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停滞？》作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大停滞？》中提出了一个令读者——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对经济状况略知一二的读者——大为咋舌的观点：美国的经济已经陷入停滞，通胀低、失业率高，房价低迷，股票回报率低，但这不是源于众所周知的金融危机。
泰勒•考恩说，这场危机的根源，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动荡，而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技创新的停滞。他认为：停滞，并不只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一代人的偷懒与不思进取，我们这一时代坐拥18世纪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力成果，却没有创造出同样的创新成绩。要想摆脱经济停滞的泥沼，最重要是加快科技创新的速度。
对于连年高速增长的中国而言，谈“停滞”一词，是否太过遥远？考恩在《大停滞？》中文版序言中论述道：“那时（20世纪初叶）的美国和如今的中国非常相像。当时的美国有着快速的经济增长、乐观进取的态度、敢于为前进承担风险的意愿、更活跃的向上阶层流动性、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对基建的推崇和对未来前景的无限信念。”
在5月23日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京大学的对谈中，考恩提出，“中国将迎来一个低垂的果实的时代，但这些经济问题不像美国原来所面临的那些，所以需要采取新的方法来有效利用‘低垂的果实’，比如需要在系统机构这样一些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未来可能出现“低垂的果实”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和机构这一块，取决于大众是不是相信这些机构。
在考恩与张维迎对谈之后，《财经》记者就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一些热点问题专访了泰勒·考恩（Tyler Cowen），他尽量避免直接以外国人的身份对中国“指手画脚”，但即便如此，其观点依然中肯并值得倾听。
《财经》：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有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对此您怎么看？
泰勒·考恩：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但中国政府可以帮助改善资本市场和教育环境。这样的话就可能使得更多的创业企业获得成功，这是一件好事。但我想指出的是，创新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不可能说我今天做了，明天就会获得成功。
在提供创新环境这个方面，很多国家都不是很成功。目前来看，美国和以色列有这种环境，德国的柏林还可以，印度的班加罗尔也还可以，但这非常困难的。当然，中国也会做到，但我不认为这个过程会很快。
最重要的是，好的创新环境要有很多的VC和自由的资本市场，这就使得人们可以不计失败的去尝试，好的想法会得到支持，坏的想法会被淘汰。
《财经》：现在，中国资本市场非常火爆。有人指出，政府希望通过资本市场的繁荣来促进实体经济的融资，降低过高的杠杆率，这也是对初创企业的一种支持，但是中国目前很多创业板的股票估值非常高，已经脱离了基本面，这种政府支持的资本市场牛市会长久吗？是否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
泰勒·考恩：我相信这中间是存在泡沫的，很多人在投资，而且这里面有很多融资买股票，当泡沫破裂的时候，投资人会感觉到很痛苦。
《财经》：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在学习美国，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少规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野蛮”的竞争，对此，您怎么看？
泰勒·考恩：市场经济需要有清晰的法律规则和清晰的法庭程序。人们需要相信法官的正直，相信他们会做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裁决。美国在这方面做的并非十全十美，中国也有很多问题，这就加重了做生意的成本，也会使得一些初创的企业非常艰难。
《财经》：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新的经济业态层出不穷，您如何看待新经济和旧经济的冲突？
泰勒·考恩：这种情况在中美两国都有发生，比如在美国有UBER，在很多城市有关于UBER是否合法的争议，但目前并没有专门的规定，我认为UBER应该是合法的，而且我们应该尽快的对此加以明确，我们美国在这方面也是很慢的。
《财经》：如果承认UBER合法，那么我们怎么保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
泰勒·考恩：我不认为你能够保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因为社会进步的一部分就是很多人失去工作。当汽车被产生出来的时候，人们不再骑马了，很多人因此失业，但是他们可以做其他的工作。当然，一些人的处境不如以前，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处境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保护他们，我们的目标应该在新经济上创造灵活性。这样的话，经济会有更多机会。
《财经》：能具体说说美国怎样做的吗？因为我们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在天津，一些司机就有过激的行为。
泰勒·考恩：我们有失业保险，对于穷人也有健康方面的福利，我们还给穷人钱以便使得他们能够购买食物，这就使得经济的转型能够进行下去。在失业的人找到新工作前，他们并不会挨饿。
《财经》：我理解，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稳定异常看重，也许会更多考虑出租车和利益集团的利益。
泰勒·考恩：通常来说，在进步发生的时候，社会会更加稳定。如果你从各个方面去解决既有问题的话，我想，你所制造出来的不稳定因素，比你想修复的多很多。
《财经》：西谚有云“稳定是创新之母”。
泰勒·考恩：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和一个非常稳定的法律体系。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机会，需要一种可以使你超越稳定状态而能创造一些新东西的机会。所以，这是一种自由和稳定的混合状态，也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财经》：未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是不是也需要配套的政治改革？
泰勒·考恩：这意味着很多事情。你知道我是一个外国人，我不愿意评价别国，也不愿意对他们即将进行的变革指手画脚，我确信市场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希望他们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不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就是所有我想说的，中国需要改革，但是要确保这种改革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进行，不要盲目听美国人的经验，当我们给别的国家改革政府建议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错误的。
《财经》：如何看待机器人的发展？
泰勒·考恩：在将来20年中会有很多机器人，我认为这会影响很多东西，对一些人来说，获得工作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机器人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过剩的，我们将最后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即使这样，这个转型的过程也是十分崎岖的，对中美两国来说，充分就业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财经》：总体上来说您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泰勒·考恩：是的，但是短期转型的过程会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痛苦比人们预想到的还要痛苦。我们有大萧条，在1930年代时美国政府对于大萧条并没有很好的应对，你们政府已经前瞻性的进行调控了，不管政府做什么，不管决策者有多智慧，这个转型的过程都会是非常痛苦的，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解决。
《财经》：“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会使得中国过剩的产能输出吗？
泰勒·考恩：这也不会改变，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会花费很长时间，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当下的问题。（文章源自 《财经》，作者:由曦）
