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社区的咖啡店，有一个特征：你会遇到很多常客。而这些常客的出现，就像一些意识流作家描述的一样，比如“那个总是不肯摘下墨镜的客人每个星期六都会点一杯加三勺糖的卡布奇诺，那个走路很慢的老人总是先绕到糕点柜台前看一眼咖喱蛋三明治在不在，然后再很慢地走到柜台前要一个，而那位矮小的亚洲女士的语气则一如既往地刻薄，’猪肉卷，一点点肥肉也不要，如果发现肥肉，我就拿来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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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店，我爱咖啡店。在上海时，我和咖啡店最大的交集，便是抱着笔记本去码字的时刻。它对我来说是暂时逃离生活的出口——谁曾想到，在南半球，我在咖啡店又回到了生活本身。我没有任何咖啡经验，老板娘决定聘用我，仅仅因为我英语能力不错，“咖啡可以学，招待客人的本事可不是那么好学的”，她说。
傅真曾经在文章里说，咖啡店是无用的场所，人们在咖啡店里的交集或许本身就没有意义。我认同这种说法。国内的咖啡店尚且还与小资、“网红地标”挂钩，人们去那里谈生意、会友，工业风、厂房风、暗黑风，概念推陈出新，力争成为朋友圈里最酷的那一家。而我所工作的这一家咖啡店相比之下就无趣得多了：开店十年，装修不忍细看，常客为上了年纪的澳人大爷大妈。他们自然是不在乎噱头的，一杯价格为三块五的Flat White足矣。他们希望你永远记得他们要什么温度、几勺糖、牛奶是否脱脂，却总也记不住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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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咖啡店是我在珀斯的第二份工作。第一份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街头慈善募捐, 开始以为是NGO性质的工作，到头来发现劝说路人为XX项目筹款的款项多数是进了自己的工资，有种“变相乞讨”的感觉。呵，资本家游戏。虽然工资挺不错，还是辞职了（辞职的第二个原因是需要在大太阳底下劝别人捐款，对皮肤实在太伤了，宁为肤全）。这种慈善募捐的工作人员构成大概80%为背包客，六个月的雇佣限制，来来去去，谁也不欠谁。
投递这家咖啡店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无非离家近。在没有车举步维艰的珀斯，它离家近20分钟的步程已经足够让人满意。虽说是咖啡店，店内还售卖各种炸物小食，五花八门，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印度Samosa，越南春卷，马来咖喱炸饺，油炸版港式小点心……亚洲食物不假，但全用澳式煎炸、酱料包裹，一口下去，只听脂肪滋滋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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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不是幸存者偏差，即饮食健康的人都不会来我们店消费，我总觉得澳人在饮食上口味奇重：咖啡像不要命地加糖，每天听到最多的问题是“还有更多酱料吗”。而“无糖可乐”，更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我安慰。一段和客人之间的对话至今记忆犹新：
“你好，我要一听可乐，谢谢。”
（没听清）“你是说无糖的吗？”
“哦天哪，你看我像是要喝无糖可乐的人吗？我看上去有那么胖？”
“……好的，您的可乐。”
看看，澳人的逻辑，无糖可乐是给胖人减肥用的。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具自我欺骗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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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上有个热门标签叫“First World Problems”，顾名思义，第一世界人才有的烦恼（Compared to third world problems, First World Problems don’t mean shit）——煮菜的时候要选大蒜，还是新出的这款大蒜油呢？；这杯咖啡我明明要了2 shots, 怎么才给我1 shot呢？；网速居然降到了一兆以下，让我怎么活？诸如此类。它们无聊、琐碎、简单得让人想翻白眼，而笑过之后又泛起一些心酸：果然是从小被富足物资宠坏的人，区区这点屁事，都能称之为烦恼。（题外话，我贡献一个Third World Habit吧：上厕所习惯带纸）
在这家咖啡店工作的日子，我充分体会到什么第一世界人民的“娇生惯养”：“这薯条是给人吃的吗？都冷成这样了”——明明还是温的；“地很滑，来往路人会摔跤！”——我忙跑出去看，原来是地上洒了零星几点水（只要客人在你们店的管辖区域内摔倒，店主将被罚款天价赔偿费）。有时看到澳人对着一些分明还过得去的食物惊声抱怨“这还是人吃的/用的吗！”我竟生出些许羡慕的情绪：他们的人生，一定是被粉红泡泡包裹起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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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全民吹毛求疵的结果，便是一个个越来越不敢怠慢卫生、温度、洁净度的环境。下有高标准的客人，上自然更有严厉到变态的监管部门。若是一个不小心没通过卫生抽查（他们随机、不定时前来考察店家的厨房卫生情况），商家要交的罚金也足够白做两天生意的。在一次被罚八百澳钞之后，老板娘幽幽地说，“我们已经很注意了，每天清扫啊，还是被他们抓到墙角脏……你不知道啊，刚结婚的时候David是一个卫生习惯多差的人，吃饭要漏一桌子米饭的，现在硬生生给逼得对卫生有要求了！”她又叹了口气，好像在自我安慰，“算了算了，八百块买个生活习惯越来越干净的David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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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是位越南人，二十年前拿着学生签赴澳读书，后来终于……嫁了个已有身份的越南老实男人——也就是现在的老板，David.咖啡店旁的餐饮店则主打健康和清淡，仿佛什么都和这家越南咖啡店反着来，顾客觉得炸物油腻，便挪两步去旁边吃。不过你大概想不到的是，钱最终还是落入了越南人的口袋：餐饮店老板，是咖啡店老板娘的叔叔。若你再往前走一段，会看到一家超市，老板则是餐饮店老板的儿子……勤奋能吃苦的越南人几乎承包了这一整个社区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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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是个移民城市，除了因地理位置而吸引的大量马来西亚移民，越南人更是这里亚洲老一代移民的主力军。据说三四十年前，许多越南人以越战难民的身份漂洋过海来到澳洲，累积了一定资本的老移民开餐馆、开农场，再一个个把亲戚接来，亲属则被安排在手下做经理，累积了一定资本后再去开餐馆，逐渐形成一条生意链。老板娘的叔叔则是那个“上岸”的人，随后在此安家生子，亲戚间互相帮衬，终于在这里立下根基。他们就像生命力顽强的蒲公英，飘来一朵，之后呼啦啦全随风飘来。就连他们后厨的帮工，都是亲人介绍来的越南阿姨，一个养育了六个孩子，一周七天，全年无休；另一个只在双休日工作两天，其余五天则在其它面包店做工。我有时不解，既然已经拿到了身份，为何还是苦苦奔波于生计，拼命赚钱呢？他们已然能够享受和其他澳人一样的福利，为什么看上去还是有一种被生活压迫着的疲惫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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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不累吗？我是说，难道就没有某个时刻，因为早上想多睡五分钟，萌生出不做生意的念头了吗？”某次洗菜间隙，我问David。
“我有五个兄弟，全部做生意，一个兄弟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准备摊位，其它几个最晚也是四点半，我在我们兄弟里，已经是最懒的了。”老板的话并不多，只会默默做事，我对他的印象是稳重。
在这样的勤奋生计下，这对越南夫妇养育了三个孩子，并全送入私立学校。放假的时候，还会把双胞胎儿子带到店里，我注意到，他们之间用英语对话。
“你和你的孩子怎么不用越南话交流呀？”我知道我很多管闲事，但是手里的洋葱实在是切不完，必须得说点儿什么来打破这充盈着洋葱味的空间。
“他们听得懂，只是不愿意讲，我也就随了他们。不过，双休日倒是让他们去上语言学校了。”老板娘手上动作也没停，不过她比我麻利多了。
作为在澳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越南人，老板娘既有西方父母对孩子尊重而又无可奈何的那一套，也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亚洲人的保守。澳洲近日的爆炸新闻是将取消新生儿档案上的“性别”一栏，意欲让每个人从出生起就不受“传统性别定论”，有性别意识后再统一登记。“我真的很不喜欢这条规则，”老板娘向我大吐苦水，“我的女儿最近大概是被影响了，吵着要剪男生头，居然还声称自己喜欢女孩，”她手上的动作依然没停，“我的意思是，我试着尊重她，但我们毕竟是传统人家，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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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咖啡店工作的期间，我去了一次越南，并被那里的低物价彻底折服。澳洲和越南，时薪水平几乎是世界范围内的两个极端。听住在那里的朋友说，服务生一个月的工资在300美元上下。回来告诉老板娘，她瞪大眼睛说：怎么可能！现在怎么会这么高！300美元！我不敢相信！
我对她的惊讶表示惊讶，我知道越南人民工资水平不高，但怎么会低到连300美元都会让人惊叹“太高了”的地步呢？我忽然有点理解即使拿着高工资、能够享受澳洲福利、但却仍勤于生计的越南移民了。或许对他们来说，经历过一个极端之后，才会异常珍惜另一个极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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