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再次将中小学减负问题推向舆论的高潮。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时称，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文件。

但恰如古诗云：“一山放过一山拦”。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

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大力呼吁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并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扎实推进减负。

是否应该减负引争议

但这一“减负”福利，也渐渐衍生出一些问题。

近期一篇名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火爆朋友圈，并引发了众多家长和网友的关注和热议。那么“减负”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三点半放学”成难题

比如接送孩子便成了河北家长姜雯（化名）的一大难题。作为双职工家庭，姜雯最初只能每天下午3点半偷偷溜出单位赶去学校接上二年级的孩子，然后把孩子带到单位。

“但这样影响不太好，既影响同事工作，也影响自己工作。”现在，姜雯则把在老家的婆婆接到了家里，负责孩子的接送。

尤其让北京妈妈马阳（化名）担心的是，很多校外托管、培训机构收费高但并不靠谱，“因为班上都是混托，不同孩子在一起矛盾多，而且托管班教师的水平没学校教师好，有时会给孩子一些误导，不放心。”

 下午提前放学，学生本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由于没有家长的陪伴，要么被交给校外托管机构，要么由爷爷奶奶照看，也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这会引发社会办学机构乱收费、恶性竞争等情况，会造成老年人无法安享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让家长无法安心工作，让孩子安全无法保证、课外负担陡增等，这是关乎人民幸福的大问题。

“3点半之前，是孩子在校学习时间，责任在学校；3点半之后，是孩子在家生活的时间，责任在家长。由于分工、作息时间的不匹配，家长没有办法接孩子，造成了很大困扰，带来了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中的困难。”

不是不想减，而是不敢减

都知道孩子间的竞争压力大，负担重。减负原本是好事，但是，为什么还有不少人提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 呢？

事实上，不是家长不想减负，而是不敢减。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近年来，我国在抓学生减负时，主要紧盯学校教育，要求学校减少作业，严禁学校补课。来自学校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但校外的负担却迅速增加，很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去校外培训班。

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不少家庭，悄悄把“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主战场转向课外时间。

一些课辅机构超纲教学、以竞赛转换招生资源的做法，严重扰乱了教育教学秩序，而最终接盘受害的正是中小学生，作业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睡不好，没时间玩耍，救救孩子的声音淹没在功利追逐大潮中。

这样悲剧性的恶性循环，其根源就在教育的刚需——中高考依旧不变。除此之外，“教育资源均等化”并没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学校手里。

因而，多数家庭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仅凭校内的所学孩子难以在众多的学子中脱颖而出，规规矩矩实施“减负”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好的初高中学习。

所以，学生和家长都卯足了劲，要进入到一个优质学校，从而博一个看似光明的前程。

而更让家长们担心的是，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日本“减负”的历史，而正是因为减负，日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日本“宽松教育”三十年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个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日本几乎所有家庭都希望多出来的钱可以资助孩子上大学，于是，上大学的考试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大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又传导到整个基础教育，导致基础教育非常应试化，产生了包括“填鸭式教育”、“考试地狱”等一系列说法，这和中国很多家庭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有些类似。

所以，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

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且这些成功大多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而不是挤过高考独木桥后获得的成功，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吃这个苦呢？我们建设成就，不一定要从这条路才能取得吧？

然后，产生了一系列的讨论。在民众压力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宽松教育”的政策，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把公立学校每周的上课时间、课程标准、课程大纲都降下来（缩减课本），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

其次，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不允许择校，具体来看是将学校集群化，学生只能进入某一个学校群，具体进哪一个学校，只能通过抽签的方式随机入学。

这些教育理念是不错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宽裕地、充实地成长，不要被考试的压力磨灭了天性。但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越减负担越重的怪圈

首先，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但是考试竞争压力并没有因此而降下来。

通过日本的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发现，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之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

这段时间，考试竞争压力逐渐降低，但是在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人口数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大学的扩招也没有跟上，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

（日本高等教育录取率、家庭经济数据、18岁人口和教育政策变迁，该图表由陆一提供）

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有进取心的家长和家庭，几乎都是转向私立学校、民办教育机构，有些学生平时就上私立学校，课外还要去补习机构，去增加应试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家庭负担变得非常重。

与此同时，家长可能也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原本公办学校都能够解决所有事情，给家长更多选择空间之后，家长并不知道如何做更有益，所以会产生过度补习等一系列问题，整个日本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出也变得非常大。

直接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宽松教育”政策的因素可能是PISA测试，日本学生原先在数学、阅读等方面是很强的，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当中，一开始是领先的，但是“宽松教育”政策实施了十几年之后，日本学生在数学、阅读等方面的测试中排名连续下降。

于是，就有了教育评论家“全世界小学生都知道了，只有日本小孩不知道。”、“科技立国成为泡影”等说法。

加拿大孩子为何没减负成废物：所处环境不同

提到减负，很多带着移居到加拿大这边的华人家长也有这种担心，他们看着加拿大小学里面老师动不动就是一句“孩子们回去好好玩吧”，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感。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加拿大孩子也是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为什么人家没有减负减成废物，反正都成了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才。

原来，加拿大的大学并不像国内大学那样采取统一考试入学模式，而是全部都是自主招生。学校可以从报考的学生里面挑选出最合适的学生。

而且，选材标准并不是完全依靠分数，而是要看很多很多其他东西，甚至按照有些中国人的话说，加拿大的大学就是“事多”。

一般来说，加拿大大学招生的时候主要看三个方面指标：

成绩（省考情况、平均成绩等）

社会活动情况（义工、实践经历）

推荐情况（特长、品质）

也就是说，加拿大孩子考大学的时候，爱好特长、社会实践和分数一样，能够帮助自己更进一步。具体到招考中，成绩平平但是滑雪很厉害，能不能进好大学？可以的。

成绩平平但是平时乐于助人，已经成了当地社区的模范级公民，能不能进好大学？可以的。成绩平平但是文笔出色，能在准备的材料和面试中打动大学招生面试官，能不能进大学？可以的。

这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是综合衡量一个孩子的特点、性格、成长情况再来决定前面的路往那边走。环境决定了这里的孩子们虽然课业负担小但也不会成废物，因为他们将业余时间利用到自己成长的其他方面。

两边不同的环境也造成了孩子们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

加拿大小学初中很轻闲，没什么压力，课程都是老师安排的；到了高中第二个年头(也就是10年级)，就要根据你将来的职业意向自己选课，有些课程是为上大学准备的，有些是为上学院准备的，还有些是为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准备的。

上了高中，会一年比一年紧张，不过与中国准备高考的学子相比，还是要轻松一些。最后进了大学，反而特别紧张。

加拿大整个教育环境都认为，小学、初中那种年纪不大的学生明明就是个孩子，为什么要逼他们做这做那？学校教育就应该以发觉潜能，启发创造力，开发兴趣为主，同时还要培养孩子的各方面的好品德，好习惯。

在中国，如何能让负减下去，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悬在所有人心头的疑问。

从加拿大的经验来看，中国教育的目的或许不应该再是培养出千千万万个“学习机器”，相反，让所有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所长显得更为重要。

正如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今天，我们要再次强调大力“减负”，是因为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教育的功能从过去的“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开始逐渐转向“人人成才”“各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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