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澳大利亚19名最精锐特种部队官兵，累计杀死39名俘虏和无辜平民的事件，完成了历时4年半的官方调查。调查建议对19人进行法律诉讼。

最严重的是，花了多年时间调查这些战争罪行的记者，以及说出真相的官兵、官员，遭到了反复的骚扰、阻挠，甚至警方搜查，令许多媒体将矛头指向了总理莫里森本人，指责他尝试阻止真相曝光。可笑的是，莫里森现在改口说支持这一调查。

这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发现，有“可靠信息”证实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军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杀害了俘虏和无辜平民。在澳大利亚媒体曝光相关事件之后，过去四年里澳大利亚国防军督察长进行了有关军队违反武装战争法的调查。

该调查现在已经发布了最终报告，新南威尔士州法官鲍勃·布莱顿（他也是陆军预备役少将）建议启动联邦警察调查、最终发起法律诉讼。联邦警察此前在政府最高层的指示下，搜查、讯问了调查相关战争罪行的相关记者，令媒体大为光火，将矛头指向总理莫里森本人。

这一调查虽然只是初步调查， 但现在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澳大利亚最精锐的SAS部队特种空勤团的第二中队，将成为第一个被严厉惩罚和整顿的机构。它将被从陆军战斗序列中撤销，一个有着新名称的新中队将被创建，替代它的位置。

坎贝尔将军还表示，他将写信给澳大利亚总督，要求他撤销2007年至2013年期间颁给在阿富汗服役的所有SAS人员的功绩优异奖章，这对于没有参与战争罪行的官兵会是一个重大打击。

澳大利亚一些记者为曝光这一系列的战争罪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14个月来，记者马克·维勒西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调查部仔细研究了相关指控，并公诸于世，阻止一些军方和政府高官的掩盖企图。他们因此遭遇了骚扰、嘲讽，甚至被联邦警察打击。

一名被澳军滥杀的阿富汗平民

记者丹·奥克斯和萨姆·克拉克因在2017年发布了《阿富汗档案》报道，而面临一年多时间的刑事指控威胁，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甚至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总部进行突击搜查，理由是有人曝光军事机密。这令澳大利亚媒体与政府高层爆发全面冲突，就连一向偏袒总理莫里森的默多克派系媒体也因为有记者被卷入其中，罕见的与其他媒体一道抨击政府高层。

澳大利亚政治暴力与战争罪研究员艾里奥特表示，调查报告中有一些关键点值得关注：澳大利亚国防军督察长于2016年开始调查，但有关阿富汗发生的事情的传言和描述，在此之前就已存在很久了。当调查团队闭门听取证据时，包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内的许多媒体公开了这些指控的内容。

四年来，这一调查团队采访了423位证人，收到了20,000多份文档和25,000多份照片。调查团队走访了全国和世界多地，问询现役或退役军人他们当时的经历。

布莱顿法官说：“通常要到第二、第三或第四次问询的时候，证人才会从说他们只是‘听闻这些传言’到承认他们亲眼见到了这些战争罪行，甚至是参与者之一。”

2019年7月，调查团队开始前往喀布尔，听取阿富汗受害者家属、目击者的证词。

布莱顿法官说，他认为有足够的信息证明19名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累计非法杀死39人，并“残酷地对待”另外两人。

在澳大利亚，联邦《刑法》第268条概述了“战争罪”，在战争中故意杀人、酷刑、不人道对待、故意造成苦难、攻击平民和残害肢体等罪行，都被列入这一类别。对此类罪行的处罚从17年监禁到终身监禁不等。根据法律，“虐待俘虏”是一种罪行，指对未积极参加敌对行动或并非有组织武装团体的人，“施加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或苦难”。

该报告说，总共有25名现役或退役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参与其中，包括这些罪行的“帮凶”。这25人中，有一些人只涉及单一罪行，有“几个人”涉及多桩罪行。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犯下这些指控罪行的军人是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Special Air Service Regiment，SAS）和突击队的精锐人员，他们被认为是该国最精锐的官兵。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些战争罪行要么被掩盖起来，要么被描述为士兵们以为这些人正在逃跑、并试图再次向士兵们发起进攻。

调查报告指出：“一些受害者仅仅是跑开，就导致了被射杀，包括了妇女和儿童。随后死因被记录为受害者‘移动到开火位置’。”

该报告的一个详细案例，来自于萨曼莎·克朗普沃茨在2016年初的一次调查，细节令人震惊。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的军人，对两个他们认为可能是塔利班同情者的14岁男孩实施割喉。不过，这两名儿童的死亡，似乎并不包括在本次调查得出的39个死亡人数的案例之中。

调查说：“军人拦住并搜查这些男孩，随后割开他们的喉咙。”“其余的军人不得不‘收拾这一烂摊子’，将尸体装入袋中，并扔到附近的河里。”

这一杀死两名儿童的事件发生在2012年，被描述为“或许是澳大利亚军事史上最可耻的一幕”。

该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一种新兵被强迫参加滥杀无辜的活动。安格斯·坎贝尔少将介绍这一调查结果时说：“刚刚加入特种部队的队员，被其他队员强迫射杀一名俘虏，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行径。”

布莱顿法官的报告还描述了栽赃行为，一些特种兵将武器或装备与死者放置在一起，杜撰出死者拥有武器的场景，“转移审查的视线”。

其他一些案例也非常令人震惊。例如萨尔库梅村庄一名老年农民大腿中枪，他已经被包扎好，没有生命危险，但他后来被一名特种空勤团特种兵从治疗场所拖走、打死。这一事件，后来被一名退役特种兵详细地向记者曝光，令记者得到了大量确凿的证据。

记者还从一些特种兵手中，拿到了滥杀无辜的视频证据。在一片麦田里，一名澳大利亚士兵逼近一名刚刚被狗咬伤的阿富汗男子。这名男子手里只有一串红色的念珠，士兵对他说：“你想让我开枪吗，XX？”士兵说了三次之后，开了三枪，打死了这名受伤倒地、没有武器的阿富汗人。

这些罪案的严重程度，导致了许多特种部队官兵在澳大利亚媒体最初的报道出现之后，主动联系记者，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原因是许多官兵目睹这些罪行之后，良心一直过不去，许多人陷入了精神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还有不少人因为这些罪行的出现而被要求掩盖真相，而与犯罪者的争论往往会影响自己的军旅升迁可能性。最终，这些官兵决定帮助记者，将他们看到的罪行彻底公诸于世。

布莱顿法官还说， “这些犯罪行为的各个环节，包括计划、实施和隐瞒”发生在基层指挥官的级别。他说：“大部分责任落在（指挥官）级别上。”

他说，虽然一些特种空勤团的高级指挥官可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但也对此负有责任，因为他们纵容了这种事情。他说：“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助长‘杀手文化’的人需要负责。”

但是布莱顿法官又明确表示，调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包括最高层国防官员在内的高层人士，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或对此视而不见。然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搜查、打击记者的行为，证明了有政府高层参与其中。

目前，澳大利亚军方这项干饭调查的目的，只是调查关于特种部队军人滥杀行为的传言和指控，而不是从法律角度收集可用于刑事审判的证据，因此下一步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包括从阿富汗收集证据，最终交给联邦警察进行法律角度的调查。然后，联邦检察长将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赢得审判，如果认为证据充足，则要求提出指控，并在法庭上进行起诉。

这最后可能会产生几年到十几年的漫长调查、审讯过程。届时已经是阿富汗战争爆发至少二十多年之后。

这一漫长的过程，对澳大利亚国防军、政府将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军方的文化、指挥和投诉流程可能产生根本的改变。军方已经表示在进行一项改革计划，以革新特种作战司令部，但承认正如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军方内部许多人仍然存在抵制调查的心态。

非常难堪的是，大部分涉及战争罪的特种部队军人，以及军内的目击者，早已离开了当时的岗位，或者退役。这些部队的现役官兵大部分没有在阿富汗作战（澳大利亚早已基本退出了阿富汗作战行动），却不得不背负起滥杀无辜的人留下的罪名。

坎贝尔将军还说：“（涉及战争罪）的许多人仍在澳大利亚国防军中以不同的形式服役，我已要求陆军参谋长逐案审查他们的情况。他现在正在处理这一问题。”

调查报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即澳大利亚国防军军人应拥有与他们的指挥官上级“分开”的投诉渠道，以使投诉更容易进行。此外，对于特种部队人员而言，佩戴摄像头应成为强制性的要求。

坎贝尔将军还表示，他和陆军参谋长将处理监督的部队据称对战争最负有责任的指挥官，并称“不排除任何可能”，这主要是指法律诉讼。

虽然澳大利亚军方、政府都表态要调查到底，控告相关人员，但战争罪行在澳大利亚军中已经有漫长的历史，过往的各种誓言似乎也没有阻止阿富汗战争中这些罪行的出现，因此各界对于能否彻底解决问题，并不抱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