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在这起事件中，令笔者感到触动是，为了弄清楚唐晓琳自杀的原因，从去年10月开始，犹他大学聘请佛罗里达的Foley and Lardner律师事务所，对该系的前任、现任学生，教授、学校管理人员、唐晓琳的朋友和家属等40多人进行访谈，并查阅与唐晓琳相关的文件，最终给出了一份多达6页纸的研究报告。

报告中一共提出了这次调查犹他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的八点结论：

一、调查无法证实有关于性骚扰等含糊不清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个被约谈的人提出该系实验室有任何不正当的性骚扰、歧视或性侵犯行为。

二、调查证实，唐晓琳的学习课程被推迟，毕业似乎遥遥无期。该系规定学生在研究生第3年需要通过博士生资格考核，但是唐晓琳直到研究生第七年才参与该考核，这与该部门的政策不符。该系规定学生在7年内完成博士学位，但是唐晓琳进入博士研究的第8个学年，却仍旧没有明确的论文计划，这也与该系政策不符。

值得关注的是，唐晓琳的学生签证在2015年12月到期，一直到2016年12月12日才恢复。

这就意味着，她的课程研究至少要被推迟6个月。

三、调查发现学生的工作量超负荷。实验室工作人员脾气暴躁、经常大喊大叫，学生需要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中工作到深夜，周末也要加班。在物质和资源方面的使用分配方面，实验室成员也经常爆发争吵，有些成员会到其他物理实验室中使用自己的器材做实验。

四、调查发现该系没有贯彻执行部门的政策，也没有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指导。唐晓琳并非唯一遭到拖延的学生，该系还有其他研究生在第4、5年才参与资格考核，直至第8年或第9年才得以毕业。此外，唐晓琳和另一名研究生被要求帮助一名教职员写支持其申请终身职位的推荐信，这与大学的规定不符。

五、调查发现该系内部不和谐，教员缺乏凝聚力。2015年，该系因为一名研究生的进度引发争议，很多教职工都发现自己与同事观念不合。这也显现出作为学生的监督顾问，他们缺乏清楚的指导以及在发生矛盾时如何继续督查学生的进步。直至现在，一些教师间还形同陌路。教职员工间缺乏沟通直接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六、教职员工派系化，个别团体之间也几乎没有沟通，这就需要系领导的外部干预。然而系领导的执行力度不一，新政策的推行情况也被拖延。

七、学校没有对学生签证提供保证。唐晓琳的学生签证中途失效，教职员工有义务及时提供所需的信息，但是规定的教师职责不清，导致及时更新签证的责任落在第一语言可能不是英语的国际学生身上。

八、调查结果认为，学校国际学生普遍对负面经历忍气吞声。导师拥有监管学生进度、研究方向、推荐信、签证相关文件的权力，这种权力在国际学生面前被无限放大甚至滥用。国际学生并不了解大学提供的所有健康和心理咨询服务，或者不愿意使用此类服务。虽然大多数国际学生的英语熟练，但是他们也会面临与私人问题有关的英语表达。

报告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唐晓琳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犹他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一个系的问题。国际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经常碰到类似的问题，他们本就在异国他乡艰难求学，但是求学本身又让人遭遇这么多烦心事。这也许就是有那么多留学生走向极端的原因。

唐晓琳事件回顾：导师急删资料撇关系

去年12月，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溺水身亡。

杨宝德是村里学问最高的读书人，可在读博期间，他的私生活完全被导师所控制：给朋友的孩子补课、拖地、换窗帘、擦车、陪逛超市、拎包、挡酒，不一而足。

生前，杨宝德说，太多精力投入到了维持师生关系上，这导致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

杨宝德死后，他的导师对外界声称

是杨宝德害了她

单纯的底层人适应不了上层社会

并把杨宝德比喻为有抑郁症的巨婴

在知乎上，关于“坑人导师”的帖子能够获得上万点赞，或许也在某种维度佐证了中国高校师生关系的畸形化。

图为知乎截图

不说精神控制，过节送礼、在私生活领域无偿帮导师干活、被导师拉着喝酒应酬，如果，你读过研究生或者博士，你可能多多少少遇到过或者听闻过这样的导师。

而王攀是此类导师的极端。

当一个学生需要把自己的硕士时光押注在导师的人品上的时候，你不得不说是整个教育体系的悲哀；当除非有学生死，而且除非是要有211、985这样标签背书的学生死，才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时，你不得不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如何能够避免此类悲剧的再度发生？答案可能是无解的。责罚该责罚的，处分该处分的，但显然，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人性的幽暗曲折你永远无法低估。

但在知乎上，有一位网友的说法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笔者悲观地怀疑，就算王攀最后被校方开除，隐埋于国内教育体制的畸形师生关系若得不到重视和修正，陶崇园跳楼悲剧绝不会是最后一起。

的确，学生的死不能简单归咎于导师或者学校，但无良导师的“压榨”无疑是压死骆驼的致命稻草。

而也许，你只有经历过那种窒息的压力和无望的未来，你才能体悟到当事人的心境。

无论是在美国的唐晓琳还是国内的陶崇园、杨宝德，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刻苦、坚持，才考上或者申请上研究生。

尤其是对于杨宝德、陶崇园这类出生于寒门的学子，他们背负的是全家人的希望，读书之于他们，是唯一有望改变命运的方式。

然而，在求学期间，导师以“能否毕业”作为筹码，胁迫他们，并把他们变为自己的“奴役”。

笔者在读研期间，也曾体悟过因毕业压力带来的巨大焦灼感，身边更有同学因这种压力而叫嚣过极端言论。

寒窗苦读20余年，那一张纸（毕业证书）对我们意味着所有。

在看到无望的未来后，杨宝德和陶崇园选择纵身一跃。

犹如在曲折的山崖负重前行的攀岩人，陶崇园、杨宝德在好不容易快爬到目的地时，权力的掌控方却把他们推入悬崖。名校高材生如今越来越成为自杀高危人群。这其中，繁重的课业和巨大的压力是主要原因。这里，我们就不讲什么要端正心态学会减压的废话了，如果你觉得已经遭遇无法承受的压力，不要硬抗，人生很长，虽然年轻人要拼搏，但不要太过于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

在悲剧接连发生后，比起对逝者“心理素质差”、“读书读傻了”的责难，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到底是什么把他们推入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