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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于8月18日出席了于北京举行的哈佛大学中美学生领袖峰会并发表演讲。下面为大家带来一诺的演讲节选。

在演讲最开始，我想先做一个小调查，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话，就请起立。

第一个问题：在座的自己是残疾人，或者家里有残疾人的请起立。根据WHO的数据，全球有超过10亿的残疾人，在中国这个数字也有8500万。今天在座的就算有200人，按照这个比例，就应该有差不多30人起立。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第二个问题：你的家里人，或者是亲戚，有谁是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的？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每天可支配收入在1.25美元以下，或近8块钱人民币，就属于极端贫困。我看到有两位同学家里是这种状况。全球的极端贫困人口是8.4亿，而这已经是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后的数字。MDG中的减贫目标是“将极度贫困的人口减半”。中国是2.5亿，意味着将近1/5的中国人仍处于极端贫困，而这其实也是一个在30年过程当中减半后的数字，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极端贫困人口依旧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第三个问题：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亲戚，有谁还没能喝上干净的饮用水？有10位同学起立。确实，相关数据也很挺触目惊心，全球没有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是6.63亿，中国是1.04亿。

现场起立的同学比较少，其实我们中的很多人跟世界上受这些问题困扰的人是没有交集的。但直到在盖茨基金会工作，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不过今天我先不跟大家讲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确很复杂，解决起来也是非常困难。我想跟大家讲三个小故事，这些故事或多或少跟这个有点关系，或者跟所谓的大世界，和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的人有关系。

第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段诗闻，他今年7月份发了一篇文章《我是脑瘫，但是我也是正常人》。这篇文章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地震撼，因为这是头一次我真正理解了残疾人。人们面对残疾人无非两种情感：一种是关心，或者希望去照顾他；第二是有点小庆幸，“谢天谢地我没有残疾，希望我的孩子也没有残疾”，我觉得正常人是有这种感情的。而他的文章让我站到了一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段诗闻自己现在要出一本小说，同时在做跟残疾人相关的事业，相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他是成功的。他在文章中讲到三个方面的个人抗争。 第一是关于歧视的问题，“歧视是虚无的敌人”——这是他最大的感触。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残疾人，在正常人和企业面前，应该真正做到同工同酬。而不因为自己是残疾人，就可以少干活多拿钱。所谓别人在照顾自己，实际上是对他人格极大地不尊重。”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在团队里面有工作需要你去干，而其他正常的伙伴对你说：没关系，你是残疾人就少干一点吧，我们知道你尽力了。你会怎么想？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不尊重，同时也对企业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非常理性地讲，本来企业雇佣一个残疾人就已经承担了许多的风险，为什么在经济上还要承受额外负担呢？这本身就是不具持续性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提出了这个观点，“歧视不应该存在”。

第二个方面他讲到个人的斗争，包括他的长途旅行和坚持长跑。脑瘫就是脑子里面的运动性神经异常。这种疾病经常会让脸上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同时走路很奇怪，说话声音也很奇怪，所有跟运动相关的部分都有一定的不正常。关于跑步，段诗闻说别人和他妈妈一直很难理解，他作为一个残疾人为什么要去跑步。回到正常人对残疾人的想法，既然你残疾，就应该好好歇着。但是段诗闻讲了一个他和另一外残疾人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是他在洛阳玩的路上碰到的，他有很严重的脊柱裂，背后鼓起一个很大的包，远处看就像蜗牛一样。因为这个病，他大小便失禁，每天出去要带着纸尿裤。段诗闻当时问他：“出来玩的困难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他的回答是：“背上这个东西不希望我能自由地行动，但是我要告诉它我不但能走路，而且能够自行地行动”。

我觉得这种个人层面的斗争让我看得特别心痛。段诗闻说残疾是一种约束，但是你就算不残疾，难道就没有约束吗？其实每个人都被约束着，人对约束的一种反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且这种反抗跟正常人还是残疾人的身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不过由于残疾人身体的原因，反抗才变得特别显性。

他讲的第三个方面，是很多人的纠结。其中的一个故事我很有感触。诗闻喜欢上一个叫曼曼的女生，当时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曼曼跟他谈起她的男朋友怎么样。聊天之后他坐在去火车站的地铁里按耐不住失声痛哭。他一直都喜欢曼曼，却从来都没有跟她讲过，反而一直在听曼曼讲她跟男朋友的事情。他就在想：“为什么自己不敢去追求曼曼，反而对一些不那么喜欢的女孩子去表达爱意。同样，自己学习了非常多的技能，但是面对自己最喜欢的计算机却望而生畏，难道不也是因为自己害怕么？自己喜欢曼曼，却知道很多残疾人的婚姻不幸福，所以如果追求她，会不能给她带来幸福，权衡之后干脆选择不追求。为什么不学计算机，而去学很多很多其他的技能，是因为自己清楚地知道残疾人70%会失业，为了害怕失业就被迫学很多东西。 这真是我自己想要的吗？不是！” 我当时看到段诗闻那段自我剖析的时候，感觉特别震撼。

其实，人最基础的情感里面有一种恐惧，大家都是这样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失败实际上是因为害怕。害怕失去也好，害怕丢面子也好，害怕伤害也好，都是落在“害怕”两个字上。很多时候害怕是对的，但有时候害怕是不对的。段诗闻能够在文章中直面自己的恐惧，这跟他是不是残疾人没有任何关系。在座的大家可能也有关于个人斗争的困惑，无论是现在做的项目，还是以后到国外念书、选专业、工作，很多时候会有恐惧，有时候回头一看我做这个选择并不是真的出于我愿意，而是因为某种恐惧。

所以对我来讲，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一个比我年轻很多的小孩子敢于直面自己的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是非常让我震撼的事。最后我想通过他的一句话结束他的故事：“作为一个没有残疾的正常人，你就像对待另外一个正常人那样对待残疾人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把这句话送给大家，送给我们作为85%比较健康的人，希望大家换一种心态来对待这个群体。

第二个故事

主人公叫做毛源源，他的履历其实非常光鲜，在美国出生长大，从伯克利毕业后去了香港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后来又去了麦肯锡北京，之后调至麦肯锡美国。在北京的时候还上了《非诚勿扰》，这都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了，直到现在他每天还能收到几百封的邮件，很有意思。

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在印度的一个村子里搞了一个有Wi-Fi的公交车，在里面做流动的小学，每次同时能教50个人，包括大人和孩子。他还有个创业项目，和一个同为伯克利本科的华裔女设计师把这些当地农村里面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发掘出来，做成很好的艺术品卖给一些高端的酒店。

我再给大家讲他个人的故事。他1986年出生在美国，父母都是早期的留学生。那时候出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而且觉得你一旦出去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毛源源一岁半的时候，他妈妈得了癌症。在美国没钱治，父母商量后就决定回国。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孩子能在美国长大是太难得的一次机会了，再三考量他们决定把孩子留在美国。所以毛源源从1岁半开始一直到19岁，从来没见过父母。在他8岁的时候，他妈妈在国内癌症不治去世了，这些事他后来才知道。

他在1岁半的时候就被寄养在父母的朋友家，大家可以想象，当时那对穷留学生夫妇也不可能有什么“高大上”的朋友。所以毛源源在寄养中间被换了四次家庭，在不同的地方搬来搬去。他14岁的时候，被寄养在一个越南华侨家里，毛源源说他当时没有任何动力上学，在美国的规定是你14岁就可以合法打工赚钱了，所以他14岁的时候就说服养父母把他送到了北加州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打工。这是一家咖啡店，老板问他，你为什么那么想打工？他说：“很简单，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收养家庭都跟我讲，我爸爸妈妈不能来看我，因为他们没有钱，买不起到美国的机票，我也买不起到中国的机票，所以我要赚钱。”

在没有去过什么高端私立学校的情况下他竟然学会了说中文。我很好奇他究竟是怎么学会的？他说，“每半年爸爸给我写一封信，这个信是中文写的，每次就是半页纸，我为了读懂这封信，就自己去学中文。因为这是我唯一和爸爸联系的东西，对我来讲就像圣旨一样，所以我每天拿出来把它读一遍。”他读出他爸爸很多没写的东西，比如爸爸说“你要好好读书，你要上斯坦福，要去伯克利”。毛源源说“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爸爸说这是好的，我就要去上。我所有所谓的人生导向就是来自于这些只言片语的信。”

他后来就决定“我要去读书，我要去伯克利”，但是高中GPA只有2点几，于是只能先去一个社区大学，后来第二年终于进到了伯克利。至于毕业之后为什么去摩根士丹利，毛源源说非常简单：“因为工资最高的就是投行，我去那里就是为了赚钱。我还听说如果我能去摩根士丹利香港，就可以不要钱地飞到大陆去。这样一来，我这辈子梦想就实现了。”

他怎么去的摩根士丹利呢？没有任何的门路，也不认识任何投行的人，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的困难。于是他灵机一动，在网上找摩根士丹利员工身上的名牌、公司的打卡牌是什么样的，然后他打了自己的简历，每天站在地铁出口，看路过的行人身上的名牌，是摩根士丹利的他就递一份简历。后来，正好摩根士丹利到伯克利做宣讲，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可以待到最后。他就等到所有人演讲完了，所有人的问题问完了，他就把自己的一份简历给到宣讲会上的每一个人。

他当时遇到了一个所谓的贵人，是摩根士丹利旧金山办公室的一个台湾人，这个人问他，“你是不是那个在地铁口发简历的毛源源？”他说是，这个人明确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可能给你拿到工作的。后来，这个“台湾大叔”把他带到办公室告诉他应该怎么弄，还帮他改了简历，最后帮他申请了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办公室。

后来毛源源来到麦肯锡，我们俩一起吃早饭，他给我讲他这些故事，听的时候我就在掉眼泪。我觉得挺难的，特别我自己有孩子，很难想象一个孩子，这么多年远离父母，每天晚上拿着一封信在看，那个场景就让我热泪盈眶。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孩子得经过多少个人的斗争才能走到这一步，包括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说“我至少可以待到最后”。

他有几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第一，机会是哪里来的？一方面，可能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所谓的阶层有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更可贵的是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执着。这个事情不一定高大上，不是我要拯救全球的贫困人口，我就是想见我爸爸妈妈，我就是想要挣钱，只要我合法地做这件事情，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定，就能够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第二，人进步的缘由是什么？以毛源源为例，我觉得你可以讲他天资聪颖，但是我觉得人的学习能力也是来自于内心的。就像有一篇文章叫做《人人心里有一个小神兽》，那么来自你心里的小神兽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毛源源的小神兽是“我要见我的爸爸妈妈”。每个人的小神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是最有力量的事情，你有了这件事情你才是真实的你自己。第三，他有全球视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长大，现在在印度做这么一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非常成功，得到很多投资。实际上所谓的全球视野，是来自于经历，而且是对这种经历的一种敬畏和谦虚的心态。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成功、很光鲜的人，却看不到他们背后的辛酸，而这些辛酸是最触动我的。

第三个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主人公叫做廖瑾。她在8月份发了一篇文章叫做《我所遭遇的农村》，这也是让我触动很深的一篇文章。她还有一篇文章叫做《八千里路云和月》，讲她个人的成长。

为什么叫“八千里路”，因为她写了8000字，非常长，但非常精彩。文章讲她从小时候到现在女儿7岁了的心路历程，包括期间各种各样工作的转变。在她15岁的时候，有一个大娘，开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她就在各种企业实习。每天黑眼圈、紫眼影、红嘴唇，看着各种所谓的穿着不合体西装的女性，调侃说“这就是我想成为的白领丽人”。1993年，17岁的她去了上海，成为最早的一批证券从业人员。那个时候她中专毕业，大学都没有上，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国债风波，在现在比较有名的银河证券做了很多年。

在30岁左右的时候，她很不经意地进入了公益圈。当时有一帮人在西北成立了看鸟协会，她就很奇怪，问他们为什么看鸟。里面有一个人说“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我喜欢”。她觉得这个事太酷了，她跟我是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没有说因为你喜欢什么就该做什么，而往往是因为这件事需要做才做，比如我需要考好、我需要学什么、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她觉得看鸟这件事非常酷，就迷上了看鸟和户外，后来参加了“自然之友”。“自然之友”是梁从诫先生成立的一个基金会，是最早期的一个做环保的基金会。梁从诫先生是梁思成的孩子，所以蛮有名，但非常低调。后来廖瑾跟着梁先生又做了一个“纯山教育基金会”，协助农村的孩子上学。

以上是她个人的成长历程。她在文章里面讲到农村的各种现象，并提到过她参与过组织香港的中学生去农村待一周的体验活动。她认为这是自己做的“最不道德的事情”。因为对这些城市的孩子来讲，做了这件事情以后，看过、见识过所谓的农村之后就回去了。但是对于农村孩子来讲，他们看到你们城市带来的这种“声光电”，各种玩具和先进的东西，然后就走了，而这些现实会成为他们一辈子可能都无法企及的一个幻影。里面讲到一个孩子，当时他跟香港中学生再见的时候，抱着廖瑾一个劲地哭，说“带我走吧，我不想在这儿”。在廖谨看来，对农村的孩子来讲，这太不公平了。

在中国的农村，等孩子们逐渐长大了，三年级以上要 并点撤校，没有就近的学校了，孩子就要住校，从3年级直到初中毕业，去所谓的儿童集中营。因为他们离家几十公里，每天只能喝面片，自带的馒头要够一个星期的量，挨到周四周五就已经长毛了。然后他们再去花很多钱上高中，不是义务教育的高中，一年要花200块钱，很多人是付不出这个钱的。廖谨讲的这个说“带我走吧”的小女孩，后来以40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二本，才终于进入了城市，但也是在城中村工作，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只能住得起一个月300块钱的廉价房。这就是这个小女孩的轨迹。

其实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生活是有选择的，最可怕的是没有选择，或者是没有希望。小女孩从那个时候说我要进城，可进了城又怎么样呢？所以廖谨在文章里面提到很多关于城市化给农村留下巨大的遗留问题，包括以后怎么样解决，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她讲到个人成长的部分非常有意思，七八岁的时候她就开始考虑死亡。我不知道在场的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死亡这件事情的。廖谨说她头一次意识到人是会死的，觉得非常可怕。她就想，既然人是要死的，为什么还要活着？我大一的时候想的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廖谨说当时自己有一个顿悟：“我突然意识到，既然都是要死的，我就要用微笑面对生活。”她当时很小，但是从那一刻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有了一个方向。

现在她面对非常非常多的苦难，但还是采取了同一个做事的态度，而且着眼于更大的事情，包括他们现在做的基金会，都是希望能够更多地帮助农村孩子。

总结这三个人的故事对我来讲都是两个层面的： 一个是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一个是他们个人的斗争。我觉得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两者的结合。你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才会真诚地看到你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只把它当作一个工作。

最后我想以一句话作为结语，也希望跟大家共勉。这句话是廖瑾文章里面讲的，她说：“这个世界上最有兴趣的事情就是，人生之千里，往往起初差之于毫厘，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转念，可能就是人生路程上的里程碑。”所以希望大家也专注生活中这些小小的转念，希望它们在最后成为你们人生路上的里程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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