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至今，我的家庭用语都是以英语为主，父母都来自土生华人家庭；祖父祖母使用的语言夹杂着马来语和英语，他们都不懂华语，也不说方言；而我的父母皆受英文教育，彼此只用英语交谈。父亲从政后开始积极学习华语，这有助于他向社会大众传达政治信息。不过，他是成年之后才开始学华语的，因此倍感吃力。

父母让我、妹妹和弟弟三人都接受华文教育，是为了让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认识母语和传统文化。他们对我们可以通过家庭环境掌握英文，而不会在生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有信心。父亲也觉得华校生比英校生待人接物更认真和稳重，并希望我们可以从老师与同学身上学习到一些价值观和处世态度。

三岁时，我进入南洋幼稚园，在那里读了三年后，继续在南洋女子中学念小学。这间学校虽然名为女子中学，却有一个也录取男生的附属小学部（后来它脱离总校成为南洋小学），妹妹和弟弟后来也到这里就读。

从小我便有个年轻的家庭教师梁女士教我华文（后来也教我妹妹和弟弟），—直到我8岁左右。我们同她相处得很好，她也成了我们家庭的朋友，但后来我们失去联络。当我母亲过世时，她同家人一起来吊唁。身坐轮椅的她已经退休多年了。

继梁女士之后，我的家庭教师是位年长的宋先生。他出生于北京，说一口北京腔华语，给人的印象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前辈。他曾是我父亲和已故财政部长韩瑞生先生的华文老师。那时中国已决定以北京的发音作为普通话的基础，也就是标准的华语，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语有很重的南洋口音，父母要我讲的是“正确”的华语。然而，我却没有从宋先生那里学到一口北京腔。现在的教育部确保华文教师都能够说正确的普通话，因此，今天的年轻一代讲的华语，比我那个年代的人讲的标准得多。

小时候，我家里有几位讲广东话的“妈姐”女佣，我们兄、弟、妹三人受她们影响，也学会了一些广东话，但我们之间却讲英语和标准华语。我们跟母亲讲英语，跟父亲则讲华语，因为父亲也要找机会练习华语，我们直到少年后期才跟父亲转用英语沟通。

在南洋女中附小时，所有学生都只说华语。我大概是唯一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学生。在南洋幼稚园所学的华语，让我毫无困难地同其他学生打成一片。在记忆中，唯一的困难是在小学一年级的头几个测验中，有一题要学生写出父母的姓氏。我知道母亲姓柯，却不知道怎么写，结果写成李。我的同学几乎完全不懂英文。那年头，小一英文课本没有文字，只有图画，老师通过描述图画的内容来教导学生词汇。

在南小毕业后，父母安排我报名进入当时位于奎因街的公教中学。他们选择公教，因为它是以卓越双语教育见称。公教虽是一所华文源流学校，却有一些印度族教师，他们教导英文，也用英文教导其他科目如数学和物理，尤其是在较高的年级。在考试时，我们可以选用华文或英文作答。学生都来自讲华语家庭，也只用华语交谈，同南洋女子中学的情形一样。

因此，我在15年的时间里身处一个完全讲华语的环境，直到高中毕业。华文对我不是问题。我认为我完全能够掌握双语。在班上，我的华文成绩并非最好，但在这个科目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困难。尽管在中学读的是文言文，必须学习和熟背许多至今还喜爱的名作，我还是考得不错的分数。我在全国中四考试中（相等于今天的O水准）华文科取得C4--没有我期望的好，但也算过得去。当时的华文考试和今天的O水准普通华文(CL)甚至高级华文(HCL)考试完全不同，华文是第一语文，包括一大部分的中华文学，水平相等于今天O水准的英文。

升上了较高的年级时，我逐渐发现我的华文表达能力不及英文强。有一回，我在伦理课进行讨论时站起来谈我的看法，却找不到适当的华文词汇，只能用英文的“personal style”，老师在思索后把它译成“风格”。

就这样，我发觉我是用英文思考，然后在脑子里把想法翻译成华文。在高中毕业证书会考(Chinese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简称HSC，相等于今天的A水准考试)中有一个“理解与写作”(General Paper)试我努力准备，也加紧补习，却只考到C6--刚好及格(credit pass)的等级。

在读华校时，我参加了全国性的华文考试，也同时参加了同等的全国性英文考试。在公教读高一那一年，我以私人考生身份参加了剑桥学校文凭考试(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s)；也在国家初级学院就读时的额外一年里参加了英文的高中毕业证书考试。当时，有相当多的华校生参加这项考试，他们知道要找到好工作，单靠华文是不行的，还需要掌握英文，考取英文学术资格。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越来越偏向以英文为基础，教育制度也处在一种从多种源流转为以英文为全国教学媒介的过程中，这是我那一年代的华校生适应一个重大社会和政策改变的真实体验。

从公教毕业后，我在国家初级学院多待了一年，准备参加英文源流的高中毕业证书考试，部分原因是为了修读将来可能会很有用的科目，尤其是经济学。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我比同届学生小一岁，我比他们早一年入学，还没有达到国民服役的年龄。一年后，我就可以入伍然后进入大学。我必须这样按规矩行事，因为国民服役制度当时还相当新，我如果先进大学，就会引起别人怀疑：我是否会去服役。我必须以身作则，清楚地表示每个人都得服兵役，没有人可以豁免，即使这个人的父亲是总理。

在国家初级学院时，我报读华文为主修科目(principal level)。我对“理解与写作”试卷的C6成绩不满意，想进一步提升我的华文，尽管我不需要更好的华文等级，因这对我申请大学或奖学金不会有任何障碍。然而，在华校待了那么多年，我想多了解华文和华文文学。我心里想，在国家初级学院的额外一年，会让我有时间和精力这么做。

但我书面的表达能力依然不足，我的华文作文分数普普通通。数月后，老师告诉我：“你的文章杂乱无章，也写得不好。”我对老师的评语感到意外，因为我的“理解与写作”的英文作文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告诉老师，只要把使用在英文作文中的技巧转移到华文里，我应该可以把问题纠正过来。但这并不容易。我虽然在华校（包括幼稚园）学习了15年，我的主导语言却是英文而不是华文。讲华语和阅读华文，对我来说是游刃有余，但当我尝试用华文思考和书写时，结果却往往词不达意。我的思路没有那么自然流畅，从英文转变成华文的思维方式也不完全贴切。用英文表达感觉很自然，转用华文时却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我发现尽管我很用功，也愿意付出额外努力，却还是不能突破某个极限。我最终放弃了这个科目。

家庭环境让我学习英文更易上手，这是我孩提时从父母那里学习的第一种语文。我也连续有好几个英文家庭教师，其中一位是我的姨丈Earnest Lau。他是英华中学的教师，负责教导英文及“理解与写作”，后来成为该校校长。姨丈是个杰出的教师，他每个星期都会和我研究一段文章、练习回答理解问题或讨论我的作文。他也要我练习长文缩短，用不超过一定数目的文字概括内容，力求一字不多。他用这个方法培养我精确口简洁的写作方式，帮助我在中四和高中会考中取得好成绩。这些使用语言的技巧对我日后的工作帮助很大，因为我时常需要草拟公文或把信件、声明修饰得简单明了，让每一个字发挥最好的效果。

我的家庭教师也有来自英国自愿服务的人员(British Volunteer Service Officers)。他们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男女，在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赞助下来新加坡学校执教一两年。他们让我阅读书本或文章，然后再进行讨论，让我的英语更流利并增加我的词汇。

我在求学时如饥似渴地阅读，我看英文和中文报章，阅读从国家图书馆借来的书本。我母亲每两个星期就带我和妹妹、弟弟到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让我们也培养了同她一样热爱阅读的习惯。在华文方面，我阅读鲁迅和巴金等作家的现代小说，以及古典著作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这些著作影响了不同时代的读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看的英文书比中文书多，我和妹妹、弟弟从图书馆借来的通常是英文书本。部分原因是图书馆有较多各式各样题材，尤其是我们有兴趣的科学和数学的英文书籍和杂志，但也因为英文已经逐渐成为我们的主导用语。

六岁时，我也有一位教我马来文的家庭教师阿敏(Amin bin Shafawi)，他当时在直落布兰雅的一所马来学校(Kampung Jagoh Malay School)任教，直到现在他仍是红毛桥的基层领袖。马来文很容易学，它的拼写规则很有逻辑和一致性。事实上，我学会拼写和书写马来文还在英文之前。谁也没想到，我当初竟有这样一个练习马来文的机会：我每隔10天帮助讲广东话的厨师准备买菜账目交给母亲。她会说明每一样东西的价格，我就帮她写上东西的名称。她用广东话告诉我，我则用马来文写下来。

我也参加了阿敏老师在学校负责的童军“幼狼团”(Wolf Cub pack)，把我的马来文派上用场。星期天早上，我同他们在一起进行童子军活动，并用马来语和他们沟通。

由于这些初期的训练，我的马来文发音相当准确。我修读马来文直到中四，并把它作为文凭考试的一个科目。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竟没有考到积分(credit)，只考获E8，只比不及格的F9高一等级，勉强过关。我觉得自己考得不错，我于是通过正常的程序提出上诉，要求重新评卷，但是上诉不得直，考官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我在约14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俄文，那时父亲认为学习俄文会有用处。当年，苏联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上突飞猛进，它在1957年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侶号”(Sputnik)，在太空竞赛中取得领先地位。如果我修读科学或数学，就不需要依靠翻译，直接阅读俄文的研究报告和书本。

我们找到了在南洋大学教导政治学的维特·菲莎(Victor Fic)教授。他是加拿大公民，但原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人。他虽然学会了俄文，俄文却不是他的母语。我们使用由一名俄罗斯妇女尼娜·波特波娃(Nina Potapova)编写、共两册的英文一俄文课本。我学会了俄文字母、发音和远比英文复杂的文法。后来，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俄文教师，包括一些在南大学习华文的年轻俄罗斯人。由于苏联和中国的双方关系在1961年破裂，他们不能到中国学习华文。苏联政府便派他们到新加坡来学习华文，他们受训后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俄文是他们的母语，他们让我在从维特·菲莎教授那儿学来的俄文的基础上，进步到可以用俄语交谈。

我对俄文的掌握变得相当熟练，在O水准考试中，俄文还考获特优(distinction)，我是唯一在0水准报考俄文的新加坡学生。考试包括一个口试的部分，教育部需要特别寻找一位合格的考官主持口试。他们找到了一位能够说俄文的英国人雷当博士(Dr. Ray Tongue)。他被派来新加坡担任英国文化协会的语言官，后来被调派到师资训练学院担任英文讲师。口试快结束时，他用俄文问我最后一个问题：“你用什么语文思考？”我老实地回答（也用俄文）：“英文。”

可惜的是，我在往后的日子找不到使用俄文的机会。我没有在科学或数学领域发展，而实际上，过去数十年来国际顶尖的科学和数学论文都是以英文发表。原是两个超级强国之一的苏联在1991年崩溃和分裂，除了在原属苏联的一些国家内，俄文、俄语并没有在俄罗斯以外广泛使用。我只有一次认真使用俄文的机会。1972年夏天，在当时新加坡驻莫斯科大使拉曼(P.S．Raman) 的陪同下，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度假2个星期。俄文在那个环境里活了起来，我对它的掌握也足以同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谈。在假期结束前，我甚至能够在午餐上，用俄语发表即席的简短答谢词，没用稿子。拉曼大使被派驻莫斯科后也在学习俄文。他告诉我，当我以俄语同俄罗斯人交谈时，俄罗斯人突然变得不那么拘谨和轻松起来，这是他前所未见的。他也因此下决心加倍努力学好俄文。

我对投入学习俄文的心血并不感到后悔。在一个英文日益成为通用语的世界，学习其他语言，并了解其他国家的人如何看待问题，看待自己，看待这个世界，是很有好处的。例如，讲英语国家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俄罗斯人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这是因为他们的伤亡人数和蒙受的苦难比其他任何参战国都巨大，而德国其实是被苏联而不是美国或英国打败的。这是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在大战结束超过半个世纪后才开始承认的事实。

我今天驾驭各种语言的能力又如何呢？

英语是我的工作用语，也是我的主导语言。其实一向如此，于今更甚。

我通晓华文，可以用华语和华文流利地与人沟通和阅读。这对我是-大助力。它帮助我和受华文教育及使用方言的新加坡人建立融洽的关系，不只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也因为我们能够互相认同，而我也更能体会他们的观点和忧虑。这对政治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基层，讲华语和方言的华人还是多过讲英语的华人。不过，情况正逐年改变。

在外交上，当我同中国政界人士会面时，华文也就管用了。我在正式的会议上使用英语，通过通译员和对方沟通。因为英文是我们的工作用语，我如果用华文，就会让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我们应该清楚地表示我们是新加坡人，不是他们的一部分。但我会细心聆听翻译，并在必要时纠正通译员的翻译，或用不同的字眼重复我的意思。至于非正式的交谈，比如在用餐时，我可以不需要通译员就直接同这些人士沟通。双方都会更自在，更自然地交流，就大、小课题交换意见。更融洽的关系也让我们对彼此有更好的了解。

在新加坡，我不时有机会用华语演讲。我可以讲得相当流利，虽然重要的演讲需要充分的准备，例如国庆群众大会上的华语演讲。我先拟好一份英文大纲，由我的新闻秘书陈怀亮按大意把它翻译成华文。行得通的英文表述方式，直译成华文未必行得通。其实，一份好的华文演讲稿绝不会是英文原文的直译。我们反复地研究华文大纲、朗读和讨论内容并加强其流畅性、呈现方式和说服力。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了几回之后甚至更改重点，以便使华语演讲更贴近讲华语的新加坡人所关注的民生课题。他们比较关心的是直接影响他们实际生活的问题，而不是抽象迂阔的经济理论或政治问题。有了适用的大纲后，我会练习演讲数次，并不断做出必要修饰，直到我们满意为止。有了足够的准备，我只需要概括约四—分之三内容的稿子，其他的则在演讲时自行补充。这会比直接从完整的稿子上一字不差地念出来更自然和有效。

学习语文不进则退，我于是尽力保持华语的流利。我每天阅读《联合早报》，看华文电视节目，包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频道的节目。我有时也看华文书。随着中国的崛起，市面上出现更多华文书本，它们的制作也比以前精致多了。我也浏览中文的网站，比如百度、博客和媒体网站。每个月一至两次，我会从几个华文导师中轮流选一个，进行一个小时的练习。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导师，而是可以同我进行认真交谈，讨论时事课题或任何热门话题的伙伴，帮助我保持华语的流畅能力。

除了实际的价值外，华文教育是造就了今天的我的关键因素。它塑造了我的态度和个性及我对社会和世界的观点。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还提供了一整套的文化参照系统。因此，我不是沉浸在一个语言的环境，也是沉浸在一个文化的氛围中。那些典故、历史和文学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了解中国人如何思考和看待自己。当我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如果我对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认识不足，就很难了解一些景观和文物的意义，我的收获自然就少了，也不能跟当地人一样对景物产生共鸣，或理解他们的自豪和认同感。

比如，在访问湖北省时，我到了赤壁。它是三国时代长江上一场著名水上战役的战场，赤壁之战也是近年一部战争电影《赤壁》的主题。这个地方不仅让人联想起这场史上闻名的战役，还有数百年来同它相关的诗词和文章，其中有一些是我读过和喜爱的。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浩瀚的长江。当年曹操大军结集的地方就在对岸，不过现在景物已变，我们只能遥想当年。若不是沿江悬壁上刻有赤红的“赤壁”二字，游人未必知道这就是那场战役的所在地。我注意到陪同我的中国官员，尤其是非来自湖北的官员，无不争取时间跟这两个大字合影。对他们而言，这几乎就像朝圣一样，而不是因为看了那部电影。当时，我也感受到一丝兴奋和敬畏。这一趟访问之后，我把《三国演义》有关赤壁之战的章节重温了一遍。

对我来说，这种共鸣来自性格形成时期的长期浸濡。今天的学生身处一个不同的环境一学校的教学媒介语是英语，华文只是众多科目之一。他们生活在主要是讲英语的环境，必须尽最大努力掌握作为第一语文的英文。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还是可以在第二语文的水平上掌握好华文。我们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华文学校，当时的学生可以熟练地驾驭华文，英文程度却远比现在的华文第二语文差。然而，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高级华文、特选学校和双文化课程等计划，培养一批核心华文精英。他们可以保持华文在社会上的活力，负起传承华文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工作。

我的马来文还算不错，我每天阅读《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也可以用马来话沟通，比如在接见选民时向前来求助的居民了解情况，但发表演讲就比较费劲。我不能像讲英语或华语一样，在没有讲稿或只有大纲的情况下自由发挥。如果事先用准备好的稿子反复练习，我就能讲得很好。难处在于把它变得口语化，以免过度生硬和文绉绉。

我跟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打交道时，马来文对我帮助很大。印尼语是不同的语言，但它同马来语的共通处足以让我了解大部分的意思。多数马印两国领导人相当习惯讲英语，但在闲聊时加上几句印尼语或马来语，可以缓和气氛，让大家放轻松。对其他较低层的马印两国官员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他们多数只能说基本的英语。比如，印度尼西亚在2004年圣诞节次日发生大海啸后，我到亚齐的灾区视察。灾区的印尼指挥官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用印尼语向我汇报灾情。我听得懂这名上校所说的80%印尼语，如果他用的是英语，或通过翻译，我就比较难确切地感觉到他的语气、紧迫感和对灾场的生动描述。

至于俄文，我已把大部分所学还给老师。我有近40年没有使用俄语今天，当我同讲俄语的访客会面时，还可以感受到句子的节奏和记得一些零星的字眼，但我已失去听和讲俄语的能力了。

我学习四种语言的经验，让我得出一些结论。首先，什么是我们最能驾驭的主导语言，它在人生的很早阶段便已经构成了。它不一定是你投入最多精力的语言，而是你用来思考的语言。其次，学习和相当好地掌握第二甚至第三种语言是可能的，但水平却不能同第一语言相提并论。第三，各人的语言能力不同，视资质、环境和兴趣而定。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学习语言和大力帮助他们，但我们不能强逼每个学生都能掌握好。最后，语言是不用就会失去的。

每个孩子的语言能力不同，我们不可能要求同样好的表现。重要的是激发和维持兴趣，让每个孩子各尽所能，那么即使孩子的语言能力只能达到某个程度，但当有一天余烬重燃时，兴趣也会再度激发。这应该是学校语言教育的目标。

（编辑自“少年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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