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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式迈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七个年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驱散了危机的痛苦，带来了复苏的生机。
作为本轮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在2014年也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在经济数据大面积走强、股市一路凯歌、市场信心趋强的激励下，奥巴马慨然放言“美国经济将于今年取得突破”，IMF总裁拉加德也公开表达了对美国经济坚定的看涨预期。
从数据看趋势，2014年依旧是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一年，这是值得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的事实依据。根据IMF的预测，2014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2.59%，不仅明显高于2013年的1.56%，还大幅高于2008-2013危机前六年平均的0.93%，并已接近2.67%的历史平均增速。
值得强调的是，鉴于美国经济于2013年第四季度的短频数据表现连续超出预期，IMF有较大概率在2014年1月例行的数据更新中进一步调升美国经济增长预期。
此外，2014年，美国通胀率预估值为1.51%，低于危机前六年的1.96%和历史平均的3.52%；美国财政赤字率和经常账户赤字率预估值为4.65%和2.81%，分别低于危机前六年的9.01%和3.11%。和2008-2013年相比，2014年美国经济将呈现出“更高增长、更低通胀”的优质复苏态势，双赤字顽疾将也将有所缓解。
以下限思维看美国经济，复苏基础十分稳固，2014年发生突然性增速下滑和全局性增长危险的可能性很低，五重因素保障了美国经济复苏的稳健性：一是消费主引擎持续恢复，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已经连续17个季度实现季环比增长，虽然当前2%左右的增速尚不及3.41%的历史平均增速，但增长势头较为稳定。
二是房市持续回暖，截至2013年9月，标准普尔美国20大城市房价指数已经连续16个月实现同比增长，住宅投资季环比增长年率则已经连续五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新房和成屋销售也较为强劲。
三是经济运行的风险含量持续下降，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负债比率已从危机期间14.05%的峰值降至9.92%，所有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和消费贷款的拖欠率从危机期间10.01%和4.71%的峰值渐次降至6.12%和2.4%，全美房屋空置率则从危机期间2.9%的峰值渐次降至1.9%，家庭去杠杆、房市去泡沫和金融去风险均取得显著进展。
四是金融状况持续改善，伴随着全局性的流动性困境解除和金融机构机能改善，美国金融生态不断趋向健康，截至2013年11月，堪萨斯金融压力指数已从危机期间最高的5.75下降至-0.8，芝加哥联储调整后的全国金融状况指数则从危机期间最高的4.01降至-0.03。
五是信心持续高涨，随着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的阶段性相对强势不断被人们认知和接受，市场对美国经济的看多预期不断得到强化，截至2013年末，密歇根大学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危机期间最低的55.7上升至82.5，美国中小企业乐观指数也从危机期间最低的81上升至92.5，接近危机前水平；Sentix美国投资者信心指数则从危机期间最低的-53.9强劲回升至26.5，超过危机前水平。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2014年美国经济复苏基调十分确定，复苏力度可能也会明显强于2013年，但笔者以为，当前市场对美国经济“强烈看多”的一致性预期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美联储主席曾将中央银行的职能形容为：“在宴会狂欢开始前悄悄偷走酒杯”，其实宏观经济趋势分析和未来展望的任务也是如此。
理性分析，下限的稳固并不意味着向上突破能够达到某种高度，判断美国经济复苏具有多大的上行空间和突破可能性，要将思维方式从下限思维转向上限思维。下限思维强调确定性，量化稳定正面因素的托底力量；上线思维则强调不确定性，量化不稳定拖累因素的瓶颈约束。
以下限思维看美国经济，七大潜在问题值得警醒：
一是产出缺口长期存在。
根据IMF的预估，2014年，美国产出缺口依旧高达3.96%，自2008年以来连续第七年增长水平低于潜在自然率水平，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也仅为77.98%，低于80.63%的历史平均水平。产出缺口长期存在意味着美国经济周期的基本属性还是处于复苏阶段，离繁荣还有较大距离。而且，在产能缺口长期存在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效应可能具有不对称性，也就是说，紧缩政策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明显大于宽松政策带来的激励，因此，不能因为QE推出效果平平就低估QE退出的危险性。
二是通缩威胁蛰伏。
危机后美国经济的运行一直存在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持续降息、三轮QE却并未带来通货膨胀，即便在2010-2011年全球大部分国家货币当局一度由于短期通胀抬头而全面加息的阶段，美国通胀率最高也没超过4%，截至2013年末，美国CPI同比增幅竟然已经降至1.2%，PPI同比增幅甚至降至1%以下。潜在的通缩威胁源于产出缺口的存在和货币流动的滞涩，随着10年期国债收益率强势突破3%，实际通缩可能将于2014年从隐性风险转为显性威胁。
三是内生增长动力弱于历史水平。
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年率终值被确定为4.1%，创近七个季度新高，并高于1947年以来3.29%的历史均速，应该说，这一数据是年末市场全面提振美国经济2014年增长预期的催化剂。但从结构分析，4.1%不仅不足喜，甚至令人担忧，剔除掉库存、贸易和政府支出三大干扰因素后的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仅为2.25%，依旧低于2.7%的历史平均水平，而如果进一步剔除掉第三季度表现抢眼的房市投资的贡献，内生增长动力只剩下1.59%，更是大幅低于同样口径计算的2.52%的历史均值。
四是房市透支风险初显。
虽然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且空置率和房贷违约率都呈下降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旧风险在化解，新风险也在形成，美国房价上升速度明显超出了购买力恢复程度，房市复苏已经包含些许非理性因素。2013年3-9月，标普20大城市房价指数实现了连续7个月的两位数增长，而与此同时，2013年10月，美国居民购买力指数则从年初的213.6降至165。
五是消费提速受到抑制。
个人消费增长构成了美国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引擎，虽然这一引擎不会骤然哑火，但也不太可能骤然加速，因为美国家庭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下降后已经趋于稳定，消费倾向不会大幅蹿升，而家庭收入增长极为缓慢，抑制了消费增长。2008-2013年，美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月均同比增长率仅为0.48%，低于历史平均的2.15%，2013年，月均增速更是降至0.36%，2013年11月甚至出现了0.08%的同比负增长。
六是劳动力市场持续僵化。
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幅度始终弱于经济复苏的实际力度，这一直是市场诟病美国经济增长缺乏含金量的主要因素。实际上，美国失业率虽然在不断下降，2013年11月已经从危机期间10%的高点降至7%，但劳动力市场僵化的弊端难以快速转变。
一方面，劳动参与率已经从世纪初的67%左右降至现在的63%，就业率从64%左右降至58.6%，大量劳动力持续退出市场；另一方面，2008-2013年期间，非自愿失业所占比例为47.47%，大幅高于历史平均的35.66%，2013年末继续处于43.7%的高位，增长对就业的提振较为有限。
七是财政危机常态化。尽管2013年末奥巴马签署了2014-2015年财政预算协议，暂时化解了政府关张风险，但债务上限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而且，就财政预算协议达成一致只是美国两党在国会民众支持度明显削弱背景下的稍稍雨歇，这并不意味着两党在根本利益上和主要政见上已形成共识。
事实上，2013年，美国政治格局进一步呈现出分散化态势，总统、政府、两党、国会获得的支持都不断下降，奥巴马医改也遭遇挫折，2014年财政争议恐将进一步趋向尖锐，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复苏的干扰将长期存在并不断深化。
总之，以上限思维看美国经济，2014年美国经济复苏受到种种拖累，虽不至于跌落低谷，但也难以直上云霄。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三点：
第一，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依旧是风云诡辄、暗礁四伏，市场当前对美国经济复苏和中国外需恢复的预期有失乐观，中国经济崛起第二季无法指望外需的支持，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培育内生增长动力，才能避免外需波动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干扰。
第二，2014年美国各项经济政策的核心风格依旧是“内视性”的，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投资领域保护主义长期存在并阶段性抬头做好心理准备。
第三，2014年美国经济运行存在大幅偏离基准市场预期的可能，中国应对资本大进大出、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加大和阶段性流动性紧张保有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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