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哲学家，一个叫德谟克利特的曾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此言确有一定的哲学道理，但若放在历史中，那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纵观古往今来的帝国、王朝兴亡史，简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覆辙重蹈。那些末代帝王们，无论是聪明一世的，还是蠢笨一世的，可以说都像煮饺子一样，扑腾腾的都跳进了同样一条河中——帝国的崩溃、灭亡之河。

难怪，稍有点见识的，研究历史久了，都会感慨中国的古代史，总是跳不出“治乱循环不休”这一所谓“历史周期律”怪圈。

在中国古代，有那么几个帝国、王朝很有意思，虽然它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众所期待的大一统，然而当这个新帝国冉冉升起之时，距它轰然坍塌亦不远矣，可谓是真正的昙花一现。

譬如嬴氏的秦、司马氏的晋，普六茹氏的隋，几乎都可以说是“二世而亡”，校尉遂将这般昙花一现的帝国，呼之为“昙花帝国”。

而它们的悲剧命运，几乎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岂不令人唏嘘，惋惜不已？

掩卷深思，何以覆辙重蹈，悲剧数演？

是这些帝国军事、武力不够强盛？

还是这些帝国驭民之术不够缜密？

抑或是这些帝国没有有志之士、开明之辈，忠心之臣？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若论军事、武力值之强悍，剪灭六国，有着军神白起、大将王翦、蒙恬等军事天才的“虎狼之师”之秦军放眼当世，谁能匹敌?

再论驭民之术之缜密，同样谁能比得上深得商鞅韩非精髓的秦，否则，后世帝王何以将《商君书》作为历代太子的必修之课，更是数千年来，一丝不苟的继承着商君的谆谆教导，将“弱民、贫民、愚民、疲民”之术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呢?

末论帝国的人才，不说秦兼并六国后所能接手的譬如“汉初三杰”、西楚霸王等六国奇人异士，只说说被演义说了一遍又一遍的“隋唐英雄传”中的好汉、能人，哪一个不曾是大隋帝国的臣民？

然并卵。

你的有志、有识、有能之臣民，或被你弃之如草芥，视之若蝼蚁、或被你压榨、搜刮得快要活不下去了，于是乎揭竿而起，最终还不是成为要你命的？

通观这几个昙花帝国，既然能终结长久分裂、纷争不休的乱世，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自然都是有两把刷子的，至于为何会倏忽间帝国轰然倒塌，在校尉看来，原因只有一条：

这些个帝国的核心领导人也好，官僚集团也罢，在取得胜利后，就开始躺在功劳簿上纵情享乐，生活腐化，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别说与时俱进了，就连最基本的励精图治都没法保证，反而是大开历史倒车，开始不休不止的自我折腾。

古话说的好：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其实，这些个昙花帝国的统治阶层，除了自己日日的纵情酒色、吹嘘溜马的粉饰太平外，竟也不允许别人是清醒的，如果有人胆敢说那么几句“真话”，自然就要吃苦头，轻则罢官免职，重则满门抄斩。于是乎整个帝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消灭真话运动”，坚决、彻底、无情的要把一切胆敢说真话，想说真话的都“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从此后，整个帝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都是一片盛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奉承谄媚、拍马溜须之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可以说，帝国的崩溃之兆，就是从消灭真话，无论官场、民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开始。

如果这个帝国再不幸的遇上一个没知识、没文化、却又极度自大、自负，甚至有点二，有点憨傻之辈的核心领导人，那可真是茅厕上盖帘子——隔（该）屎（死）。

这样的帝国，纵使大罗神仙来了，也是没得救了。

不信？

那就仨帝国，举三个栗子，以正视听。

先说嬴氏的秦帝国。

始皇帝一统天下，并没与时俱进的更改治国之策，为肃清六国余孽，已然实行高压统治，然而等他这个极有威望的始皇帝一旦蹬腿去了，那高压之下的反弹，就可想而知。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在继承人上，秦帝国又被摆了一道，“名不正、言不顺”且性格颇为乖张、暴戾的胡亥在赵高撺掇下终“矫诏袭位”，先杀其兄公子扶苏，接下来又将屠刀高高举向其余32位兄弟姐妹。

据《史记》所载，胡亥33名有名有姓的兄弟姐妹全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这样的大屠杀甚至波及到朝中的大批文臣武将：蒙毅被杀，蒙恬服毒自杀，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自尽，丞相李斯被杀。

是故，司马迁用冷静的笔触，血淋淋的记载道：

“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

 （成语“指鹿为马”自然有其诞生的历史环境）

如此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自然让整个帝国，无论官场，还是民间，都陷入到一个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极度恐惧、不安之摇摇欲坠境地，所以像“指鹿为马”这样明晃晃、赤果果的颠倒黑白之故事，自不是凭空就能生出的，当真言真话，失去了生存空间，帝国所有的人都憋足了劲吹气球，自然会把帝国这个气球吹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这样一个看似庞然大物，实则充满怨气的气球，就差一个导火索，就会将其炸得粉身碎骨，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次说司马氏的晋帝国。

这个王朝很有意思，开国皇帝司马炎，在史书中还算是一个比较有修养、有容人之量的帝王，毕竟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官二代”嘛。

譬如，有一日，司马炎兴趣来了，遂问朝中以“敢言直谏”著称的司隶校尉刘毅：朕可以和汉朝哪个皇帝相比？

刘毅回答：桓帝、灵帝。

要知道，这两个皇帝都是导致东汉帝国崩溃灭亡的无道昏君，自然哪个皇帝在位都不愿听到这样的类比，否则会勃然大怒的。

可是司马炎没有生气，又问：哪里就到这地步了?

刘毅答：桓帝灵帝卖官鬻爵，将所得入国库，而陛下卖官鬻爵所得，入了私库，就这点上来看，陛下你还不如他们两个。

司马炎听后，哈哈大笑道：桓帝灵帝时，可没人敢这么进言，而朕能够有你这样的直臣，看来还是朕比他们强。

也许有人会据此认为，司马氏的晋帝国，那还是有说真话的空间。这样想的人可是大错特错了，不是司马氏的晋帝国有说真话的空间，而是早在“三马食槽”的历史过程中，擅权自专的三司马早已把曹魏帝国时代敢于说真话的几乎剿灭干净了，彼时司马氏为篡权曹魏，所实行的高压、黑暗政治，几乎可以说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提前上演，有志之士都早已远离朝堂，可以说朝堂内外，万马齐喑，噤若寒蝉。

否则，以逍遥旷达、不拘礼教而闻名的“竹林七贤”从何而来？

因为只要沾边政治，说一二句真话，稍有不慎就身死族灭，自然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间，耽乐于酒色之中。

（竹林七贤，其诞生自然也有特定历史环境）

所以，能硕果独存一个刘毅，还真是难得。可偌大一个晋帝国，厚厚一本《晋书》里，“敢言直谏”的也唯此一人尔。

其他人，都什么样？

他们不是不说话，反而是说得很起劲，无论是在朝堂上，还是在宴饮中，那个口若悬河、舌灿莲花，听起来一套一套，极有迷惑性，可仔细一听，没一句是真话、实话、有用的经国治世之言，全都是玄之又玄，迷之又迷的所谓主义、精神、思想、理论之假话、大话、空话、套话。

时人美其名曰：清谈。

彼时的清谈，和时下的“XX主义”、“XXX思想”、“XXX理论”研讨、论著相较，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面，有一个叫王衍的高手、大家，历任晋帝国的司空、司徒，如此高官，自然也是玄学、清谈的领袖人物，最喜老庄之学，每次清谈根本不顾事实、逻辑，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也不理睬，只管自说自话，因而还为后世人贡献了一个成语：信口雌黄。

（成语“信口雌黄”的问世，自有历史特定环境）

想一想，偌大的晋帝国，大小官员们都忙于清谈，再遇上一个憨傻中二的皇帝，心狠手辣的皇后，加之外有彪悍的异族虎视眈眈，就洗干净脖子，等死吧。

再说普六茹氏的隋帝国。

这是一个相当可惜的帝国。普六茹是隋帝国开国君主杨坚家族在北魏时被赐的鲜卑姓氏。杨坚此人能忍，有谋，也励精图治，可惜得紧，他同样犯了一个英明帝王都难以不犯的错。

在继承人人选上，误国误民误天下。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暴君，而非一个昏君。坦言来讲，他是一个长得帅，家世好，运气好，智商高，情商亦高的“准完美”帝王。可在人性上有个比较怪的现象，当一个人越接近完美时，就越自恋，而越自恋的人，就越自大、自负。

杨广和他的帝国之悲剧，根子就出在了他的自大、自负之上。

他觉得凭他的才能、聪明、美貌、能力，统御隋帝国那是小菜一碟的，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么一个固若金汤的庞大帝国会有一日会轰然倒塌，而且倒塌的那么快，那么急，让人猝不及防。

所以纵观杨广为帝的时期，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炫耀武力、炫耀财富，不是开一个又一个的国际峰会，就是不要命的四处撒钱，开建一个又一个的旷世工程，说横征暴敛有些不太符，但说宏图大业，又徒惹人笑话。

他和他的帝国，都没能做到量力而行，量财而支，无论是开挖运河，还是征伐高丽，或者是化解一波又一波1的农民起义。

就因为这个核心领导人全凭着自己的一己好恶，处处爱排场、时时讲阔气，绑架整个帝国，拉上所有的臣民，肆意挥霍、消耗着万民血泪供奉出的财富，力量。

（炀帝西巡图，爱开国际峰会、炫富的隋炀帝也是个奇葩）

因为自负、自大，他根本听不进任何人的劝阻之言，特别是在经历了一场荒唐的“桃李子，得天下”的谶纬符命之乱后，整个大隋官场可以说是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想一想也是，就因为隋炀帝自己的一个梦，就因为一句“桃李子，得天下”的无稽之言，堂堂的大隋帝国成国公李浑一家就此命丧黄泉。同样姓李的唐国公李渊一家，更是吓得面若土色。

想来要不是李渊与杨广乃姨表兄弟，加上朝中重臣，越国公杨素的说情，李渊一家能逃得了此劫还真是未可知之数。

彼时的谶纬符命之祸害对于一个帝国来说，和此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几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些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统治阶层，也许自己也第六感了未来不好的命运，所以但凡帝国内有一丝风吹草动，都要来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清洗，弄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自以为这样，就可保国祚永延，历万世而不倒。可他们还是会心虚、不安，恐惧，甚至听到“反”字就惴惴不安，勒令改掉、禁掉，这种杯弓蛇影的病，还有一个名字叫“惊弓之鸟”。

别看它飞的高，叫得欢，其实离着惨厉的一声哀鸣，吧嗒一声跌落尘埃，摔得粉身碎骨已经不远了。

不信，就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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