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超越政治的问题，因为生活成本成了每个澳大利亚家庭的巨大压力，而住房负担能力位列生活压力之首。

显然，解决这个危机并没有单一的解决办法，这需要一系列措施来恢复住房市场的平衡、和提高住房市场可进入性和住房的可负担性。

实现这种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找到办法让房子更负担得起，我们也深知，许多人指望在退休后以房养老。

在这场辩论中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将“住房负担能力”准确定义。对房屋可负担力危机最普遍的看法是，首次购房者几乎无法筹得独栋屋或公寓的首付。

对此，有一些建议或许颇有价值，并且值得进一步探讨，包括增加房屋供应、限制负扣税、提供购房债券、开发新的交通解决方案，以及更加注重权力下放。但是，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想要实现的目标。

例如，如果增加住房供给只是建造更多的高层公寓，那么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家庭生活的质量和社区的氛围。对许多澳洲家庭来说，一套公寓并不能带来家的氛围。

为什么住房负担能力很关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年轻人需要有地方住。同时他们还希望保障合理的生活质量，那么房贷最好不要超过可支配收入的50%。高额的房贷带给家庭的压力甚至可能导致家庭破裂，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问题。

各级政府有责任再次关注于支持家庭，而解决住房可负担力就是重中之重。

围绕住房负担能力危机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年轻家庭经常被迫进入短期住宅租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断搬家和生活的不稳定。儿童因此频繁转学，影响小伙伴的友谊关系。对此，我们应考虑制订政策，鼓励提供不少于十年的长期租约。在欧洲，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即买房不是必要的，但居住的稳定性却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我们在可负担性方面面临的挑战不会在短期内立即解决，但这将使我们能够在安排和规划家庭生活方面尽可能地考虑到稳定和安全。

最近我的同仁联邦议员John Alexander再次提出改变负扣税政策的好处。如果我们打算让那些寻求住房的人更容易购得住房，也许可以向投资者限制负扣税，而同时允许首次购房者享受负扣税带来的福利。生命中最需要税务优惠的阶段，便是开始起家、首次置业、勤奋养家的时候。

增加住房供应的一个障碍是，有时即使土地已被重新规划，业主仍然不会发展该物业。今后，联邦政府将有可能对重新规划后两年或两年以上还没有提交开发申请的土地，考虑征收土地税的空间。

我们也可能寻求一个有效方式，让老年人从有多间空余卧室的大房子里面搬出来，搬到小一点的地方住。有证据显示，很多空巢老人依然住在深宅大院，导致悉尼有数以万计的空置卧室。也许政府应该考虑豁免65岁以上购房者的印花税，激励他们搬到符合实际需求的小型住宅。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用养老金为首次购房者提供低息贷款。如果澳大利亚的养老金总额的百分之一由联邦政府发债担保提供低息住房贷款，那么首次购房者在房地产市场竞争的能力将大大提高。

这样的辩论无疑还将继续下去，这些建议需要反复权衡，并在详细讨论之前仔细研究。 在支持家庭方面，我们需要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 在寻求解决方案时，要始终坚持平衡原则，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破坏。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初心，那就是让初涉社会的年轻人买得起房子，并且保证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因为买房受到重创。

Damien Tudehope，新南威尔士州议员

1979年起从事律师工作。2011年4月至2014年5月，任前新州议员、新州司法部长 Greg Smith办公室的总务主管。2015年3月当选为州议员，代表Epping选区 。Epping的选区包括以下地区：Epping、Cheltenham、Beecroft、Cherrybrook，还有 West Pennant Hills和Castle Hill的一些部分。从2015年8月起，Damien Tudehope 议员正式成为 Domain中文版《澳房汇》微大展的特约专栏作者。如有特定的问题和话题希望请教Damien，请发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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