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澳洲之前，Nina 生活在成都。

她和丈夫在当地有一家纺织厂，同时也兼做一些纺织品的贸易。

问及为什么要移民时，Nina 是这样说的——

“我当时就想试一试投资移民。做做纺织品贸易说不准还能多赚一些。最差，也能给孩子换个生活环境吧。”

2008年，在交了几万块钱的中介费，给齐材料之后，没过多久，Nina 拿到了163投资移民签证。

“当时的政策要求的，每年达到25万元的营业额、个人资产25万以上。其实条件并不高，难的是在当地开展生意，雇佣当地员工并合法交税。”

2009年，Nina 在澳洲匆匆忙忙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她的货柜已经飘在了海上。

2010年，Nina 又匆匆忙忙地买下了一个咖啡馆。

因为她之前所设想的出口贸易这一生意，很难有稳定、长期的营业流水，而这不能被移民局所认可的生意。

本来她看中了一个杂货店的生意。

杂货店的前店主是 Nina 的老乡，说是拿到了澳洲永居身份之后想要结束生意回国发展。

Nina 本来跟她的老乡都已经谈妥了。

哪里想到她去交定金的晚上，收到朋友的电话，对方卖给其他人只要17万澳币。

而跟她却要价22万澳币！

真是老乡遇老乡，先朝身上宰一刀。

买下咖啡馆之前，Nina 已经在这家店打了半年多的钟点工，每小时12.5澳元，干所有的事情，从做咖啡到打扫卫生，了解咖啡馆的方方面面。

买下咖啡馆后，为了生意进账好一些，她减少人工，还是亲力亲为做着同样的事情。

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Nina 会打电话给老公——

“他总是一句轻飘飘的话：‘不想干就回来吧’。”

后来，她就不打电话了，打了又有什么用呢？！

根本得不到理解和安慰。只能一个人面对所有的苦难。

这其实是163投资移民家庭的常见矛盾。

家里觉得你拿出了这么多的钱，每天都在赔钱，还每天都说当老板难，真的有那么难么？

“其实澳洲是一个过于成熟的商业社会，人力很贵，大部分行业都是老板亲力亲为。更何况，能够用来做投资移民的生意已经被炒的太高了。”

Nina 原计划和其他朋友一样，第一天拿绿卡，第二天卖店，第三天就订机票回国。

可当她的绿卡终于下来了以后，征询女儿是否回国的意见。

女儿们却不愿意回国了——

“小的基本不会写中文，大的中文也已经快忘光了，怎么回去啊。”

回不去的，还有全家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

每天早晨8点半，送完孩子的 Nina 准时打开店门，老顾客们都已经在等她了。

每天下午4点，Nian 提前一小时关门，去接送孩子。

这是一家很老旧的咖啡店，已经开了20多年了。

经常会有一些老太太把自己花园里的花和柠檬带来送给她，分享给来这家咖啡店的周围邻居们。

咖啡馆里的两个店员，都是老太太，她们已经在店里干了10多年了。

Nina 没来之前，她们就在这里了。

“别看我是她们的老板，可是我也像她们的女儿一样。店里的生意很一般，但是还能凑合，大家就绑在一起，慢慢地过日子吧。”

如果说事业还算顺利，那么家庭方面则多少有一些缺憾与无奈。

离婚这件事，是 Nina 主动提出来的。

看到两个逐渐长大成人的女儿在言语中对爱情、家庭还有男人充满了失望，Nina 决定结束这段婚姻，给孩子们一个健康完整的家庭。

电话那头，Nina 的丈夫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看着办吧。

上个月，是小女儿的10岁生日。成都人很重视10岁这个生日，所以 Nina 的前夫特意飞来陪女儿过生日。

站在开放厨房的操作台前，看着两个女儿和父亲在一起玩闹，Nina 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多年以前。

但很快，她意识到大家都已经回不去了。

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学，那时候的她漂亮温柔，他的眼里也只有她。

“我觉得，我就像是花园里的一棵花籽，被中介撒在了这里。开花结果，最后完全长成了另外一个模样。”

Nina 能够感觉到，两个女儿现在其实和爸爸不亲。

“这也不能怪他。常年没有在一起生活，没有付出太多精力和时间在家人身上，你怎么会有发自内心的爱呢。我有时间也在想，也许我们在国内不会离婚，但谁说的准呢。”

Nina 有个女朋友也是做了投资移民，移民澳洲的。

“她也离婚了。我们这类人的很多婚姻最后都撑不下去。她后来找了一个澳洲中学老师做男朋友。她原本有两个孩子，已经做过结扎手术。但后来，她和男朋友费了很大劲儿，重新要了一个孩子。我想，她找到了她的真爱吧。”

前夫上飞机的那天晚上，大女儿特意来和她聊天：“妈妈，我觉得爸爸很自私。你不和他在一起，我们都觉得很好。你赶快再找一个男朋友吧。”

Nina 一有时间就想，慢慢地等两个女儿长大，然后自己再去大学读一个喜欢的专业。

“如果运气好，我还想找一个真正对我好的人，陪着我一起过日子。年轻时我想要事业，现在，家庭和事业，我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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