已探明许多与石油共生或单独存在的大型天然气田。
我在悉尼，观察到的动植物种类似乎不多。据作者介绍，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拥有野生动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并因与外界隔绝等缘故，这里的动植物以珍奇而闻名。就动物而论，它的特点之一是至今还保存着比较原始的哺乳类动物，如袋类和卵生类哺乳动物。袋类哺乳动物有袋鼠、袋熊、袋貂等，种类多达百余种。因此，袋鼠成为了代表澳大利亚的标志，澳大利亚得名“袋鼠王国”。生长于澳大利亚的鸭嘴兽和针鼹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卵生类哺乳动物，鸟类品种繁多。由于没有虎、狮、狼、豹等颇具攻击性的大型肉食动物，加上人们非常注重保护野生动物，所以，澳洲是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天堂。这里的植物也与众不同。1994年，在蓝山山脉发现了恐龙时代的沃伦密松。作为树种，它至今生存了6500万年之久。如今，袋鼠、考拉、金合欢树和桉树被当作了澳大利亚的象征和国宝。
二、澳大利亚土著人
澳洲大陆的最早居民是澳洲黑人，又称土著人。据科学考证，大约在5万—10万年前，澳洲大陆上就出现了人类的分布遗迹以及自南向北的人类活动轨迹，由此可推断这为澳洲土著的祖先。从外形来看，澳洲土著的主要体质特征是皮肤黝黑，身材修长，鼻翼很宽，嘴唇较厚，胡须浓密，眉骨突出，头发深黑并卷曲。澳大利亚历史学家A.沃德描述：“澳大利亚原始居民一土著人一虽然肤色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尽管澳洲大陆上的土著人与塔斯马尼亚人在体形上多有差异，但他把他们概述为澳大利亚人种。另一位澳大利史学家曼宁·克拉克论证:“澳大利亚和美洲一样，很可能到最后一次冰河期才有与以前种属不同的真人首先移植到来。”
在长期的劳作与生活中，澳洲土著创造了这一地区古老的文明与文化。由于早起澳洲与外部世界隔绝，土著人内部也极少往来。因此，他们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演变缓慢，以至于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在对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古老的阶段进行研究时，往往视澳大利亚的土著为活标本和活化石，而且也导致他们长期不为外界所知晓，直到“地理大发现”进行到尾声时，欧洲人才“发现”这些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群。由此，澳洲土著的社会与生活才成为人们认识、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十九世纪美国人类学家L,H.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创了对澳大利亚土著原始公社制度和文化进行研究的先河。在欧洲近代的诸多涉及探险内容的文学作品中，外域的土著社会与人物的原型也往往取材于大洋洲地区，尤其是澳大利亚，如斯威夫特的《格里佛游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从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澳洲土著人种的祖先起源等问题就引起了诸如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关注，欧美科学家首先论证并实了澳洲土著是从外部迁徙而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系列原始人头骨的发掘和复原，使考古学研究在土著祖先的进化和种属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三、澳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十六、七世纪后，欧洲殖民者进入浩瀚的南太平洋区域，澳大利亚成为欧洲人寻找的目标。南太平洋上的诸多“未知”开始逐渐为世人所知，神秘渐次消失。从此，虽然它与外部世界相隔遥远，但却息息相关，澳大利亚社会变迁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文明全球化发展中的一部分。
1788年1月，英国在这里建立起用于关押罪犯的流犯殖民地，开始了澳洲历史作为英国“海外监狱”的时代。来自英国的白人殖民者自然而然地按照英国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模式，以旨在再造一个英国社会的思路来建设殖民地社会，一个像模像样的“英国社会”就这样被移植了过来，并在与澳洲现实的本土化过程中导致了澳洲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时至十九世纪中期，澳洲的社会属性由英属流放犯殖民地顺理成章地转变为英属自治殖民地。当人们为自己重获或自认为重获与生俱来的“英国人的权利”心满意足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民族—澳大利亚民族—正在形成中，更没有多少人察觉到“澳大利亚英国人”仅仅是“英国人”与“澳大利人”之间的过渡。起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联邦运动最终导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之间大联合，其社会形态由公民殖民地逐渐转型为民族国家。尽管母国情结深厚，但人们无意“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由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在对维护权利与扩大利益的追求中，“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隔阂的消除对于社会经济是有益”的观念逐步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而各地区之间的合作往来正愈加明显地演变为澳大利亚联合，澳大利亚统一成为必然趋势。1901年元旦，澳大利亚联邦宣告成立。从表面上看，这是澳洲由英国的殖民地转变为其自治领土，但实际意义则是澳洲由殖民地转型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200多年来的澳大利亚历史，其现代社会的形成、建设与发展是西方文明在澳洲本土化的产物与结果。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道德标准、思想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生产、科学技术等漂洋过海，随移民在这里植根，并自然而及时地适应了当地的环境，进而成为新的社会所必需的种种要件。正是这样的“新世界”孕育了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澳大利亚民族，新的民族国家则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甚至不被人们所感知地形成了，澳大利亚逐渐成为拥有完整主权与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这里的人们在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变化中已成为具有独立国家公民身份的澳大利亚人，而英王臣民的身份逐渐演变为一种情感纽带的象征。
内外关系的处理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快慢乃至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显示出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建设状况与发展水平。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澳大利亚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在澳大利亚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因此，社会冲突易于化解与社会状态总体和谐成为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之一。再有，长期以来，浩瀚的太平洋构成了澳大利亚天然的安全屏障，外部的侵扰或干扰被成功排斥于澳大利亚版图之外，仅有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对澳洲海岸进行了几次力不从心的骚扰性攻击。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前，作为母国的英国基本上承担了它的陆防和海防；而在之后的不同时期，澳大利亚先后通过与英美等强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与相近的亚太国家之间的集体安全联盟以及奉行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外交政策，有效地保证了自己的国家安全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友好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安定与和平的社会是不多见的，恐怕只有其邻居新西兰能够与之媲美。
马克·吐温曾这样描述过澳大利亚的历史:“澳大利亚历史几乎总是如同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既让人好奇,又有些古怪。……读来不像历史，倒像美丽的谎言，然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曾发生过。”的确，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历史相当平淡无奇，几乎从中无法寻觅到通常意义上的波澜壮阔和风起云涌，一切看去都是那么的风调雨顺和漫不经心，甚至是无所事事。仅举一例，世上大多数人习惯将包含着大量独立、自由、解放等内容的民族运动与枪林弹雨、前赴后继、你死我活、生灵涂炭等词汇与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运动的理念往往被自然地定格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运动模式。那么，这就难以解释这样的现实问题：澳大利亚是否经历过民族运动?澳大利亚是否属于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事实又一目了然：澳大利亚确实是一个从英属殖民地转型而来并拥有主权独立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因此，考察澳大利亚的历史需要另辟蹊径，即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特点就是澳大利亚历的特点，而相关的史学研究就是从解析这个特点的来龙去脉与属性作用入手，进而纲举目张。
四、不寻常的发展轨迹：从“海外监狱”到发达国家
英国建立澳洲殖民地的初衷是解决日益严重的本土在押罪犯的羁押难题。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舰队”到达悉尼，759名罪犯在646名军人及20名官员的押解下登岸。这不仅是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流放犯殖民地的开始，而且也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起点，澳洲由土著原始社会一步迈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继新南威尔士之后建立的五个英属澳洲殖民地在形成方式与类型属性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人们的自觉行为都是移植英国社会，认定澳洲势必“从一个罪犯惩治地成长为一个自由社会”，即以自由主义为基准的英式社会。
十九世纪上半期，“牧羊业大潮”使澳洲经济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繁荣，进而自然引起人口结的变化，即刑释人员增多与自由移民增加，澳大利亚民族由此生成。因而，蓬头垢面的罪犯和低俗粗暴的军人已成为“完全成熟的白种英国国民”，适用“海外监狱”的现行管理制度对于澳大利亚现实社会显得日趋捉襟见肘。于是，以伸张作为英国人的“天赋权利”为核心内容的自治运动应运而生。英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在澳大利亚得以顺理成章地移植与复制，澳大利亚社会在渐进中转型为英属公民殖民地。然而，“在新大陆，所有由母国漂洋过海来的东西无不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本土化现象明显。例如，在十九世纪中相继成立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在职权、职能与结构上无一不是移植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但在社会管理中，它们逐渐取代了英国派遣的总督，“澳洲人管理澳洲”的诉求渐渐成为社会现实。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相比较，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不在于惊天动地创造发明，或是深邃莫测的理论创新，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和自身情况，务实而具体地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局部，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的改进与创新。这些改进与创新，其中有的立竿见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有的则具有开辟某种或某一领域先河的作用和价值；有的却见效于后来给人以细水长流的感觉。舶来品会因澳大利亚人的追求与磨砺而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价值；并又因这样的变化，舶来品的创造者与创造国又反过来从澳大利亚移植舶来品的创新部分。
因此，虽然澳大利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并无重大的首创之举，但是，在具有扬弃功能的本土化作用下，被移植而来的西方文明转变为一种适合澳大利亚国情的新文明。换言之，澳大利亚人在事无巨细地仿效以英国为主的欧美国家来设计与建设澳大利亚的同时，又在自然地根据客观现实和需要修改着舶来品，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属性与特征。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但又有越来越明显的差别。在民族意识的驱动下，1901年前，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系列旨在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建立起一个新国家澳大利亚联邦；之后，澳大利亚进一步移植、兼容和扬弃了西方的多种制度，致力于建设平等和自由的移植。国家的独立与社会的成熟在平稳的渐进中加强，澳大利亚逐步成为后起的发达国家，跻身现代化国家的前列。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1995年世界120个国家(地区)现代化水平得分和排序”，澳大利亚得208.8分，列第18位。
在和平渐进的发展过程中，新生的澳大利亚在持续的变革与改革中不断发展、健全与完善，稳步步入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7年，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为821.716亿美元，国民人均收入为3.596万美元，人均购买力为3.334万美元，位于该类指数中的世界前列。作为发达社会的标志之一，人口密度大约为每平方公里3人左右的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度，以2005年的相关指数为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其中超过100万的大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0.4%，最大城市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24.1%，况且城乡差距甚微，如城乡饮用水安全中的各项比例均为100%。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这一阶段的发展情况多有差异。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完全以和平方式进行社会变革的国家，进而成为后起的现代发展国家中的先行者之一，自然而顺利的发展与理智而明确的选择是其现代化发展的显著特点与表象。然而，其变化与发展非但未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就连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也未感觉到。和谐渐进构成了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路径与模式，澳大利亚由此从英国的“海外监狱”逐渐成为发达的民族国家。
五、澳大利亚的发展特点
1788年以来的澳大利亚史就是一部既循序渐进又持续不断的澳大利亚社会变革史，无论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转型中，还是在同一形态的社会政治变革里，社会观念与国家政策的变化与更改基本上都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完善，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否定。这就保证了社会发展在风平浪静中演进，而不是在天翻地覆中震荡。如对英国代议制度的移植是自治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在之后的社会改革与转型中，它的充实与完善过程表现为其澳大利亚属性的愈加鲜明。这种良好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使澳大利亚社会得以稳步而持续地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澳大利亚的社会变迁更加显现为按照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而运行。独立过程的平稳完成使得殖民时代社会的制度与机制在独立后仍大多被保留了下来，并继续正常运转，进而使其后的发展得以沿着和平的轨迹前行，而断裂突变的现象几乎不复存在。就社会发展而言，澳大利亚迈出的第一步往往落后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一步，而其后的发展速度与水平不仅毫不落后于欧美国家，反而在一些方面还时常显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澳大利亚历史无疑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历史的组成部分，并具有后起现代化国家的典型形式与属性。较之于欧美国家，这里的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贡献不在于如何创造，而在于如何延伸、继承、完善与创新。“延伸、继承”显示出澳大利亚进入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完善、创新”则表现为它拥有诸多“敢为天下人先”的创举，如选举制度、妇女权益、本土化问题等。而这些创举大都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和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只有在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状态下才会产生这些创举。因此，和平渐进是澳大利亚历史发展的特点。
现代化的发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经常遭遇阻碍，而澳大利亚的现代化进程风平浪静、顺理成章等等。遗憾的是，也正因其稳定与和谐的特，而使其发展过程显得相当平静与顺利，难见波澜，因而导致它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其许多特点与成就不仅往往因此而鲜为外人所知，而且就连澳大利亚人也时常处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例如，澳大利亚的独立无论就其内容还是获取过程都具有特殊意义，但是，在“历史”的大山里漫步的澳大利亚人当时却没有感知到这个“庐山真面目”即“独立”的伟大意义。
综观澳大利亚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本土化。本土化是澳大利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实质表象。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以英国为主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及经济体系被自然而系统地移植于澳大利亚，进而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状态下孕育出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澳大利亚也由此逐步与母国分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澳大利亚社会变革的基调与主题由此构成，并作用于澳大利亚社会的屡次转型。换言之，澳大利亚现代化模式就是英国现代化模式的澳大利亚本土化版。
传统问题是各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却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英国的传统在澳大利亚无处不在，以致人们时常视其为英国的“海外部分”,“一块被放错地方的欧洲土地”。然而，本土化如同一只过滤器，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扬弃，结合本地实际取其精华。十七、十八世纪，历史教训使英国人认识到和平解决冲突的必要性，并致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与改造社会制度。时至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人已努力使自己成为运用和平方式解决内部冲突的典范。而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与转型恰在此时与其后，和平方式自然根植澳大利亚，并造就出了更为稳健的和平发展模式。此外，西方国家的种种弊端虽然时常出现于澳大利亚，甚至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些糟粕往往能够在本土化过程逐步被淘汰。源于欧洲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与国家形成中产生过巨大凝聚作用，但它对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种移民的伤害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澳大利亚人意识到其严重性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其唾弃。1972年，联邦总理惠特拉姆明确表示:“种族或肤色将不再成为进入澳大利亚的一种标准。”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澳大利亚已达到了无需借助本土化也能持续发展的程度。这表明本土化终将在未来终结其功能，但本土化毕竟影响了澳大利亚社会两个世纪，使澳大利亚从英国的“海外监狱”步入发达的现代国家行列。
和平渐进与本土化带来了澳大利亚的持久稳定与和谐。它表现为:
第一，澳大利亚社会一直处于安定之中。从1788年至今，澳大利亚没有发生过战乱或社会动荡，而外界的动乱不仅没有侵扰这块孤悬南太平洋上的大陆，反而为它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澳大利亚内部的各种关系易于协调，人们习惯于不使用激进的方式解决矛盾。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仅在1854年12月发生过一次金矿工人暴动----尤里卡起义，造成30名工人和5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轰动一时。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唯一一次造成伤亡的政治性社会冲突事件。
应予指出的是，澳大利亚白人对土著人及有色人种移民曾有的暴行虽令人发指，但由于后者人数不多并长期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因此，这类行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荡。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纵观澳大利亚发展历史，竟没有一组足以导致社会混乱或分裂的社会矛盾存在。在这个国度里，宗教问题简单，意识形态比较单一，民族成分日趋复杂但少有冲突，劳资矛盾与纷争可以在法制范围内调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谋利”是澳大利亚人共有的社会意识与共同的行为规。因此，维护和谐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的行动。简言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民族和谐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必备条件，而澳大利亚恰巧都具备这些条件。
近代以来，因社会结构复杂而导致的利益相悖往往是造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社会变革中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往往紧随唇枪舌剑之后的就是刀光剑影，乃至兵戎相见。而审视两百多年来的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情况则大相径庭：涉及社会问题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但仅限于口诛笔伐，尤其是在尤里卡起义之后，人们自觉排斥暴力，对冲突升级多加防范。
渐进改革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移植到澳大利亚后，则就出更为平稳的“澳大利亚渐进改革模式”，铺设出平坦的澳大利亚现代化之路。值得指出的是，二十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推崇印度“圣雄”甘地的原因在于他倡导与领导了导致印度独立的“非暴力运动”，并认为这是他的首创。然而，通过考察澳大利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早在十九世纪，这种运动形式就已出现在澳大利亚，并卓有成效。因而，澳大利亚应是第一个以非暴力形式获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也导致了澳大利亚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其他国家与民族往往因拥有成千上万捐躯的英烈而自豪，可是，澳大利亚人则为在其历史仅发生过一次造成几十人伤亡的冲突事件而得意。
从民族意识和民族秉性方面而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民族秉承了英吉利民族的求稳心态，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一样同样以稳重守成而著称。这并不是一味顽固地反对进步，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谨慎与持重的的态度。例如，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共和运动已在澳大利亚酝酿了半个世纪，尽管澳大利亚迟早将实行共和政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92年2月至1994年2月的五次民意测验结果来看，支持共和制的比例分别为57%、56%、66%、62%、63%。在1998年2月召开的宪政会议上，152名代表围绕共和国问题舌战10天，最终以89票赞成、52票反对和1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同意在澳大利亚建立共和国。投下反对票的联邦总理霍华德说道:“我本人毫无疑义地认为这一共和模式已得到一个明确多数的赞同，可以交由明全民公决。”然而，在1999年11月6日举行的全澳全民公决中，澳大利亚却明确无误地拒绝了共和制，致使孕育已久的“共和婴儿”胎死腹中，尽管之后仍有75%的人支持在澳实现共和制，90%的人主张由澳大利亚人出任国家元首，仅有9%拥护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其原因则相当简单：澳大利亚人认为共和制还有一些不完备之处，尚需进一步完善，不能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社会波动；二是求稳心态影响了人们的行为。霍华德的一席话道出了原委：现成的君主制“只要没有破碎，就不必修理它”，澳大利亚“何必劳民伤财，为变而变?”然而，共和运动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一向倡导共和制的工党总结了经验与教训，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共和事业，“直到一个工党政府的总理带领我们走进共和国那一天为止”。
六、理性与平稳发展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澳洲社会的发展节奏似乎比较缓慢，难觅标志性的突变事件，但它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接一个关键性的质变，形成一个连一个实质上的飞跃，从而自然地呈现出潜能巨大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的一切看上去又是非常平静，原封未动，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回首则可看到具有天壤之别的今非昔比。它用200多年时间顺当而轻松地走完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用较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力气还未跋涉完的路程。因此，从这个角度与实质上看，澳大利亚的发展又是迅速而稳健的。
分析其原因，作者提出了三条：
第一，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年轻民族，英吉利民族的民族精神不仅对澳大利亚民族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作为现代化先驱民族国家的精神产品，英国的“绅士风度”在澳大利亚得以移植、继承与本土化，表现为澳大利亚人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等方面与英国人如出一辙，而注重平等与公正、讲究理性主义、崇尚稳重与平和，厌恶暴力则是澳大利亚人尤为关注的内容。这种文明的传承对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它可以顺利具备现代化发展必备条件的一大因素。
第二，澳大利亚社会发展在稳扎稳打中进行，没有出现在一些国家常见的大起大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可观的发展前景。无论是十九世纪的“牧业大潮”和“淘金热”，还是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使澳大利亚在经济领域出现惊人的“大起”，然而，事后却没有出现可怕的“大落”，反而是在“大起基础上的再继续发展，使澳大利亚大受其益。平稳与谐调使社会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微乎其微，几近可被忽略。澳大利亚的仲裁制度“涉及范围之广为任何国家前所未有”，它的移植、建立与完善已历时百余年，各届政府对其态度大致相同。这一连续性使因制度变革所造成的损失仅表现为少数人在心理上的一时不适应。
第三，澳大利亚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的，它从一开始就因英国而面向世界，并愈加融于全球化。这在客观上使澳大利亚有条件鉴别、筛选、借鉴和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在很短的时间里移植别国的成功举措和熟体制，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从而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速度。如，在建立福利制度问题上，澳大利亚人目睹西方工业化中严重的社会分化而迫切要求背上这“文明的包袱”。联邦总理迪金在1906年写道：美国的效率是以“人们体质和生命的骇人牺牲作为代价换取的”，绝不能使澳大亚人“陷入这种可怜而绝望的境地”。在福利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澳大利亚并没有着力创建有关理论，而是借鉴英国人耗费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光阴”探索出的理论，经过本土化改造，建立起了适合澳大利亚社会的福利制度。
我认为作者的分析尚不够全面，没有涉及到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及其他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澳大利亚能够理性与平稳发展，至少还需要稳定的政治架构和适合国情的民主制度作保障，才能真正使国家长治久安，经得起风浪，减少内耗和抑制无谓的折腾。再加上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融合了多民族文化，拓宽了民族沟通的渠道，增进了民族团结。
在书中，作者还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制度构建、种族主义与“白澳政策”、澳大利亚外交、共和运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及种族和解等重要问题。本书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澳大利亚发展历史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认识澳大利亚的现代化进程，无疑会带来有益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