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国的任何问题，人们都习惯于从体制上找原因。而屠呦呦在文革时期研究成就获得诺奖，给了人们认真思考的机会，科学素养的普遍缺失，才是中国科学发现真正的障碍所在。

过去曾有过很多华人获得科学类诺奖，但他们一般是属于非中国籍，只有李远哲生长在台湾，而大陆则无一人获奖。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其他国家学习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另外也有如莫言等获得非科学类的诺奖，但这类诺奖地位和名声远不如科学类的诺奖高。因此，屠呦呦此次获奖可以说对中国来说是突破性的，它无疑具有众多获奖本身之外的意义和价值。

此次开创性的获奖，做个不一定完全洽当的比喻，类似于荣国团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对中国人信心的支撑。在荣国团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前，中国人身上背负的是“东亚病夫”的恶名。但从此之后，尽管经历了很多波折，中国的体育事业持续上升，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今天作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的地位是无人质疑的。在过去很长时间，每年到了诺奖季节，中国人的神经都会经受一次强烈的刺激和煎熬。“中国人何时能得诺奖？”的追问几乎成了一个魔咒般缠绕的痛苦问题。非中国籍华人的获奖在带给“中国人”一定荣耀的同时，带来更多的却是“钱学森之问”的折磨。非科学类的和平奖更是对中国的莫大讽刺而根本就不被接受。即使莫言所获的文学奖，也并非让中国完全接受。而今屠呦呦在公认是公正和客观的科学类奖项上获得诺奖，有一扫中国人在此问题上心头阴霾的作用，并且使中国人从此具有了获得诺奖的信心支撑。此后，再得更多奖项就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了。如同在今天体育赛事上，中国人对成堆地拿世界冠军已经没太多感觉了，未来中国人对诺奖的感觉强烈程度会随着获奖数量的增多而减少。

只有当中国真正拿到一次科学类的诺奖后，再来讨论钱学森之问时可能底气就会更足一些，并且会更加平心静气。在中国成功实现诺奖上零的突破之后，再来谈为什么中国获得的诺奖级别的科学成就不多的问题，寻找原因也会更加客观一些。

在过去，人们一提到这种问题时，往往马上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问题。如果在经济发展、房地产等领域一上来就习惯性找体制原因的话，事情可能还稍微靠点谱。但如果对于科技创新问题，其原因这么容易找到的话，事情可能早就解决了。一个人们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细节是：屠呦呦所获奖的青蒿素的发现，起因于20世纪60年代末东南亚疟疾的横行，在中国政府推动下成立了解决此问题的523项目组，屠呦呦是该项目组的组长。此项目1969年初启动，至1971年10月4日成功提取出青蒿素。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正是现在最受中国人诟病，被认为是中国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大灾难的文革时期。是不是太出乎意外了？如果要找体制的原因，难道说屠呦呦的获奖证明了文革有利于科技创新吗？我们当然不会得出这个结论。但要从体制上说事儿的话，当时的体制真不能说是对科学研究多么大的有利因素。反过来说，在今天单纯去找体制的原因同样有隔靴搔痒般不着边际之感。

屠呦呦至今不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而那么多院士却没有得奖。如果屠呦呦所作的研究成果是几年前做出，她没有获得院士资格不算什么。但她所作出的成就是44年前的事情，这就不能不让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科学界对科学的评价标准，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以至整个国际科学界之间是有显著差异的。我们并不想说获得诺奖的都一定要是科学院的院士，尤其当所获成果较快获奖时更是如此，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体现出这种差异，对中国科学和人类事业做出公认伟大贡献的袁隆平等长期不能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格，都一再体现出了这种偏差，问题何在？这才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人深思的问题。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制问题”等可以解释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如果中国对科学认知标准出现重大偏差的话，就会误导人们努力的方向，问题就不是评选院士是否公平合理的事情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就如同体育有其自身的规律一样。如果我们不按这种科学内在的规律去行事，就不能获得最有效的科学成就。不可否认，中国整个教育界和科学界几乎天天在讲科学，但对“什么是科学？”这个根本问题，以及“科学内在的精神和规律是什么？”等最基本的问题认识是存在严重缺陷的。这种缺陷甚至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们、以及中国科技部等相关政府机关中都严重存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本所在。屠呦呦的获奖只是证明了，只要人们按照科学的规律去做事，无论体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是什么，都会获得相应的成就。如果人们从体制、经费、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一些个人的私心、保守习惯等等方面去找原因，或许都能找到似乎存在的阻碍要素，但事实上，一切不良习惯的普遍存在只是因为你没有建立良好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去批评不良习惯是没用的，你必须告诉人们良好的习惯是什么，并能够用良好的习惯去充实人们的行为。

我们仅从一些案例来简单谈下近代科学的素养问题。近代科学是以在古希腊科学数学和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实验和测量而形成的。因此，数学和测量思维是近代科学素养两大最重要的基础。有人做过统计，科学类的诺奖有一半是德裔获得的，原因何在？如果我们能了解到德国人在厨房里是如何做饭的，就知道原因何在了。他们在厨房里有大量的天平和量筒，锅和杯子上大都有测量水容积的刻度线。他们的厨房俨然实验室一般。他们的科学素养已经如此地深入到厨房，也就知道他们科学家的科学素养有多么普遍了。科学研究之所以能突破大量前人的认识，是因为科学的这两大工具所具有的强大威力。

通过数学的推理，科学家们往往推导出自己都无法接受，甚至终身难以接受的结论，但却不得不正视。如普朗克对自己提出的量子概念长期后悔不已，爱因斯坦终身都无法接受自己做出重大贡献的量子理论呈现的概率特性。

科学的测量和实验也往往获得意外的结果，并成为重大创新和重大发现的契机。严格以测量结果为依据得出结论，而不是受自己的立场和喜好影响，是科学能够不断突破的关键。德裔美籍科学家彭齐亚斯在还是一个雷达工程师的时侯，当他在把雷达天线朝向天空进行维护时，意外发现存在一个很微弱的微波背景噪声，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大概齐”“差不多地”处理一下，以为只是有什么干扰等就放过去了。但他非常仔细地检查过整个雷达设备，甚至清除掉有可能成为“电介质”的雷达天线上散落的鸟粪之后，认定的确接收到了一个空间的信号。后来得知宇宙大爆炸理论后，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证明这一理论关键性的微波背景辐射的信号。经过长达一年的仔细测量后，获得了较宽波段的3.5K微波背景辐射测量结果。他因与威尔逊一起证明宇宙大爆炸理论分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获奖的还有苏联科学家卡皮查（Pyotr L.Kapitsa,1894-1984））。的确有很多人因错失极为微弱的测量信号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如脉冲星周期自转信号的发现，曾有人收到过相应的信号，但却只是认为属于意外干扰而放过，因此而后悔不已。

欧美因为长期伴随科学成长而在其科学界普遍具有深厚的科学素养。这种科学素养是作为一种潜意识、潜规则和文化要素存在，并不是显在地体现在已经发展成熟的科学知识中。因此，即使科学常识和科学知识接受得再多，如果没有专门接受科学素养的培育，也将无法发挥出科学巨大的发现能力和创造能力。中国人的确普遍缺少科学素养，这种缺乏并不仅仅广泛存在于民间，在科学界，甚至最顶尖的科学院院士中也广泛存在。因此，深入地研究科学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并且进行科学素养的广泛培养，才是解决中国科学界发现能力，以及科技和产业界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

本文来源于：经管之家（人大经济论坛），作者：汪涛，北京邮电大学硕士，曾任中兴通讯国际市场副总裁，现任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投资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