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大选如何投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究竟在哪里？,BQ澳洲微信公众号文章

随着几十年来澳大利亚重现参众两院“双解散”后的提前选举愈发临近，澳洲媒体已充斥着对两大党之间选举争斗的报道，关于两党之间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异同，以及对选后经济走向的分析早已多如牛毛。

但考虑到工党与自由党联盟两大阵营支持率如此接近，而且为了争取中间选民最终出台的政策都比较中性，因此，大选后的澳洲议会最可能出现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恐怕最终难有一个党派可以同时控制参众两院，并将继续面对一个议会席位众多、影响力巨大的反对党掣肘。从实践角度来看，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政府决策往往依靠独立智囊机构，因此政府换届导致国家走向大转弯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

那么，是不是我投谁都无所谓呢？

也不是，因为这一票往往可以看出个人信仰与价值：偏右的自由党联盟代表着“小政府”自由主义信徒的哲学；而偏左的工党和绿党则代表着“大政府”社会公平理念的哲学——说穿了就是“信自己，还是信政府”的哲学问题。

作为拥有经济和金融教育背景的金融行业从事者，不难想象笔者及其整个办公室都是自由党的天然大票仓。因为在经济学范畴内，依靠自私而理性的人性假设得出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盛行了数百年而不倒，且是建立现代繁荣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基石。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自由竞争是最能够激发每个人最大潜能的环境，因为当每个“自私”的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驱动时会自觉投入到工作和发明创造中去。按照这个逻辑，对富人过分征收税收用以补贴穷人本身就变成了“打击工作热情，鼓励好吃懒做”的做法。更进一步说，让社会更好地运作的方法是让私人部门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发挥最大功能，因为冗余和官僚的政府部门往往是最低效和浪费纳税人钱的国家机器。一言以蔽之，好的政策是让每个人自食其力，激励每个人努力工作的政策，而这最终会达成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或者用一句经济学术语来说，即达到“帕累托最优”。

但人最终究是社会动物，而不仅仅只是理性的经济人。一个极端放任野蛮自由竞争的世界最终会带来一个纯粹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这无异于是对数万年前走出东非丛林的祖先的“背叛”，更是对人与野兽本质区别的漠视。一个理想的社会不应当仅仅是追求经济最大化的物质社会，更应当是一个给予所有人精神满足和关怀的社会。就连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亚当·斯密也认为所有人都具备同情心和怜悯心，天生关心别人的命运，这与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四端说”神似。因此，这个照顾所有弱者，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身上——因为你显然不能指望只相信“个人奋斗”的自由主义者和资本家来照顾穷人。

当然，今天任何一个右派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极端到相信“弱肉强食”的无政府主义，任何一个左派社会主义者也都不会极端到采取“天下均贫富”的“平均主义”。

以下是2016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具有争议的主要经济与税收议题：

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

工党计划上台之后对新购买的房地产取消负扣税优惠政策；而联盟党则承诺不对负扣税做出任何调整。

资产增值税（Capital Gains Tax）

工党希望将投资地产者享受的资产增值税减税优惠比例降到25%；联盟党则表示会保持目前的税率。

赤字税（Deficit Levy）

联盟党计划取消向高收入人士征收的2%赤字税；但工党则希望将其变为永久性征税。

简单来说，就是自由党与国家党联盟希望尽可能少收一点税，提高经济活力；工党则希望对收入较高的人增加税收来补充财政赤字，并进一步增加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

所以问题就归结到了：我们都同意要收税，但应该多收些还是少收些；我们都同意需要政府干预，但是多干预些还是少干预些？更进一步来说，我们都想要达成“控制赤字”和“促进经济”这两个目标，但应该是通过放松税收来促进经济总量增长，同时减少福利支出来控制赤字；还是应该通过增加税收来控制赤字，同时保持社会福利扶持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这里显然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更多时候是一个信仰和信任的问题。

最后，引用一段有意思的对话来结束这篇评论：

一个工党支持者问自由党支持者：“所以你是根本不关心能否帮助那些没有你幸运的穷人吗？”自由党支持者回答说：“不，我当然关心他们，但我不相信把我的钱扔给政府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大选选谁其实是一个“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信任究竟在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