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史学研究》读后

赵万武

环境史发源于美国，在国际环境史学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最具代表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学者在环境史领域取得了颇为瞩目的成就，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研究倾向于从总体上梳理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①]另一类研究围绕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侧面或某一时段展开论述，比较详细地展示了美国环境史学的部分特征。[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副研究员新近出版的《美国环境史学研究》[③]一书，美国环境史的兴起背景、发展演变、学术贡献和理论建构等问题，结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具体情况，思考了美国环境史及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一

全书除“导论”和“附录”外，由“兴起背景”“早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变化”“学术与现实意义”四部分组成。导论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第一部分从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年鉴学派、西部史学等角度，考察了环境史在美国兴起的现实背景及国内外的学术背景，指出环境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所催生的史学，阐述了环境史与美国西部史学、年鉴学派与环境史的关系。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1990年以前美国环境史的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主题和主要特征等。第三部分结合环保运动的发展变化，梳理了1990年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三大动向，即城市环境史备受关注，文化转向日益明显，全球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第四部分论述了环境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一，环境史纠正了史学著述中长期以来忽视自然作用的偏差；其二，环境史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其三，环境史对机械论自然观、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本书附录部分包括对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和安德鲁·赫尔利(Andrew Hurley)教授的访谈文章、两篇书评及一篇介绍欧洲环境史整体发展概况的文章。

本书纵横结合，在系统梳理美国环境史学发展脉络的同时，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特征及代表作，形成了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在纵向方面，本书以时间为轴，依照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背景、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及价值取向，将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以1990年前后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通过历时性研究，前后呼应，既全面展现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趋势，又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变迁和连续性。在横向方面，作者以扎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对不同阶段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基础、学术渊源、研究主题、基本特征等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作者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受环保运动的影响，美国环境史研究主要关注资源保护运动和自然保护运动，其中“荒野”是重要主题之一。本书将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分为“印第安人与环境”“森林史”“水利史”“荒野史”“人物传记”这五个专题，并依次进行了详细介绍。作者还归纳了这一时期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些特点：首先，就写作范围而言，研究的主要问题都属于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的范畴，以“荒野”研究为最鲜明的特色，而城市及人工环境则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从价值取向上讲，环境史研究具有显著的环境保护主义的道德和政治诉求；最后，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时空特点，时间上更多关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后的历史，空间上最为关注美国西部，其次是新英格兰地区，对美国南部的关注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形势和环境运动的发展变化，美国环境史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城市环境史和全球环境史蓬勃兴起。作者对这些新趋势均做了专题考察。

作者将学术史置于美国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在考察美国环境史的兴起时，作者认为“环保运动对环境史学产生了明显影响。”[④]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主题的选择及其表现出来的“衰败论”倾向和道德伦理诉求，作者结合社会形势进行分析，尤其强调了环保运动的影响，指出环境史学者深受环保人士、环保运动的影响，对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充满忧虑，其价值取向也深受影响。在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时，作者从美国不同地域的自然特征、各地区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分析全球环境史和城市环境史的兴起背景等问题时，作者结合时代背景因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包茂红教授认为，“在研究环境史学史时，必须注意把它放回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中，在流变中做出动态的考察。”[⑤]作者结合社会形势探讨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演变，与包茂红教授的上述提法不谋而合。

本书在梳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状况时，注重突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色。在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时，作者通过比照世界其他地区环境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反证“荒野”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独特地位。[⑥]在论述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时，本书比较了美国和欧洲的环境史研究状况，并以美国《环境史》杂志和欧洲《环境与历史》杂志刊登的相关文章为例，进行定量分析。[⑦]附录一“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凸显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色。在国际环境史领域，欧洲环境史研究与美国环境史研究各具特色，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共时性对比，更能彰显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独特性。

二

环境史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被认为是继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之后第四个新兴的史学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环境史异军突起，实证研究蔚然成风。本书以美国环境史研究为基础，对环境史的界定、环境史与年鉴学派的关系、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环境史的史料选择与使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学界迄今没有对环境史的定义达成共识。包茂红教授指出：“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先贤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⑧]在《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一书中，作者指出美国学者以研究对象来界定环境史存在不足之处，认为“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推动之下在美国率先出现、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新学科”。[⑨]这一定义的特色在于：首先，该界定使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扩展到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其次，该定义明确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是与人及人类社会产生联系的自然，不同于生态学中的自然，从而将环境史与自然史区别开来；再次，该定义将环境史同其他相关学科——历史地理学、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区别开来，因为这些学科同样都以历史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相较于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史的界定，该定义最具创新性之处，是将“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作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突出了环境史研究中“人”的主体性，指出在环境史对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的探讨中，人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构成了人类环境。坚持“人”的主体性是史学研究的要旨，环境史研究亦不例外，“因为是人类创造了历史，甚至包括环境史。不管我们研究的环境史聚集了多少配角，人类（有时实际上是个人）仍是我们研究的焦点。”[⑩]

年鉴学派和环境史均属于“新史学”的范畴，是史学“民主化”序列中的重要一环。[11]本书结合法国环境史研究的滞后及法国学者的相关论述，指出不能将年鉴学派视为环境史研究的先驱，但随着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环境史与年鉴学派在未来可以相互促进，推动历史学不断前进。

随着人们对环境史理解的加深、环境正义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以及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对整个历史研究领域的冲击，环境史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关注重点由荒野和乡村转向城市，从物质层面逐渐转向社会层面，出现了文化转向。所谓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主要是指“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它将自然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加以探讨，并强调将种族、性别、阶级、族裔等作为分析工具引入环境史研究，侧重探讨人类历史上不同人群的自然观念及其与自然的互动关系。”[12]环境史的文化转向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既是对早期环境史研究的补充和修正，又拓宽了环境史研究的视野，满足了更多群体的需求，扩大了环境史的社会影响，带来了环境史研究的繁荣，推动环境史从史学的边缘逐渐向主流靠拢。然而，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弱化了生态分析在环境史中的地位，削弱了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加剧了环境史研究的碎化等。本书对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了深入论述，指出文化转向整体上有利于环境史研究的长远发展。

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环境史是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环境史注重“自然”因素的“能动性”（agency），追求“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 [13]“自然”作为能动因素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决定了环境史的史料选择不能只局限于“关于人类过去的一切信息”，[14]而应拓展到能够反映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生态环境观念的相关文献、遗物、遗迹等。环境史在史料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文书专辟一节论述了美国环境史史料的利用范围、史料的类型等，为研究者搜集美国环境史的相关史料提供了有益线索，并强调史料甄别的重要性。

环境史的发展离不开其自身的理论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一书对环境史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彰显了作者的理论素养和本书的理论价值。

赵万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①]相关著述有：HalRothman, “Conceptualizing the Re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Quarterly, Vol. 54, No. 3(Sep. 2002) , pp. 485~497; Mart A. Stewart, “Environmental History: Profile of a Developing Field,” TheHistory Teacher, Vol. 31, No. 3(May 1998) , pp. 351~368; Sarah T. Phillips,“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ric Foner andLisa Mcgirr, eds. , American History Now(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②]相关研究有:PeterCoates, “ Emerging from the Wilderness (or, from Redwoods to Bananas) : Recent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Americas” , Environmental and History, Vol. 10, No.2( May 2004) , pp. 407~438; Duncan R. Jamieso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hoice,Vol. 32, No. 1(Sep. , 1994) , pp. 49~60.

[③]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本书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④]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第176页。

[⑤]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⑥]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第170页。

[⑦]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第274~275页。

[⑧]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5页。

[⑨]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第32~33页。

[⑩] [英]威廉•贝纳特、彼得•科茨：《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包茂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11]美国环境史学者克罗斯比等人指出了年鉴学派对环境史的推动作用，参见Alfred Crosb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 100, No. 4(Oct., 1995) , pp. 1177~1189.

[12]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第250页。

[13]“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这一说法最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根蟠先生提出，它精炼而又准确地概括了环境史的要义。参见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3页。

[14] [波兰]耶日·托波尔斯基著：《历史学方法论》（张家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