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行，”

Rhonda Collard-Spratt，一名澳洲土著，她对着外界对土著应该战胜、克服外来文化的要求如是说道：

“你会要求犹太人民战胜希特勒吗?你会要求美国度过911吗?你会要求美洲原住民解决哥伦布吗? 你会要求你自己，澳大利亚的白人，去灭掉澳新军团吗?”

“所以请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的历史，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正在经历什么。”

这位66岁的老人（中）在三岁的时候从她的土著家庭中被带走，被迫住在西澳大利亚的基督教堂里。

“我无意于指责任何人，只是想分享个故事。”

在艰涩的语调和酸楚的目光中，她开始讲起自己的故事：

“当我被从自己的家里带走，我的生活就像被丢入一滩浆糊。但真正的我仍然在那里——他们无法洗去和我相捆绑着的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六万多年的梦想和历史。我们被强迫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成长，任务就是长大，而从来没有被培养，他们只想拯救我们的灵魂。”

16岁的时候，她在珀斯的夜校步行回家时，一车年轻的白人男子停在她身后的人行道上。她低下头，加快脚步，但其中一个男人把她抱起来，扔进了车里。

“那辆车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颠簸前行，他们用刀刺我的脖子，一次又一次地强奸了我。” 

她说她被咬了一口，打了一拳，扇了一巴掌，踢了一脚，头发从头皮里被拔出来。 

但是，

“没有人听到我的尖叫声。”

然后，这些人把她扔在地上，飞快地跑掉了。

事后，Collard-Spratt逃到了她当时居住的寄养家庭，但没有告诉她的寄养家庭并且之后对此事闭口不谈。她说几乎带着这个秘密度过了半个世纪。然而现实却没有因为她强装若无其事而放过她。这一遭遇加剧了Collard-Spratt的孤立感，自那以后，她患上了慢性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尝试过多次自杀。

她不想说，其实也不可说。在一个餐桌上，没有一个人长得和她相似。她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说的话、做的事没有任何人在意，也没有任何人明白。

回顾起自己过往的经历，Collard-Spratt认为，让土著儿童与他们的文化相联系是至关重要的。

她说:“我认为我们的孩子应该去爷爷奶奶家，或者去一个原住民家庭，或者，如果情况不允许，寄养家庭必须带我们的孩子参加文化活动，或者与土著社区保持联系。” 

“他们必须要有这种联系，否则，他们就会在茫然无措中逐渐失去自我。”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的白人都是欧洲早年的“入侵者”，珀斯也不例外。珀斯这个城市的名称来自苏格兰的同名城市。早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土著居民已在斯旺河两岸定居很久了。

 当先进的文明闯入一片原始的秘境，激烈的碰撞必然伴随着残酷的消亡。人们习惯称新的取代旧的为进步，是站在后辈的“新”的角度看待的，然而这其中冷酷的毫无道理的对旧文化的割裂和旧人的改造却总是被忽略。

对于浸浴在某一种习惯文化的人里，没有什么先进落伍的意识，只有鞋合不合脚、家是不是还是那个家。

Collard-Spratt，一个受到新文明优越感伤害的又一人，对这些土著的自以为是的改造，实际上不亚于17世纪后的又一次殖民掠夺，而这一次是精神上的、是一次更血腥彻底的文化屠杀。

小编认为，这世界本是相对的，“落后”“现进”、“进步中”和“倒退中”本就是可以共存的。世界上有那么多时区，跨过15度就是另一个时空，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是过去的或是当下的。所以强硬地认可现在的否定过去的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这一段现在的和过去的时间里，承载着怎样有价值的信息。旧的文明和新的文明不仅仅是区别在时间上，还区别于文化内核，而这两者的文化内核却不会是完全对立的，其中的例如人文关怀、自然精神等必定是相通的，既然如此，他们就能够彼此水乳交融、阴阳相合。

人类世界的文明，终究是以人为中心的，若是把对文明的改变凌驾在了对人的关怀之上，那这种改变，就只会是消极的，是偏离了初衷的。这就好像我国留守儿童的父母为了给孩子丰足的物质生活，抛下家庭出外务工，却忽略了孩子的身心教育和人身安全。

然而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权衡。人类在高级文明、高度和谐人文世界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理当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