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那年，Shelly Cai离开家乡南京，只身来到美国就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那是在2010年8月。
Cai从上海经13个小时的飞行来到芝加哥，之后又搭乘了3个小时的大巴到达麦迪逊，一个远方亲戚来这里把她给接走。入学活动期间，Cai除了在倒时差，还在为听明白身边的人说的英语而苦苦挣扎。五天后，从中国传来她祖父在南京去世的噩耗。Cai不想让新室友看见她哭泣，她独自跑去地下自习室学习——周围只有洗衣机、烘干机和人们存放的自行车。9月初的一天，严寒降临麦迪逊，一群学生在宿舍走廊遇见Cai，他们问Cai对上帝有什么看法。Cai意识到她此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她开始参加圣经学习小组。她的信仰之路正式开始，四年后，Cai接受洗礼，之后还在麦迪逊一所教堂里与美国男友喜结连理。
和Cai的信仰之路一样，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本土学习时，最终皈依了基督教。虽然没有确凿的数据表明，在美国具体有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可以肯定的是，来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仅2015年的数据就显示，超过30.4万中国人在美国各大高等院校就读，很多人来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世俗国家，这里的年轻人大多是无神论者，虽然在考试前他们都喜欢去寺庙里拜一拜、求好运气，或是庆祝有民间传说根源的传统节日。在公开场合传道是不被允许的，执政党共产党监督所有宗教事务，有时候采取的手段比较严厉。与此同时，国家控制下的教育课程着重强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向学生推广纯粹的唯物主义和科学世界观。
然而，很多人仍旧感觉到好像缺失了什么。“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人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强烈，”一篇于2015年5月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写道，在微博上，很多人谴责当代人信仰缺失，导致现在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暴发户炫富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2月26日的演讲中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但习主席的讲话之外，目前还不清楚共产党能提供哪些相关的信仰体系，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其结果是，美国大学成为成千上万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第一个接触不同宗教思想的地方，也是在这里，这些留学生被鼓励自由地思考这些宗教信仰。校内基督教团契和教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都纷纷走出来主动帮助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在一些大学，基督教团契和教会会协助中国留学生团体提供一些服务，比如机场接送，或者在学校宿舍开放之前，把学生暂时安置在一些基督教家庭里，甚至有些人把中国新生带到商场购物或帮他们搬家。
再比如，2015年8月，470名中国新生及他们的父母申请付费接送服务，该服务由普渡大学印第安纳分校的中国学联组织。在接驳车坐满开走前，校内的拉法叶华人宣道会为车上的人提供饮料和零食，如旺旺雪饼。午夜过后，最后一批新生及家长抵达普渡大学，教会的志愿者们在场向他们问好，志愿者们穿着反光背心、手里挥动着光棒，把学生召集起来，然后带他们把东西搬进宿舍里。教会也把一些学生安置在在当地人家庭，为他们提供短期住宿。
尽管马克思主义否认神的存在，但这些新来乍到的中国人却令人惊讶地与这些美国基督教学生群体相处融洽。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经常抱团生活，他们美国化的程度不如第二或第三代在美国生长的中国人，他们也与住在唐人街的移民区分开来，这些移民大多来美国以工作为主，学历普遍不高。这时候的他们还不了解美国，或者英语说得不是特别流利，他们对校园里醉酒开趴的文化也不太感冒。
“一天，我在校园里走着，突然感觉一大波中国学生迎面走过来，”Duncan Szeto说。他在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普通话团契（一种基督徒的聚会交流活动）里当了三年的志愿者。“我十分惊讶，这里有太多中国学生！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上帝珍重的灵魂。”
在这些灵魂中，有些正寻找属于他们的寄托。教会的服务和团契活动通过安排各种带有宗教意义的活动和群体关爱行动，可以让这些国际学生融入美国校园生活。许多校内基督教团契会举办一些适合大众的活动来吸引国际学生，比如在中国佳节里成员一起聚餐、周末集体出游以及英语会话小组等。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普通话基督教团契为新生制作一本指南，上面列出使用哥大图书馆系统的小贴士，还有晨边高地的杂货店清单，指南每一页上都印有圣经句子。
对校园宗教信仰生活熟悉的人说，中国留学生皈依基督教的人数非常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Gregory Jao服务于校园基督教团契，他是全美校园事务的总负责人，这是全国性的福音派组织，他估算这个组织为5000名国际学生服务，其中1600-1800名是中国留学生。Valerie Althouse在纽约大学当了九年牧师，他表示大多数参与学校宗教项目是中国学生。“有部分项目是学习英语的，看起来中国学生都有强烈愿望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此外他们对美国、美国生活，乃至我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制度都非常感兴趣，”Althouse 说。
2010年9月，Cai第一次去麦迪逊的丰收教会参加周日讲道会，这个靠近校园的教会于2007年建成，会众大约有40人，大多都比较年轻。对于讲道会的英语演讲，Cai大部分都听不懂，她有点局促不安地看着周边的人，跟着其他教徒起立坐下，牧师偶尔说的笑话引得哄堂大笑，而她却只能保持沉默。虽然教会里的人友善、活跃，但是她还是没有归属感。
“当我刚开始去教堂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些都太遥远了，”Cai说，她不能想象她在成年后才变成一名信徒。“如果你从小就给我灌输这些东西，也许我有可能接受。但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太迟了。”
跟Cai一样，Bai Yucheng也在2010年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求学，以为他会读工程或金融专业，毕业后以此为生。他脑海中的校园生活，主要是来自电影及电视剧里的派对场景，然而他很快地对美式社交生活产生厌恶感。“我意识到，没有机会认识到我想深交的人，”他说。
后来一个朋友把他带到校园基督徒团契的聚会里，他很惊奇地发现团契中的基督徒聪明、诚恳，而且有强烈的愿望与他深入交流，即便他提出的问题稍显刻薄，比如关于上帝是否存在。“我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我遇到的很多美国基督教学生都不知道如何很好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我很满意他们并不为了基督教而试图掩饰自己的不足，”他说。Bai说他之后很快地就跟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好友。
Bai意识到，不论工程或是金融都不是他兴趣所在。“理智告诉我没有满足感，”Bai说，他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课题是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近代史。“如果我学的不是我真正希望探究的，那将会浪费在大学学习的大好机会。”Bai在写一篇关于的两个中国牧师论文，五十年代共产党上台后不久，这两个牧师成为了对头，他们在基督教是否能与共产主义相兼容的问题上产生分歧。Bai同时也为非基督徒的学生组织了校园讨论小组，他们大多数是中国人，对圣经抱有好奇心，他们自称是“上帝研究小组”。
Bai和Cai跟基督教的经历看似偶然，而学者则认为这对于初到美国的国际学生来说很正常，当他们发现用自己在祖国学到的那套在新环境中已不适用时，便从宗教中寻求意义。
“当人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就会被贴上移民的标签，这驱使他们寻求意义：‘为什么是我？这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当人们开始问这种问题时，基督教给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更容易接受的答案，”杨凤岗说，他是普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同时也是《中国基督徒在美国——皈信、同化及身份认同》一书的作者。“这些人需要学会如何与教授、其他种族的同学进行互动，”杨凤岗说。“一个靠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主义引导每日生活的人，在这里是不可能有正常生活的。”
在美国的年轻中国学生早已对基督教进行思考。1996年，冯秉诚当年来美国攻读博士，曾经是一位生物学家，后来改行做牧师，1982年他发表了中文书《游子吟》，他借用了一首家喻户晓的唐诗的题目，作为这本书的标题。这本书描述了冯秉诚的个人经验，以及在试图验证基督教真实性的过程中得出的理论观点。
冯秉诚的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我不期待这小小的一本书能立刻推翻有几十年历史的无神论体系，”冯秉诚在前言中写道。“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打破隔阂，让人们谦卑地亲近上帝。”在豆瓣上，这本书获得的评论褒贬不一，但很多到美国读书的人发现这本书很有力量而且易读，即便出版了20年后的今天依然不过时。现在，更多中国留学生来美国上学了，2004-2005学年在美国只有62523名中国留学生，如今人数已翻了四倍多了。
一些宗教工作者说，他们发现中国学生缺乏宗教经验，这反而是一个优势，这让他们更容易接受福音。相比之下，在美国的印度学生占各大院校国际学生总人数的13.6％，仅次于中国，印度本身充满了多元化的宗教，发展蓬勃并且可以自由进行宗教活动。Hon Eng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内基督教团契的负责人兼宗教生活顾问，他曾经也在纽约大学工作过，他说他见过的来美国读书的印度学生通常都会保持自身原有的信仰体系，如印度教，锡克教或耆那教等。同样地，来自其他地区的学生，如韩国（占美国高等院校外国学生的6.5%）和台湾地区（占2.2%），通常在家乡已接触过基督教。
中国学生的涌入改变的不只是他们本身，但对于一些校园传道者同样也是改变。Ariane Brotto是一名来自巴西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依然向中国学生传道。这源于2012年的一天，一个中国年轻人在实验室里不停地问Brotto，为什么她看上去比压力重重的同龄人快乐得多。某天下午，Brotto在实验室大楼的走廊把这个中国人给叫住，然后递给他一本中文圣经。一个小时后，Brotto问他是怎么想的，他回答说：“我想与上帝建立关系。”Brotto认为他没有很好理解她说的英语，但他坚持想要开始祷告。
有人预测基督教的未来在中国。毕竟，他们认为，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的信仰普及正在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信徒的人数越来越多，从1997年的1400万人，到2010年的2300万人，而这个数字通常被认为低估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皮尤研究中心估计，2010年中国有6700万基督徒。这一数字还在继续增长，家庭教会等地下宗教活动也活跃进行着。
一些分析师认为基督教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发展归功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它伴随向西方开放，而在1989年的那场运动，也让许多中国人曾经内心的理想主义情怀彻底粉碎了。政府的手段有时过于严厉。在很多媒体报道中，中国当局打击基督教、拆毁教堂建筑、取下十字架，和骚扰为教堂辩护的律师。从国内看，官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甚至不去报道与基督教或其他任何宗教相关的新闻，但很多人对邪教相当熟悉，如九十年代被定义为邪教的“FA LUN GONG”。
在这个大环境下，也许Cai的父母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出于中国对宗教敏感的原因，他们要求在文章中不出现他们的全名，当他们得知女儿在美第一年就对基督教产生兴趣，感到有点担心。“我们只听说过基督教，但从未接触过或想了解更多关于基督教的事情，”他们对《外交政策》写道。“当Cai开始频繁地去教堂，然后又在她入学第一年就加入教会，我们不能理解，担心这会不会像FA LUN GONG一样是邪教。或许她会被误导然后深陷其中。”2015年8月，他们来到麦迪逊参加女儿的婚礼后，忧虑减轻了许多，女儿所在的教堂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印象。
学习精算学Leah Yuan来自沈阳，现居在美国，她在马萨诸塞曼荷莲女子学院读书时，听了冯秉诚牧师的讲道后，皈依基督教。“我认为信与不信，就像选择茶或者咖啡，”意思是这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Yuan说。她用百分比来解释她的信教过程：一开始她有10%是信仰，90%是选择；四年后变成了70%是信仰，30%是选择。“如果你觉得信仰让你变得更好，你可选择信，这是为自己理性地选择。”
Yujie Wu是一位43岁的工程师，他在1998年来到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一年后皈依基督教。当时他的未婚妻和他在寻找一个中国证婚人，“在一个美国法官的见证下结婚感觉怪怪的，”Wu说，后来一个朋友为他引荐一个在盐湖城的中国牧师。Wu的家人和妻子，现在住在纽约，现在每个星期天都会带着小孩去位于上西区的中国人教堂。“人们认为改变应该是尖锐的角，但对于我而言，这是更大的圆圈，”他说。“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以为我是在走直线，我的方向从未改变。很多年过去了，我才发现路线转弯180度。”
1989年那场风波之前，“在美国几乎没有中国学生去教堂，”普渡大学的杨凤岗教授说，他在89年去美国之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实际上，他补充道，“这些学生远离教堂。”当杨凤岗在美国皈依基督教时，他那共产党员的父亲拒绝见他，还骂他是叛徒。“在我那个年代，曾经为此不断挣扎，到底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基督教？”但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生长在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年代，除去宗教，还容不下其他不相符的思想。
人们正试图填补剩下的空白之处。巴西传道士Brotto说，她现在在纽约认识的中国人比巴西人多。她带领的一个英语圣经学习小组主要面向非信徒，但被吸引的人中大部分是中国学生。她说在过去两年里，她带领六个中国学生皈依基督教。“我觉得上帝为中国人准备的时机到来了。”她说。
翻译：林倬如
(来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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