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正酝酿一种奇特的“文字狱”。去年，有人投书建议大学教授不要教性侵法，并且不要使用诸如“违反”（violate）等词，因为它有“性侵”的意思；今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9个院系举办了新学年教师领导培训课程，培训目的是教老师们如何避免冒犯学生和同事，该课程建议教师不要使用一些可能构成“微冒犯”（microaggression）的话语或行为，比如“你英语说得很好”，“你数学真棒”，“世界上只有一个种族，那就是人类”，“我觉得最有能力的人应该得到这份工作”等，因为这些可能构成“微冒犯”的用语，被认为是潜意识里“种族歧视”的例子。

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被娇纵的美国心灵》猛烈抨击了这个新兴范畴。和普通的歧视行为不同的是，“微冒犯”没有很明显的攻击意味，大多是日常中的习惯用语或行为。很可能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对别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例如，问亚裔或拉美同学“你从哪来的？”就会被认为是一种用种族鉴别身份认同的“微冒犯”，应当避免。而非洲作家阿契贝的《瓦解》或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类小说，因为分别描写了种族冲突和性别歧视，可能对有受创经历的人带来二次伤害，教授要指派阅读时也必须事先说明，让有些人可以不用阅读。

《大西洋月刊》分析认为，与1980年代开始的那波校园后现代运动不同，这一波“政治正确纠察运动”目的不是要大家宽容多元视角，而是要保护脆弱的“玻璃心”，从而使学生失去与异议交锋的能力。玻璃心一代的养成，跟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高发的犯罪案件有关，恋童、绑架、校园枪击等事件，使得婴儿潮一代的父母对于少子化的下一代更加宠溺呵护；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在这些年间极化严重，也使得两党愈来愈少有协商对话的言论典范。

的确，总有人会强调“自己有不被冒犯的权利”，但从维多利亚时期到1970年的言论自由运动，激进派不断扩充自己的地域，将前一代人争取到的“尊重”贬为他们新定义下的歧视或霸权。

《大西洋月刊》总结说，在许多校园诉讼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些敏感的受害人使用了自己的情绪造成“逆向歧视”，用学校行政手段惩戒了那些有意或无意伤害他们感情的人，但这长远下来对他们的人际关系、心理卫生、生涯发展等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大学所要学习的批判思考、沟通协商的能力，绝不是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粗略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